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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基础设施，我们通常会联想到水电站、道路、地铁等硬件设施，与新闻业似乎有些距离，但如果我们在基础设施前加上“数字”一词，二者的关联便立刻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理论依据。2016年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明确将“泛在先进的基础设施”界定为“信息化发展基石”，国家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的步伐也随之不断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可以跨越城乡“数字鸿沟”，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产生大量储存空间，以网络效应和柔性支持为特质，提供优质的数字公共通道，以及丰富的数字信息传播、存储和使用方式，体现了开放共通的技术逻辑。数字基础设施能否成为经济新引擎推动技术创新，备受关注。已有量化研究证实，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推动创新发展，如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通过集聚人才、提高互联网水平，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缩小区域间创新发展差距。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实现对劳动力供给侧的数字化赋能，并通过促进产业创新，为农村户籍子代收入向上流动提供良好的“市场运气”。通过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影响传导机制的测算，可以看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技术溢出可以提升地区技术创新水平。以上研究均支持数字基础设施为区域创新、城市创新和企业创新提供了更多机遇的假设。数字基础设施的深度渗透与国家信息技术治理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其改变的不仅是信息收集与处理方式，在数字基础设施深度渗透的过程中，以往较少关注的基础设施的技术政治性也开始显现。众所周知，基础设施通过社会结构性力量发挥对社会的支撑作用。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常见的研究对象，基础设施研究打破了C.P.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壁垒，在融入人文、科技、自然三个跨学科体系后，改变了抽象概念的定位，成为与技术关系密切、负载着人类社会与自然物质交换重任的研究对象。早在信息革命初期，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就敏锐地发现国家通过完善自上而下的信息交流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完成对社会的渗透与控制，增强基础性权力。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崛起之初，便提醒世人信息社会对政治权力具有重塑作用。进入信息社会后，数字基础设施日渐完善，不仅大量硬物质设施扩建、新建，而且“数据化”的平台机制与数字平台“基础设施化”的改造方式，以及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的相关技术，促进了物质硬件与应用交互层面的融合。有学者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效用进行了研究，并指出数字基础设施不是数字技术与物理设施的简单结合，数字基础设施与人、自然结成的二位一体式“图底关系”应被重点关注。全球数字技术推动与国家战略意图引导下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中与政治、经济、社会高度关联的数字化社会工程。从STS视角讨论新闻技术创新，将其放置于社会技术系统中，是较为适合的。对数字新闻业而言，数字基础设施是人、物、信息交汇的技术基底，其作用大致有三：一是保障了新闻业的正常运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都建立在互联网和物联网共同搭建的全球网络架构之上，脱离网络基础设施的采编活动已无法想象。二是打开了传统新闻业未被充分调动的人类主体的情绪、身体、感知和交流的缺口，推动了以往未被容纳人群（视听障碍者等）、人工技术物（AI主播、传感器、监视器等）、非人类物种（动植物等）和自然现象的加入。社会是“由流动、活跃、异质的行动者网络构成的动态联通体”，呈现了纷繁复杂的异质活动图景。三是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在传统新闻向数字新闻转化的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是底层技术逻辑，决定了新闻创新的技术环境。然而新闻业的现实发展状况又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数字基础设施的“普惠性”“可及性”赋予竞争者同等的准入权。活跃在应用层面的各互联网平台与底层技术逻辑、技术设备关系更密切，对技术发展方向有更大的话语权。相比之下，新闻机构的网络平台在技术覆盖面和应用深度上都远不及前者，面临着更多的技术竞争与挑战。数字基础设施提供的新技术不仅会影响到技术资本和商业运营层面，也会作用于新闻组织和新闻生产流程，进而深刻影响新闻的本质根基。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基础设施决定了新闻的传播速度，影响其时效性，但因即时发布信息的准确性难以核实，也会损害新闻的真实性。有研究指出，基础设施通过算法和大数据将新闻内容与用户行为关联起来，影响了新闻价值的相关性。更尖锐的批评指向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平台和算法，认为二者“在新闻业的基础设施化是瓦解新闻权威的主要技术动力”，动摇了新闻作为“真相标识物”的认识论地位，带来了全球性公共信任危机。从数字基础设施引发的技术伦理和新闻本体论的激烈讨论可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闻业的影响并非全然利好，新技术直接挑战了新闻的本质与原有的技术伦理。