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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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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梦如 研究员
吴飞，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孙梦如，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业的商业模式、生产过程、运作实践以及相应的社会功能都架构于现代社会的技术逻辑与价值理念之上，数字时代的新闻业正面临着重塑与变革，现实社会趋向流动、轻灵的现代性转变，去工业化、去仪式化、去权威化等新情境在新闻业具体实践中相互缠绕。“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摧毁了现存的制度”以及“媒体体系的内容，特别是新闻业”。稳固的、组织化的工业逻辑转变为流动的、网络状的数字逻辑，量化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态，人的身体、思维状态都已逐渐数据化。机器逐渐处于人类主体性的中心，不仅运行于人类记忆的深处，还运行于人类感性、感受与无意识幻想的深处。但是数字技术仅仅为新闻业提供了外部轮廓，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期望、实践、可能与限制，新闻业内在机制的转变仍然来自变动的社会环境，流动的现代性塑造了新兴的数字新闻实践，传统新闻学与数字新闻学在理论体系方面呈现“解构性继承”关系。这种生态变化给新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Blumler和Cushion认为，“如果新闻学研究变得过于与世隔绝，只关注新闻生产的实践世界、快速发展的科技变革、未来的融资模式，或是去比较专业身份，那么，新闻学与公民价值观的根本关系将来可能会变成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诚然，“包括数字技术的角色、新闻用户的主动行为、传统新闻理念的变迁、新闻学学科发展等研究主题都保持着相对稳定或上升的研究趋势，新闻职业身份、新闻学研究方法等少量主题呈下降趋势”。数字技术改变了新闻业的稳固状态，促使新闻不仅成为信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事实与观点界限模糊，逐渐泛化，也使其从业者愈发技工化。注意力经济、社会行动者等挤压了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空间，理性、公共、民主、客观等价值逐渐远离数字时代的新闻业，技术性的生产、连接、信息交往成为平台内容生产的“专业主义”逻辑。习近平在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所致贺信中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强调要“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文将从建构数字文明视角入手，分析数字新闻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基本路径。
数字新闻之“数字”不仅仅是描述新闻的一个词语，或新闻的一种特殊属性，而是有着更丰富的意义。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形式逐渐融入数字沟通的传播实践，使“新闻学从职业和专业机构的眼界向‘人类传播实践’打开”。由电子通信技术构成的新的社会结构蕴含着网络化的逻辑，这种新的社会环境将人类以往的传播方式，即口语、书写乃至视听模式等重新组合，以一种“内爆”的形式改变了人们以往的认知。认知的改变，不仅包括时空的重组、重叠、弯曲、并列，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时代的空间成为一种可塑造、可重组、非线性流动的空间，印刷时代的“字母心智”已在数字技术无缝影响下转变为一种“互联网心智”。在这样的情境下，理性、情感、娱乐、严肃、私人、公共、真实等概念都发生了变化。数字技术与现代社会的变化互为因果，二者在相互作用中发展，数字技术变化引起社会变化，而社会变化进一步诱发数字技术变化。在数字时代，人的传播网络向机器的信息系统让步，数字系统成为机器主体（machine subject），并有了言说的机会。大数据、区块链、虚拟现实、城市大脑、5G技术等，重构了人的社交模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社会越来越数据化、信息化、平台化。平台作为一种可编程的系统，塑造着人的生活世界。数字技术的可供性推动社会圈层化，每个人都成为网络的一个节点，在关系和文化的作用下，形成被大大小小圈子分隔的网络社会。弥漫新闻（Ambinent Journalism）依托广泛、即时、流动、轻量（lightweight）、永远开放的传播系统，使Facebook、X(原Twitter）等社交平台促进新闻、信息或准新闻形式（para-journalism forms）以片段化的形式从官方或非官方渠道即时传播，其依赖于围绕媒介所建立的感知系统和意识系统（awareness system）提供的永远在线的收集、传播、分享、展示新闻和信息的手段。数字社会研究的物质转向照亮了原本隐而不彰的数字技术所依存的物质对象，这也为数字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方向，如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视角的技术、物质、人类等不同行动者的相互塑造。