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日根 教授
1.浒浦鱼市的环比变化
民国《渔况》中记录了1930—1932年浒浦鱼市的交易记录。其中，各年记录并不是逐月录入，这意味着鱼市并不是全年开市，而且各年的开市月份亦有差别。兹以记录月份较为连续的1931年为例，分析单年鱼市的环比变化状况。
浒浦鱼市经销的水产远不止黄鱼、鲞鱼两种。1931年4月主要销售小黄鱼、咸黄鱼、刀鱼、鮸鱼、白吉鱼、鲈鱼和河豚等；5月是小黄鱼、鳓鱼、鲥鱼、白吉鱼、鲈鱼、马鲛鱼、鮸鱼、油桐鱼、冰黄鱼和鲚鱼等；6月以鳓鱼、带鱼、马鲛鱼、冰鲜黄鱼、油桐鱼、鲚鱼、白虾、白吉鱼、鲈鱼和尖角鱼为主；7月以咸带鱼、鲈鱼、尖角鱼、油桐鱼、鳓鱼、鲈鱼、白吉鱼、白虾干、大口鱼干、海蜇为多；8月主售带鱼、条鱼、鳓鱼、鲈鱼、鲢鱼、白虾、白吉鱼和鳘鱼等；10月销售咸带鱼、白吉鱼、咸鳗鱼、咸支鱼、大口鱼、咸鲤鱼片、咸鲈鱼与咸蟹；11月是带鱼、鲤鱼、支鱼、咸蟹、鳗鱼、鲈鱼、青鱼与虾干等。在7个月的开市过程中，长江与外海的鱼类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每个月均有不同种类的鱼货可供选择，较为特殊的时令性鱼类如河豚与刀鱼，仅在特定月份上市。冰鲜鱼类仅有冰鲜黄鱼在五六月份销售。由于黄鱼汛持续时间较长，渔船往返耗时颇久，须选择冰鲜方式来保证黄鱼的质量。同时，记录中冰鲜鱼类数量少，或可推断大部分渔船都是在捕捞渔获后，就立即进入浒浦转销，而没有中途停留其他鱼市，避免了鱼货保存不佳的情况。此外，入秋后腌制水产品开始大量涌入市场，这说明秋季鲜活鱼类的产出并不如上半年那样集中，因此腌制水产品成为秋冬季节渔获量减少后的市场选择。
浒浦鱼市主要经销长江与外海的水产品，因其品种繁多，对其价格与销量的变化很难做到逐个回溯，因此本文选取外海所产黄鱼与长江所产鲈鱼这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经济鱼类进行分析。
浒浦鱼市1931年4月上旬有350担小黄鱼、600担咸黄鱼，中旬有400担小黄鱼、1000担咸黄鱼，下旬有150担小黄鱼、1500担咸黄鱼，每担市价分别为16元、15元、12元、12元、10元、10元；5月上旬有8000担北洋小黄鱼、1500担南洋小黄鱼，中旬有12 000担北洋小黄鱼、5000担南洋小黄鱼、200担南洋冰鲜黄鱼，下旬有7000担北洋小黄鱼、5000担南洋小黄鱼，每担市价为9元、8元、9元、8元、12元、9元、8元；6月上旬有120担南洋冰鲜黄鱼，下旬有30担南洋黄鱼片，每担市价为14元和9元。不难看到，黄鱼的上市时间与黄鱼汛是匹配的，黄鱼汛主要是在3到5月，6月上旬仅有较少的黄鱼捕获量。相对刀鱼与河豚而言，黄鱼捕获量更多，兼具一定季节性，可以较好地反映外海渔获的市场销售情况。
首先，虽然除了新鲜黄鱼，进入浒浦鱼市的还有咸黄鱼、黄鱼片等腌制品与冰鲜黄鱼等冷藏品，但后者并不是黄鱼上市期间主要的销售类型，其流入数量完全不及新鲜黄鱼。除咸黄鱼能够保持4月全月销售外，5—6月份的冰鲜黄鱼与黄鱼片均只在某一旬少量上市。这表明浒浦鱼市的黄鱼贸易强调新鲜度；作为新鲜黄鱼替代品的腌制黄鱼与冰鲜黄鱼的市场反响不甚理想，不能稳定、连续地获取市场份额。