随着问题逐渐聚焦，我们发现，数字新闻创新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未充分开启的黑箱，现有研究多来自新闻领域，主要集中于技术环境变迁下的新闻实践效果，很少有技术创新维度的深入讨论。数字新闻创新是与社会密切关联的技术行动。在讨论中，若忽视数字新闻创新与现有数字基础设施的关系，就是回避新技术环境下技术与人、社会“交引缠绕”的现实，无法对物质性和可供性等热点问题提供更深层的解释，也无法将技术创新与社会之网关联思考。因此，需要从STS视角补充以往新闻技术创新研究可能缺失的部分，在社会技术系统中考察数字基础设施提供的社会技术的配置，以及在此基础上新闻创新、社会、技术三者的复杂互动关系，这也是数字新闻创新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STS研究者而言，技术问题始终是关注焦点，在开始讨论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新闻创新究竟是不是一种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在100多年内经历了一系列的扩张。1912年，熊彼特以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最早阐述了技术创新理念，他强调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创新是技术、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核心驱动力。经济领域讨论的技术创新大致可归纳为成功创造新产品并商业化的活动，更多表现为一种体系运作，而非人们想象中发明者某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从创新成功的标准看，技术创新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技术创新是将技术成果引入生产体系，制造出市场需要的商品，推动系统升级，是复杂的技术化、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过程。技术创新中有“渐进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与“突破式创新”（radical innovation）两个重要概念。“突破式创新”指的是一系列的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甚至是产业结构的变革，“突破式创新”可能会推动“技术替代”（technological substitution）的发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的“延续性技术”(sustaining technologies）和“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概念获得较大关注。“破坏性创新”用来描述事先没有预计到的颠覆了原本市场孕育了新的市场机会的技术应用和推广。“突破性创新”是技术演变中的突变，而“破坏性创新”是新旧技术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变量。在媒介发展历程中，作为“突破性创新”的互联网技术，也扮演着传统新闻业“破坏性创新”的角色，传统新闻业被迫数字化转型，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不断寻求技术创新。新闻内容生产决定了技术创新偏向软技术，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技术产品工艺流程、加工方式和技能革新等硬技术。如果按照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解，技术是一种内生行动，是企业成员发明创造向收益转化的结果，那么新闻创新确实有技术创新的需求，需要新闻组织内部资源倾斜，提高产品附加值，突出服务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将接下来要讨论的新闻技术创新分为两类：一类是借助数字基础设施中的算力、人工智能和各种应用操作工具生产富有创意的新闻报道的创新实践，即组织内部创新；另一类是在组织化的向外拓展行动中，由新闻机构实施的产品服务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创新行动，即组织外部发展创新。新闻技术创新虽然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但其对技术的依赖性偏低，更重视挖掘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新闻技术创新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闻生产特质、新闻机构社会责任与媒体意识形态等决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国家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对新闻创新产生深刻影响，在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宣传模式等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国新闻业在国家制度、技术压力和创新需求的共同塑造下，出现了新闻创新三种行为主体并存的生态格局。内容型媒体与平台型媒体在组织逻辑和行为目标上有所不同，这使二者在新闻业务定位上产生差异。内容型媒体尽管在基础设施的使用和技术开发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在新闻内容上可以进行更为灵活的创造性实践，输出高质量内容，平台型媒体则有更强的技术挖掘和应用能力。新兴地方政务融媒体较前两者发布内容单一，由政府提供新闻信息和人财物力支持。技术史学家大卫·艾杰顿在参阅诸多技术研究成果后发现，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没有准确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使用。他认为广泛使用的技术必然是旧的技术且常被视为过时的、报废的、残存的技术，如果没有充分重视技术使用的特质，混淆了技术创新和技术使用，就会造成研究的困境。这就涉及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即当前讨论的新闻创新究竟是不是技术创新，或者它是更广义的创新范畴内的技术使用？