数字新闻业面对的客体愈发复杂化，算法、技术公司、软件、硬件等不同形式的物质影响着数字技术的嵌入。数字技术是数字沟通网络中的非人行动者，具有开放性、可移动性、永久连接、线上线下互动等潜能。技术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嵌套的可供性（nested affordance），促使信息网络呈现更加复杂的技术样态。拉图尔等人发展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多元行动者的视角透视技术如何影响新闻实践。从印刷报业开始，新闻便与技术紧密联结，数字逻辑对新闻业的影响与具体的语境密切相关。技术行动者直接参与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机器人新闻、无人机新闻引发新闻主体性、算法伦理等问题。技术形塑了新的媒介生态系统，改变了新闻生产的基本形态。技术行动者的参与也改变了新闻业的信息环境，社交媒体平台成为重要的信息“集装箱”。职业新闻从业者虽然褪去了职业权威的光环，游走于职业新闻人和普通个体之间，但在“元新闻话语”的型构中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疫情时代，人们对专业信息的渴求也体现了新闻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信息的不可替代性。互联网带来的随时随地的“在线链接”塑造着新传播、新交往和新关系，使今天的新闻业出现了新的“金字塔”。技术嵌入新闻生产实践，逐渐形成以人为中心的新闻、技术支持的新闻、技术嵌入的新闻以及技术导向的新闻等不同类型。人类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数字媒介技术参与新闻活动，但需要依靠技术增强新闻生产的能力。在技术导向的新闻实践中，技术行动者被认为是新闻机构中的关键代理人，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行动者，进而形成了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数字技术的网状拓扑模式使多元行动者进入新闻生产场域，并逐渐多元化。数字社会中的智能化新闻生产与多元行动者改变了新闻生产的生态。新闻生产逐渐成为多元主体的实践过程，形成了专业新闻人士与其他新闻生产者关于新闻规范性理念、知识权力控制、社会意义网络的动态竞争网络。技术成为重要的行动者，联结、开放和过程性成为未来新闻活动的显著特征。数字技术对新闻产品的形态也产生了影响。数字新闻时代，软新闻与硬新闻、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构、观点与事实、感性与理性、新闻报道与文学写作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职业新闻机构对“硬新闻”的生产不再具有垄断性，个人也可在社交媒体中模仿专业新闻的核心理念进行新闻实践。机构新闻业开始使用社交平台短新闻与专业性报道结合的模式，尤其是在新闻记者不能很快到达现场的情况下，用户生产内容或视频监控拍摄便成为数字新闻业新的选择。用户在新闻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闻的专业控制与大众参与的开放性之间产生巨大张力，组织化的新闻业扮演了策展人的角色。数字生态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超级把关人”的不稳定性上。新闻的生产和传播逐渐变为“新闻机构—平台媒体—用户”甚至“平台媒体—用户”的模式。数字流量已经嵌入新闻生产的逻辑之中，并因语境变化而有不同的影响力。数字平台成为“超级把关人”，不仅参与职业新闻业和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把关，也为自身用户选取、聚合、传输内容，提供新闻服务。数字平台的把关不是单纯地对信息过滤，而是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过滤信息、催生新的议题。“网络把关”被定义为行动者通过可对话的社会性实践进行协作，连接精英和群众，以确定信息的相关性。“后真相”描述的是人们对主流媒体缺少信任与依赖、社会缺失共同认知和判定事实的基础的状态，主要表征是对情绪影响力的追求超过了对事实真相的寻求，以及“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但启用“后真相”这个词，“不足以证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需要事实、不关心真相的时代”。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人们对共同体、自我身份、个人隐私乃至政治参与等的认知，尽管数字新闻仍与公共传播息息相关，但正如Zelizer所言，数字技术正在逐渐改变新闻学，使我们难以识别技术变革带来的有害影响，让人们忘记新闻业应当有稳定的内容。