其次，从月度市价与数量来看，5月份黄鱼的市场供应量达到最高，但其市价则处于低谷。原因有二：一方面市价与市场供应量成反比，市场供应量过多造成市价没有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新鲜黄鱼直接进入市场，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投入，渔获附加值较低，也就很难提高市价。同时，5月的黄鱼市价上、中、下旬均保持着稳定，且受鱼行的干预，较少受市场供应量变化的影响。相比之下，4月的黄鱼市价则在逐旬走低，这一变化同样无关于市场供应量。由此，我们推定浒浦鱼市每月上、中、下旬会事先为不同鱼货订立相应的市场价格，渔业管理部门行政干预的色彩亦较为明显。
复次，尽管对黄鱼存在预先定价的可能，但是市价与黄鱼汛应当具有关联。显而易见，4月黄鱼初上市时，作为时鲜货，其价格较高合乎情理，渔汛捕捞开始后则逐渐降低。5月渔汛情况稳定后，市价回落并保持一个月之久。同时，4月未标明黄鱼产地，5月黄鱼则产自北洋（南通吕泗渔场附近海域）和南洋（浙江舟山渔场附近海域）。如果要保持5月的黄鱼供应，就不会是全部由本地渔船进行捕捞。换言之，如果浒浦本地或外地渔船的容量不足，进入黄鱼渔场后就会很快返航，因此4月黄鱼初汛只有少量的渔获。而从北洋和南洋返航，进入长江口，再前往浒浦则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就会造成大量黄鱼上市延宕至5月，大量黄鱼入市后，其价格便不再居高。
最后，关于腌制黄鱼与冰鲜黄鱼的价格。4月咸黄鱼每旬的市价与新鲜黄鱼的价格变化保持同频，而且与自身市场供应量呈反比。咸黄鱼的市场供应量在各旬均多于新鲜黄鱼，而两者价格则不相上下。在4月大量黄鱼尚未入市时，咸黄鱼可以凭借储藏优势，暂时占据市场。但5—6月份仅有一旬的黄鱼片贩售，且价格与数量俱不甚理想。这是由于天气渐热，腌制品保存不易，稍有不慎就会变质，造成入夏后腌制黄鱼很难占据市场。冰鲜黄鱼仅在5月中旬与6月上旬销售，6月价格高于5月。新鲜黄鱼在运输途中出现损耗，尤其是5月中旬新鲜黄鱼市场供应量最多，基数越大，新鲜黄鱼的死亡率也就越高，因此冰鲜黄鱼便填补了份额。至6月新鲜黄鱼彻底退市后，无论何种形式的黄鱼出现在市场上，都是奇货可居，因此即使冰鲜黄鱼数量少，但价格直逼4月黄鱼初上市的时鲜价。
长江鲈鱼的市场行情则与黄鱼迥异。以1931年长江鲈鱼的销售为例，4月上旬有6担，下旬有10担，市价均为14元；5月上旬有6担，中旬有6担，下旬有10担，市价分别为16元、15元、14元；6月上旬有12担，中旬有20担，下旬有12担，市价分别为12元、11元、11元；7月上旬有6担，中旬有5担，下旬有50担，市价均为12元；8月上旬有6担，中旬有8担，下旬有10担，市价均为12元。此后至年底再没有鲈鱼贸易的数据。可见，进入秋冬季节后，无论是长江鱼类还是外海鱼类，都会因为渔获量减少、渔业活动难度增加，导致鲜鱼慢慢退出市场。
针对长江鲈鱼的市场情况，有两点值得讨论：一是各月鱼市记录中均未出现腌干鲈鱼或冰鲜鲈鱼。浒浦作为滨江城镇，本地渔民扬帆入江便可以获取新鲜鲈鱼，不需要借助冰鲜船来保证其新鲜度。各月的鲈鱼市场供应量不多，说明鲈鱼并不是浒浦鱼市支柱型的经济鱼类，腌干胪鱼也就更没有市场需求。
二是从整体价格来看，长江鲈鱼与黄鱼的最高价持平，而最低价则是前者比后者高。黄鱼在各月各旬的数量均高于鲈鱼，鲈鱼由于市场供应量较少而拥有更高的价格亦属合理。4月和5月鲈鱼销售价格较高，同黄鱼一样享有刚上市的时鲜价，加之市场供应量不多，价格可以在两月内维持较高的水准。6月至8月随着鲈鱼数量增加，价格回落并保持稳定。但是鲈鱼市价与市面数量并不存在常规意义上的反比关系。如7月下旬市场供应量增至50担时，市价并未因数量陡增而出现下降。这进一步说明，浒浦鱼市会统一确定每旬鱼货价格，因此，市场供应量并不是鱼类市价变化的唯一主导因素。