新媒体环境下，媒介学者对传统新闻业的研究基本都是在“双重语境”下展开的，即替代性新闻生产模式的“变革语境”与专业主义的“职业语境”，两种语境相互对立又相互交织。数字新闻学研究立足于数字新闻实践，多元化的信息生产者、替代性媒介已逐渐消解了职业新闻的权威性、合法性，数字技术对新闻生产过程产生深刻影响，甚至重构了新闻采集、报道、撰稿、分发、消费等过程，技术与社会语境的变革促使一种新新闻学范式建立。2019年，Ekstrm和Westlund提出“数字新闻认识论”（Epistemologies of Digital Journalism）概念，关注数字新闻语境下记者在事实判定、新闻生产以及内容传播过程中的认知与实践活动，讨论新的媒介技术是如何影响记者进行事实的获取与判断，又是如何改变记者对真相的认知的。2020年传播学期刊New Media & Society推出特刊讨论数字新闻认识论问题，探讨数字媒体下的内容生产如何重塑新闻业的认识论，并通过案例分析在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变革和挑战下记者如何获取信息并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例如，Tenenboim和Kligler-Vilenchik试图发现新闻知识是如何在受众的参与中被共建的。Matheson和Wahl-Jorgensen重点关注了时事新闻播报在对新闻真相和事实认知进行建构的过程中的独特表现。数字新闻认识论关注数字新闻业如何在数字社会中建立规范体系，并为公众提供特殊的知识样态。在数字社会中，我们依赖的传统观念已经发生变化，新闻的概念、新闻与其他公共传播的界限愈发模糊，新闻专业主义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在数字技术的冲击和社会语境变化的影响下，这一概念所依赖的基础已经瓦解，“透明性”应运而生。透明性是一种视觉隐喻，指涉新闻生产中的开放、公共以及监督。透明性的讨论与自动化新闻生产、算法歧视、用户参与相关。有论者认为，数字新闻的透明性拓展了传统新闻业中客观性所规范的主体，透明性不仅包含内容透明，还涉及平台透明和算法透明。多元主体的参与使新闻真实受到多重真实性的冲击，多元主体共同塑造的数字真实性与印刷时代的真实性不同，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等技术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一项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合成的视频进一步加剧了数字时代的不确定性以及犬儒主义，使人们对网络信息愈加不信任，有意义的公共辩论变得更为困难。这种真假难辨的信息环境，导致民众对网络信息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假新闻的泛滥催生了一种“虚假信息秩序”（disinformation orders），愤怒、仇恨、偏见、谎言影响着公共事务的讨论。网络媒介的社会化扩散使媒介系统的复杂性问题愈发复杂。面对变化的数字新闻实践，传统新闻学的“元话语”是否依然具有合法性和解释力呢？新闻在提供准确信息、传递真善美等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Zelizer指出，新闻业的合法性建立在其提供事实与事件真相的能力之上。数字新闻学的元话语应当回应新闻业的规范性要求与超语境的稳定性，在数字时代数字新闻仍然有提供“高品质新闻”的任务。数字新闻学研究也有赖于多学科的参与。有学者发现，《数字新闻》（Digital Journalism）期刊中的论文有多学科的研究视角。2013—2019年刊发的文章，32%为社会学研究视角，还有技术（26%）、政治学（17%）、商科（10%）、语言学（6%）等视角。得益于多学科的参与和对话，新概念被不断提出，但是数字新闻学仍然缺少体系化研究，在核心概念、理论体系以及方法论等问题上缺乏共识。政治学是传统新闻学重要的理论来源，“意见自由市场”“出版自由”等理论为“新闻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信息来源”奠定了基础。议程设置、民主理论、公共领域、公共舆论等话题在数字新闻学研究中有重要价值，尽管当下“公共领域”等概念已被逐渐解构，但正义、民主、监督等内涵依然是新闻业构建自身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数字时代的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传播形式仍然有促进民主沟通的作用，新闻价值的生成逻辑也仍未脱离现代新闻业。有论者提出，“重建民主的基础设施”，即面对新闻业的结构性危机，重建健康的新闻系统所需的基础设施。这是在强调透明、开放、公共的数字网络，也是在强调民众的平等参与，在消除算法歧视的同时，考虑数字鸿沟问题。新闻扮演了采集、分析、阐释文化意义的重要角色。公共价值始终是新闻业赖以生存的价值内核，也是作为民主社会和公共生活重要行动者的新闻业为社会发展提供的独特贡献。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理念，着眼于新闻业的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力图促进一系列的互动和参与，以满足公众增强自我透明度、自我表达、身份体现等的需要。Blumler和Gurevitch认为公共传播存在危机，公共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去政治化的”，是“犬儒主义的过度传播”，存在“过于简化、高度贬义的刻板印象”，“越来越少的政治传播服务于公民”，公民沟通的纽带即使没有被切断，也已呈现严重危机。面对数字时代公共传播的危机，Nielsen提出，新闻对民主的承诺在于“为人民提供相对准确、可获取、多样化、相关和及时的独立制作的公共信息”。在当代生活之外，新闻也有“构建”历史的责任，新闻的议程设置能否实现史学记录的要求是职业新闻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综上，数字新闻理论研究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作为当前新闻业社会背景的“数字社会”有哪些具体特征？