由上可知，浒浦鱼市以海鱼为主、河鱼为辅。两大鱼类虽然市场供应量差异较大，但市价并不存在巨大落差，这表明浒浦鱼市注意到不同鱼类的渔汛差别、运输成本不同与捕捞难度悬殊等问题，不完全依赖鱼市本身的供需关系进行价格调节，而是人为制订价格标准，减少了供货量、供求关系变化可能引起的价格波动。
2.浒浦鱼市的同比变化
鉴于《渔况》对1930—1932年浒浦鱼市的各月记录并不完整，我们选取了这三年中均有记录的7月，以及鳓鱼这一代表性鱼类进行分析：1930年7月上旬有100担，中旬有100担，下旬有1.4担，市价分别为14.6元、10.5元与14.6元；1931年7月上旬有60担，中旬有80担，下旬有40担，市价均为12元；1932年上旬有1600担，中旬有500担，市价均为11元。
同黄鱼一样，鳓鱼也是我国沿海的主要经济鱼类之一，二者的汛期也大体同步。根据前文，新鲜黄鱼在6月基本退市，而新鲜鳓鱼的销售期则更长。但6月与7月甚少腌干或者冰鲜的鳓鱼制品流入浒浦鱼市，一是由于鳓鱼的供应量本来就少，二是因为太湖流域并不是鳓鱼的主要经销地。
1930—1932年每年7月除中旬外，鳓鱼价格是逐渐下降的。同时，鳓鱼每年同月中各旬市价极为接近，但不同年的差别则较大，上旬鳓鱼市价的变化幅度分别为-18%和-8.3%，中旬变化幅度分别为14.3%和-8.3%，下旬变化幅度为-18%。
鱼类市价必然高于收购价。假设收购价不变，当渔民提供的渔获数量达到临界值时，便会开始边际效益递减，即如果渔民继续提供渔获就不会再获得收益。因此，渔民的收益并不完全取决于市价支配下的收购价，也受制于其对供货量的把控。但实际上，收购价不会一成不变，因此在双变量的交互作用下，渔民的收益会下降得更快。
上述推论是建立在鳓鱼单一品种的同比分析之上。为了验证其准确性，及其对其他鱼类的适用性，首先要确定的是鱼市记录中每旬市价是否为固定。在1932年11月鱼市记录中，可以看到不同鱼类的最高市价与最低市价既可能相同，也可能相差较多。如果最高市价与最低市价相同，那么最后存在的单一市价可以被视为固定市价；如果最高市价与最低市价有出入，那么最后存在的单一市价或可被看作平均市价。正因为这两种假设在实际记录中均会出现，恰恰证明了每旬市价都存在波动，只是波动幅度或大或小。其次，在每旬市价存在波动的前提下，如果单一市价等同于最低市价，渔获的收购价不可能高于最低市价，市价和收购价也不会完全由市场供应量来决定，收购价、市价与市场供应量之间就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但是会有一个大体趋向，即某种鱼类初上市时价格较高，这不仅是因为市场供应量不够多，还因其收购价格高。当渔民稳定供货后，市场供应量就会逐渐达到饱和。为避免积压，鱼市就会选择稳定市价来保证持续清仓。换言之，渔民收益的边际递减实质是从市场供应量饱和、市价稳定开始的。最后，边际递减效应引入后，渔民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就是尽可能不让市场供应数量充分饱和甚至溢出。但实际情况是渔民为了将自己的渔获尽可能全部售出获利，会选择与其他贩售同种鱼类的渔民形成竞争关系。在不超出最低市价的情况下，收购价实际是由鱼行与渔民私下订立的。因此，渔民相互争利，最后的收益者是鱼行，即鱼行可以利用渔民的竞争心理，来寻求最低收购价，进而借助市价赚取差额。