如何理解“数字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对新闻学的影响？（2）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社会变革如何影响新闻学？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研究对社会变革又有怎样的回应？（3）媒介技术发展以及媒介学和技术哲学的理论革新，为新闻理论范式创新提供了怎样的可能性？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的诞生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知识与信息成为最重要的财富与价值，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后工业社会”。卡斯特进一步提出“网络社会”的概念来形容这个开放化、网络化、一切都处于关系之中的社会。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平台、算法、二进制代码包围的高度数字化的世界中，“数字社会”成为社会的最新形态。社会转型呼吁知识转型，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重构社会科学范式是保持社会科学解释力的关键。传统新闻学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大厦都建立在“现代性”这一基座之上。现代性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学界对现代性的共识是其与启蒙相伴、与理性相伴、与科学和法制相伴，是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前现代”教权、封建王权压迫而建构起的一套以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与思想文化体系。在现代性的宰制下，社会像机器一样精密地运转着，一切都被理性规划着，任何人、任何组织都需要进入社会而存在。而在20世纪中后期，尤其是信息与数字技术普及后的当代世界，反理性、反思现代性的声音出现，现代性下的理性主义模式受到了挑战。在此背景下，贝克等提出了“第二现代性”，认为社会不再被视为一个具有明确界限的实体，而是呈现了非线性、开放的模糊状态，原有的秩序被打乱，个体也逐渐从外部的社会控制中抽离。这种由“第一现代”向“第二现代”的转向，推动了新闻学由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向新的研究范式转变。具体而言，学者们不再将新闻活动视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按其功能运转，影响社会其他领域，而是认为新闻活动呈现了一种弥散的、流变的发生学状态。Hermida提出“弥漫新闻”概念，展现了一种开放式、碎片化的新闻；Anderson不再拘泥于传统新闻学线性传受模式，借用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的“块茎”模型提出“新闻生态”概念；Deuze则受鲍曼“液态社会”与“流动现代性”的影响提出了“液态新闻”概念；新闻受众也不再被视为被动接受的理性阅读者，而作为个体更多地被连接到网络中，“参与式新闻”“策展新闻”（curation news）的概念也由此诞生；国内学者隋岩提出互联网时代的“群体传播”模式，以区别大众传播时代的线性模式。不过，基于“第二现代”的新闻学研究范式还远未形成，数字社会展现了使社会回归秩序与理性的可能性。如新的数字沟通手段拉近了不同文明的距离，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可能；区块链等数字信用体系使社会更加透明与公平；数字技术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哈贝马斯所说的“未竟的工程”已呈现最新的形态，那便是以开放、包容、共享、沟通、连接、透明为核心内涵的“数字现代性”。基于数字文明的大背景，立足中国丰富的数字实践，重新梳理现代性与新闻理论知识体系间的互构关系，将是新闻学研究重点之一。西方新闻学的诞生，是对印刷、电报等技术引发的传播革命的产物——报业 (新闻业) 的呼应，所以新闻学是主要围绕报刊实践形成的一套规范。尼古拉斯·卡尔认为，“每一种智能技术，都体现了一种知识伦理，即一套有关人类思维如何运作或应该如何运作的假定”，这些技术“对我们思考的内容和方式有着最强大、最持久的影响力”。媒介技术对西方传统新闻学研究内容和学术旨趣影响巨大。中国近现代新闻活动源于西方，却又与西方国家不同。从新闻业角度看，中国现代报业并非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而与外国传教士的报刊活动紧密联系，但中国新闻学并不是西方新闻学的翻版，二者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近代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新闻学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形成了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三部分构成的学科体系。有学者呼吁，要在深厚的历史视野、当今的新闻消费模式以及全球性的新闻活动景观中，看到不同于“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新闻学的可能性，要从非职业层面发现新闻的意义与内涵。陈力丹认为，新闻理论如果不能有效地、令人信服地阐释新闻实践，那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传统新闻理论受到的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已经失去普遍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单一意识形态叙事所带来的新闻学理论真空；二是互联网对新闻业的颠覆性重塑。近些年，重塑新闻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呼声不断，学界也不乏有益的尝试，如常江从本体论层面提出新闻的“生态转向”，陆晔等用“液态新闻”概念对澎湃新闻进行了案例分析。数字新闻理论研究将近年来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一方面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分析新闻学中新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对新概念进行“否思”，即这些概念是否仍是西方意识形态和新闻实践的产物，又能否回应互联网时代中国的新闻实践。中国的媒体融合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以及大数据等技术带来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否思”当前中国新闻学，建构数字新闻理论新范式的重点。数字平台如物理空间般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环境，线上线下互嵌的混合场景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数字技术以基础设施的姿态使人们逐渐成为数字网络的节点，多样化的信息使新闻成为内容网络的分支。在“新物质主义”的影响下，信息传播所依赖的物质技术逐渐被重视，从电缆、基站等有形的硬基础设施到数字界面、算法平台等软基础设施，物质性逐渐成为分析人的数字化生存的重要维度。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推进，数字幽灵渐渐嵌入人的生活甚至身体，“人”的神话已近黄昏，生物、非生物、有机物、无机物将混杂在一起，共同演绎未来人类的故事。这是基于数字智能技术创造的新世界—— 一个“数字共通”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不确定的、真实与虚拟互嵌、理性与情感融合的交往空间，不同身份和价值观的人（甚至是机器与物）连接在一起，不确定性、多元声调、多重真实性弥漫在数字云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人与物、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作了广义对称化的处理。在这个背景下，传统新闻编辑部与新闻活动中的媒介物，如话筒、手机、摄像机，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成为与新闻从业者平等的“行动者”。数字新闻活动已经成为一个由人类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关系性网络”。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物质性变化重构了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关系性网络”，从物质性入手探讨数字新闻是理论研究的新命题。媒介本身的特质给新闻活动带来的影响，也是重新审视新闻活动的切入点。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提醒人们要关注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行为，反思技术对社会实践的影响。数字时代，媒介技术有不断融合和混杂化的趋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如马诺维奇所说的软件、硬件、算法与指令结合的“深度混编系统”，数字媒介可供性，包括消息透明度、内容可见性、可搜索性、网络透明性等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对数字媒介的使用方式，新闻传播活动呈现出新的样态。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民主的关键是公共领域的产生，在其理论想象中，公共领域是一块公地，公民可以平等地进入，不受政府监督或干涉，并能够自主地参与社会公共议题的讨论和辩论。显然，哈贝马斯强调的是同时独立于国家和商业主导机构的媒体系统的重要性。这正是西方新闻学者对新闻业的基本定位，他们期望新闻业可以成为这样的公共领域：（1）必须提供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掌权者和希望在那些领域掌权的人的细致报道；（2）必须有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法区分真实和谎言，或者至少防止因说谎者的不负责任导致国家陷入灾难；（3）必须将所有人的信息需求都视为正当的，尤其要保护那些经济和政治权力最小的人；（4）必须就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提出广泛而富有见地的意见。大体而言，人们期待新闻业成为社会的预警系统，可以对社会危机进行有效、准确的预测和研究，并能够通过辩论获得解决方案。