1.如皋鱼市的环比变化
1931年，如皋鱼市是在6、7、8月与10月开市经营，尽管只有这4个月的数据，但可借此一窥其单年的环比变化。如皋鱼市6月主要销售虾米、蛏干、蛤干、虾皮、泥螺、蚌、沙蟹、蟛蜞等，7月主要销售虾、蟹、海蜇、蚌等，8月主要销售蛏干、海蜇、鮸鱼干、蚌、蟛蜞、泥螺、蟹酱等，10月主要销售蛤干、蚌、蛏干、蜇皮、蜇头等。可以明显看到，夏秋两季的如皋鱼市几乎是围绕介壳类水产展开销售的，不仅有泥螺、蚌等这类新鲜捕捞的水产，也有如虾米、蛏干、蛤干之类的加工品。如皋鱼市总体上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大部分的介壳类水产及其加工品几乎不会受到季节因素的较大影响。即便是在上市水产品种较少、保鲜难度较大的7月，也能够保持各种介壳类水产数百担的供应量。二是不论海洋鱼类还是内河鱼类，在如皋鱼市的供应均极为不稳定。如鲸鱼肚只在6月上市后便不再出现，河豚干则是在8月上市后便不再出现。
本文以1931年6至8月及10月均有销售的海蜇与蚌为例，进行环比分析。1931年6月上旬海蜇20担，每担8元；中旬蚌1200担，每担4元；下旬蚌800担，每担3.5元。7月上旬海蜇200担，每担3元；中旬蚌700担，每担3元；下旬海蜇500担，每担3.2元。8月上旬海蜇头400担，每担9元，蚌3000担，每担25元；中旬海蜇7000担，每担4.6元，蚌5000担，每担3.4元；下旬蚌5900担，每担7元。10月上旬海蜇头300担，每担11元，蜇皮100担，每担25元，蚌600担，每担4元；中旬海蜇头330担，每担11元，蜇皮70担，每担28元，蚌750担，每担3元；下旬蚌300担，每担3元。
根据担数，8月是海蜇与蚌大量上市的时期，这与很多鱼类水产尤其是鲜鱼的上市时期是完全不同的。8月天气炎热，很多鲜鱼如果不就近销售或是以冰鲜方式贮存，就很难维持较长的上市时间，加之如皋鱼市处于长江口的腹里位置，在夏季旺发的海蜇与蚌便成为其主要产品。以每担价格而言，海蜇与蚌的价格浮动没有线性规律，但最低价格在这4个月均未低于3元，或可认定海蜇与蚌乃至其他介壳类水产存在一个最低的市场标准价格，也不存在担数越多每担价格越低的情况，说明如皋鱼市具有自适应的价格调整机制。
从价格上看，河蚌相对稳定，除8月有一定涨幅外，基本维持在每担3—4元。河蚌作为如皋地区较易获取的水产品，只要保证其稳定的供货量，价格便不会发生较大波动。海蜇价格则变化较大，特别是当蜇头与蜇皮分开销售后，价格更是直接分化。蛰头单独出现在市面就已拥有比整个海蜇更高的市场价，而蜇皮上市后，其单价高于蜇头，应与当时蛰皮供应量远少于蜇头相关。
2.如皋鱼市的同比变化
为了便于对比，本文选取1931年和1932年7月的如皋鱼市记录。1931年7月上旬有30担虾、200担海蜇，每担市价分别为6元、3元；中旬有570担蟹、700担蚌，每担市价分别为2元、3元；下旬有300担蚌、500担海蜇，每担市价分别为2.4元、3.2元。1932年7月上旬有6000担海蜇、3500担梭子蟹、6担鲸鱼、11担鲨鱼、50担黄鱼、800担虾酱，每担市价分别为10元、0.5元、13元、9元、8元、3元；中旬有6000担虾皮、200担蛤干、500担蛏干、5000担蚌，每担市价分别为11元、72元、80元、2元；下旬有3000担蟹、5000担泥螺、2000担蚌，每担市价分别为2元、3元、2元。根据分析，如皋鱼市的同比变化有如下特点：
首先，只有1932年7月上旬出现了数量较大的鱼类贸易，而在其他时间内，基本是以虾、蟹、蚌、海蜇等非鱼类水产为主。而且如皋鱼市也无法以较少的市场供应量来维持长期稳定的鱼类销售。这一点从黄鱼数量便能看出端倪。7月黄鱼基本退市，理论上市场上的鲜黄鱼能够拥有较高的市价，但如皋鱼市上的黄鱼市价反而不及浒浦鱼市黄鱼即将退市时的最低价格。这说明如皋鱼市并不长期经营鱼类，某一个时段突然增加的鱼类销售与如皋鱼市长久以来的经营趋向相冲突。
其次，1932年7月上旬如皋鱼市销售的鱼类，多来自外海。除黄鱼、马鲛鱼、鳓鱼等常见的经济鱼类外，还有鲨鱼、鲸鱼等大型海洋鱼类。这一点在同期的浒浦鱼市记录中是很少见到的。
再次，非鱼类水产及其制品的种类更为丰富。1931年如皋鱼市销售的是新鲜的非鱼类水产，而在1932年增加了虾酱、虾皮、蛤干与蛏干四种非鱼类水产加工品，且加工品的市价基本高于新鲜水产。这说明如皋鱼市并不满足于新鲜水产的销售，而是意识到可以通过生产具有更高产品附加值的加工品来获得更多利润。同时，1932年增加了梭子蟹这一海产品，市场供应量多，市价极低，但只销售了一旬。
最后，如皋鱼市的水产特别是介壳类水产的数量在这两年内是大幅增加的，但市价并未因此而下跌，海蜇的市价甚至有所攀升。可见，在以介壳类水产为主的如皋鱼市，其市价也是相对稳定的。
正如上表所示，上海鱼市并不经营长江鱼类或内河水系所产的螺蚌等，这与浒浦鱼市或如皋鱼市都有着巨大差异。同是1931年7月，浒浦与如皋的鱼市已经有水产加工品销售，而上海鱼市仍在销售大量新鲜海鱼，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拥有优越的临海位置，加之鱼类保鲜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海鲜消费在上海地区的流行形成了新的市场导向。
1.关于开市时间
与浒浦、如皋鱼市不同，对上海鱼市的记录只分为上下半月。这是因为上海鱼市每月开市两次，每次持续15天，而浒浦、如皋鱼市则每月开市三次，每次持续10天左右。后两者很难像上海鱼市一样借助区位与技术优势，增加并确保水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因此兼营外海与河湖鱼类的浒浦鱼市会出现部分鱼类断货，海鱼与河鱼同期或交替上市，大量腌干鱼类代替新鲜鱼类进入市面的情况，而主营介壳类水产的如皋鱼市则会出现少量鱼类短期上市，大量水产加工品接替新鲜介壳类水产上市的情形。
2.市价的单月变化
可以明显看到，上海鱼市少部分鱼类的市价在上下半月基本保持一致，它们受到市场供应量影响的可能微乎其微。如鱏鱼7月上半月的市场供应量是下半月的两倍有余，但市价仍然不变；乌贼7月上半月的市场供应量同样是下半月的两倍之多，但市价的总体涨幅非常小。表面上看，主要经济鱼类的市价与市场供应量构成一定的反比关系，实则不然。以大小黄鱼、鳓鱼、马鲛鱼和鲳鱼五种重要的经济鱼类为例，前四种在下半月的数量大减，最高市价基本涨幅为1至2元，最低市价的涨幅均在5元以上。按照市场规律，鲳鱼的市面数量会随之增加，其整体价格则会下降，但最高市价不变，最低市价反而上涨。大部分经济鱼类的最高市价代表着市场承受能力的临界线，市场供应量的变化无法突破这一临界线，最低市价则代表着利润空间的下限，其价格上涨更有利于市场发展。
3.市价的横纵向比较
1.浒浦鱼市