中国现有的媒体体制是将新闻业看作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强调党管媒体不变，并引进商业力量以提升媒体活力，同时对商业力量的过多干预保持高度警觉，反对媒体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这是与西方新闻学政治基础的根本差异。中国新闻业要求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公民权利的“守望者”，是党、政府和人民的“看门狗”，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想象。中西方新闻业的核心区别是，西方将公民与政府切割开来，新闻业成为“第四权利”，成为监督政府的外在力量，而中国政府强调人民性就是党性，新闻业自然就成了整体社会机体的内在联结性力量。数字新闻业呈现融合开放态势，平台和渠道多重融通，数字新闻生产和消费的边界逐渐消弭，开放的理念是数字新闻生产的内驱力量。公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新闻生产活动，与其他多元行动者共同融入包括共享文档、事实核查、新闻评级、调查性报道等创新性新闻实践之中，“一方面促进了新闻多样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新闻即时性效果，亦有助于更好地反映不同社会背景和社会群体的诉求进而减少新闻报道可能存在的偏见问题”。可见，数字传播生态颠覆了传统新闻业的基本存在方式，尤其是依靠广告收入支持新闻媒体正常运作的模式，使传统新闻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但无须过于担心，数字新闻定会随着社会发展逐步完善或出现替代方案，毕竟新闻消费的需求，尤其是对硬新闻的刚性需求并没有因为传统新闻业的衰落而减少，人们对优质新闻报道真实、全面、公正、客观品质的要求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虽然新闻的表达方式、叙事模式，以及参与者、发布平台等都有极大改变，但正面宣传模式没有变，党管媒体的模式也没有变。数字传播是不同个体不约而同的自觉选择叠加而成的，其形成是人类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它不是有目的的规划，甚至也未经参与者广泛商议，体现了哈耶克最看重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的生成是无声无息的，其过程中没有强制，也没有对个人自由的伤害。数字传播时代的新闻业是一条正在形成的“乡间小路”，虽然有多个不同的前行方向，但只要未来的新闻业可以提供人们所期望的新闻服务，适合数字智能时代由多元主体参与的新闻业的新秩序就会在开放的社会互动中逐渐显现。虽然仍存在未经核实的信息和非理性的声音，但分布式的网络结构使已有信息更容易修正，真相和真理终会到达。数字世界必然是一个众声暄哗的空间，有真理也有伪善，有正义也有阴谋，有理性的对话也有数字点击主义，但数字世界的重要价值就体现在为更多的参与者提供机会，让在传统媒介时代的“不可见者”有更多被看见的机会，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界，是一个欢乐与苦难、阴谋与正义纠缠的充满烟火气的真实世界。但要注意的是，在数字领域各种政治权力更具隐性操控能力。超级数字商业性平台以技术黑箱的隐秘模式连接全球信息网络，虽然Facebook、X等平台宣称其算法具有中立性，谷歌也宣称其搜索是一种“民主选举”，以点击量进行排行，但数字平台企业并非中立机构，有大量不为人知的黑箱，此时对算法的透明性、平台的垄断性以及数字领域各种扭曲传播现象的深入分析，就显得极为重要。总之，在数字文明建构的过程中，数字新闻学需要重新审视和更新传统新闻理论，将“数字性”作为核心变量纳入新闻理论体系，这不仅包括对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重新定义，也涉及对新闻真实性、客观性、专业性等核心概念的再思考，还要重视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对新闻业的影响，研究如何将这些技术应用到新闻采集、制作和分发中，提高新闻质量和生产效率。在数字传播语境下，数字新闻学须关注新闻叙事方式多元化、个性化和情感化的变化，将数字思维融入新闻理论和实践，重视数据分析，深入观察智能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还须看到新出现的伦理和法规问题，如有关隐私、信息安全、版权、虚假信息传播等的问题，这为数字新闻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新闻学研究理论创新，为新闻实践提供了指导和支持，保障了新闻的公正性、客观性和真实性，但由于现实问题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超越了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边界，所以多学科深入合作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更好地从理论、技术、用户参与、伦理道德、人才培养、政策监管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为数字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
责编|刘扬
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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