浒浦是一个开放性的渔港，并且本地渔业逐渐向浒浦与福山两镇集中，但渔民数量在较长时间内并没有大幅增长。因此，浒浦鱼市的大部分贸易量实际上是由外来渔船与鱼货支撑的。如1929年共有17种鱼类运抵浒浦鱼市，产地分别为南洋、北洋、山东、天津与辽宁等，并通过浒浦销往太湖流域的大部分市县。
外地鱼类的入市极大地丰富了浒浦鱼市的鱼类品种，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产地来看，这些鱼类不仅来自长江口最为重要的北洋和南洋两个渔场，还包括山东、天津和辽宁所在的渤海湾区域。这表明，当时东部沿海的外海渔业并不仅限于本区域内循环，部分外海渔业资源反而向长江口区域流动或倾斜。这是一种良性的发展趋势，外来鱼类弥补了浒浦鱼市自身海洋鱼类不足的情况，外来渔民也在浒浦找到了相应的市场，这不仅拓展了海洋鱼类的销路，还打破了原先自给自足的小范围散户渔业经营，形成了一个东部沿海渔业大范围循环的市场。
就运销地而言，这些外来鱼类尽管是在浒浦上市，但并不完全由浒浦本地消化。大部分渔获被转销至浙江北部、苏州全域、上海松江以及上游的常州、无锡。从宏观来看，外地鱼类的最终销往区域主要是以太湖流域为主的周边城镇。这片区域以河湖鲜鱼为主，虽然可以通过腌干或冰鲜的方式获取海洋鱼类，但难以保证数量。即便有上海鱼市这样较大型的鱼市，也无法凭借单一鱼市满足如此大的需求量，浒浦鱼市发挥的作用正是吸引外地渔船进一步进入长江口，利用浒浦适中的地理位置与渔业发展的经验，形成了一个新的渔业贸易枢纽。
另外，根据1930年12月上旬的记录，浒浦渔获“率多来自外帮”：奉天孤山大口鱼干160担，平均售价每担12元；大口鱼片200担，每担7元。山东鲜带鱼350担，每担14元；烟台鳓鱼9担，每担11元，油桐鱼8担，每担7元6角。浙江青鱼20担，每担23元；湖州鲢鱼30担，每担13元；阜宁鲻鱼片20担，每担14元，咸鲈鱼20担，每担13元，咸鲤鱼15担，每担16元，咸蟹30担，每担15元。浒浦本地产杂鱼虾20担，每担12元。这不仅验证了整个东部沿海的渔业处于一个统一大市场内，而且“平均售价”一语也证明了各月各旬市价记录的实际上是平均价格。我们还能看到，部分地区尤其是浙江湖州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河湖鱼类的产地，又是海洋鱼类的运销地。这表明浒浦鱼市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外海鱼类在长江口内区域销售的平台，还为太湖流域的河湖水产拓展了销售渠道与市场。
尽管东部沿海的渔业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并将业务范围延伸至长江口区域，但外来鱼类在浒浦上市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不同产地的水产如何在避免价格恶性竞争的同时，占据一定份额的市场。以1930年6月的鳓鱼市场行情为例，上旬南洋鳓鱼600担，每担13元；中旬北洋鳓鱼260担，每担12.4元；下旬本地出洋捕获的鳓鱼500担，每担13.2元。不难看出，即便鳓鱼的市面数量不一，每旬市价基本维持在每担13元左右。针对不同产地的市价近似设置，微弱的价格差异既体现了不同产地新鲜鳓鱼的品质与数量，又不会造成某一产地的鳓鱼因价格问题在市场上无法立足。南洋、北洋与浒浦本地出洋捕获，从大范围来看，仍未脱离长江口范畴，因此需要更有参考价值的案例。
以1931年12月腌带鱼销售为例，上旬关东腌带鱼40担，每担13元；中旬山东腌带鱼30担，每担12元；下旬斗龙港（盐城）腌带鱼20担，每担15元。该月的腌带鱼均来自外地的黄渤海渔区，而在行情表现上，总收益上是关东大于山东，再大于斗龙港。在市场供应量与市价成反比的条件下，市价标准并未因市场供应量多寡而出现较大悬殊。同时，除黄鱼外，浒浦鱼市每月每旬仅有单独产地的鱼类或加工品在市面上销售。这当然是由于不同产地运输时间参差不齐的客观限制，但不同产地的渔获分期上市，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类竞争。
这一时期，浒浦鱼市对外来鱼类的大量接纳，不仅补足了本地外海渔业尚不发达的短板，还为沿海渔获进入长江口内区域提供了一个庞大市场。同时，浒浦鱼市通过使外地鱼类分期上市的方式，保证了相对稳定的市价，从而使整个市场运销更为平稳、持久。
2.如皋鱼市
如皋鱼市运销效率并不高，因此没有太多的转销记录。1930年4月如皋县掘港区鱼市记录中称：“虾子、蛤干等多销上海、浙江等处，一旬中输出虾子约五十担，蛤干约二百四十担，至蚌、螯等则销南通县境及各乡村间。”可以看出，如皋鱼市绝大部分的介壳类水产都销往上海、浙江及南通等地。6月，如皋县掘港区鱼市“百分之九十多销售于上海及浙省各地。所销售于掘港本地者，不及百分之十耳……又六月十七日有上海渔商运来东洋咸鱼（按即鲑鱼），四处兜售，卒因无人愿买，遂转往别处”。1931年8月如皋鱼市的记录称“条鱼销浙江嘉兴，蛏干、蛤为江西、浙江两处专贩所收买，条虾米多数销沪杭两处，水海蜇概销兴化、宝兴，间有销丰县及南通等处者”。可见，如皋鱼市的运销路线不与浒浦鱼市完全重合。
从运销角度看，上海鱼市并未在市场层级上对如皋鱼市形成碾压，反而与如皋鱼市形成了互补性的贸易往来。如皋鱼市常年销售介壳类水产，可以对上海鱼市的水产种类构成补充。同时，自上海而来的东洋咸鱼属于海洋鱼类的加工品，但在如皋地区销路不畅。这说明，由于如皋鱼市经济状况相对较差，所以主营价格偏低的介壳类水产，对价格相对较高的海洋鱼类的运销接纳程度较低。
3.上海鱼市
上海地区的鱼市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来水产，且以海洋鱼类为主。伴随着制冰技术在渔获运输中的应用，大量冰鲜鱼类成为上海鱼市的主流产品。由于冰鲜鱼类的进口并不是全年持续的，在气候相对寒冷的冬季无须依赖冰鲜，因此我们选取1932年5月与9月的冰鲜鱼类进口数据进行分析。
1932年5月，上海的冰鲜鱼类进口自宁波、舟山两地，共计进口冰鲜鱼类4544桶。当月数据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不仅有来自浙江的冰鲜鱼类，还有日本轮船运来的北洋冰鲜鱼类。5月1日日轮运来800桶，2日烟台旅顺运来1040桶，5日鹗丸、汎丸各运来800桶，6日日本渔轮运来1400桶，13日福岛丸运来800桶，18日烟台日渔轮运来660桶，20日日本渔轮运来300桶，22日日本渔轮运来1200桶，26日日本渔轮运来600桶，29日日本渔轮运来800桶。可见，冰鲜鱼类的进口明显不是由上海本港主导的，而且经过统计，日本渔轮运来的冰鲜鱼类多达9200桶，远远超过了宁波、舟山运来的冰鲜鱼类桶数。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9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