有学者在新闻社会学研究框架和技术创新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调适性创新、关系性创新和生产性创新”“持续性传媒创新与颠覆性传媒创新”“封闭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等一系列概念，以及“主体类型—关系结构—动态机制”的研究路径，但并没有从技术创新概念出发对新闻创新和技术使用进行区分。从当前的新闻实践看，严格意义上的新闻组织内部产生的技术创新并不多见，在多数情况下，创新是指对传统报道形式的数字转化，但这并不是说新闻业没有任何技术创新，只是说明新闻业的技术创新多以技术使用的形式出现。企业创新的核心是技术研发部门，在新闻组织内部对应的是采编部门。采编部门通常承担新闻产品的制作与开发任务，其创新也多体现为生产新闻产品内容时的技术使用。在数字新闻生产中，新闻编辑部是新闻组织生产的中心，同时扮演着创新的组织者和行动者的角色。我们讨论的组织内部创新即产生于此。优秀的新闻组织鼓励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充分交流，技术人员与传统新闻从业者充分互动，激发灵感，并保持着对市场的敏锐度和洞察力。自主型技术创新通常涉及技术发明和使用转化两个环节，大体包括搜寻与创新相关的最有价值的各类新知识进行组合和策划、形成创新方案、推向市场、接受用户检验等过程。在这类创新中，报道表达方式和传播形式的创新占据了重要地位。有较高技术含量新闻产品的设计者通常为ICT背景的技术人员，传统新闻从业者提供创意和经验咨询。从近年中国新闻奖的获奖情况看，精彩的数字报道均为集体作品，未来计算机技术团队深度参与数字新闻作品创作的趋势会更加显著。各新闻组织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在数字技术创新中面对的问题也各有不同，但可以看到的是，国内新闻编辑、记者的技术创新多停留在对数字技术的简单应用上。在新闻产品的生产和管理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虽有应用，但新闻数据推送、数据挖掘等尚处初级阶段。有调查发现，高质量的数据新闻作品需考虑的流程和工序更多，商业回报却不清晰，数据难以获取，数据技术更新迭代快且掌握费时，这都增加了数据新闻生产和制作的成本。近年来，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有田野调查发现，传统新闻编辑室均未把算法当作底层技术逻辑，其面对算法的策略是调适性而非生产性的。媒体内部也存在管理层与执行层态度的不一致，普通编辑和记者对媒体融合的回应只是持顺从态度，并不配合。国内许多新闻编辑部已将传播率和点击率作为考核指标，并积极推进部门技术应用。数字技术使用的主要问题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闻融合困难，新闻从业者多为文科教育背景，这对数字技术的使用与创新表达产生了阻碍。以上均涉及技术使用和选择的复杂情形。从业者的技术选择是为应对新的技术环境仔细衡量后的适应性行动，大量新技术的渗透和使用新技术的迫切性对个体形成压力，这也说明数字基础设施代表的庞大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与日常新闻报道情境下创新主体的技术使用间存在“裂隙”。以上结合STS对技术创新理论的论述，区分了新闻创新中的技术创新和技术使用，并将技术使用和所嵌入的社会政治体系纳入新闻组织创新体系中思考，发现新闻组织在技术使用方面的不均衡性。传统新闻业虽积极响应ICT的创新使用，但多为普及技术的选择或实践中偶尔的技术实验。很显然，掌握ICT的个体或团队天然占据着数字基础设施的近用优势。
在当前STS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技术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视为过时的论调，但AI等新技术一发生较大突破，就会引发自主性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对人类命运威胁的担忧。如黄旦所说，我们对技术“关键不是谈论，而是谈论的姿态——要从现代主义者那种‘操纵’与‘保护’人类免受技术入侵的雄心壮志中脱离出来，不专注于既有科技究竟在道德上可否接受，而是立足于与技术伴随的实践层面”。技术的社会建构论（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SCOT）正是在这样的实践层面关联起技术与社会，并提供了技术创新发生过程的阐释。技术乐观主义者一般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决定了数字新闻的光明未来，这种决定论的观点有些轻率。正如前文提及的，新闻创新与一般技术创新的不同源于新闻组织的强社会属性和弱产业属性。无论是技术采纳还是技术使用，都嵌套在社会技术系统中，处于新闻工作技术环境、社会环境和媒介制度环境中，无法用技术决定论简单“化约”（reduction）。另外，新技术物产生的情况异常复杂，几乎无法进行简单描画。通常情况下，复杂的社会性因素会通过技术实践发挥作用，而实践又受到物质、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多重影响。数字新闻生产，本质上是新闻组织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对信息产品进行创意加工。作为创新技术背景的数字基础设施并非一成不变，技术创新也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被建构和发展。SCOT的理论优势在于，可以阐释技术史中人工物的生成过程。理解人工物的关键是将其认定为嵌入社会技术与文化系统的人工制品，也就是复杂的社会技术集合体。Bijker对19世纪末脚踏车设计演变史的讨论使得SCOT广为人知。Bijker认为，现在经常能见到的前后轮辐尺寸相近的设计，是不同社会团体、技术问题及解决方案无数次互动的结果。SCOT理论主张，技术物的发展应是不同“变异型”（variants）和一连串选择（selection）交替出现产生的结果，研究者必须以对称性（symmetrically）思维观照技术发展过程，揭示其中隐含的特定因果关系、时间顺序或演进方向。SCOT理论认为，社会性因素影响技术物的演进，建构了技术发展路径。大量研究证明，技术发展不是以直线的模式进行的，而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新闻创新中的技术使用是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些重大发明在最初使用阶段，设计者对其使用场景也并不完全了解，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新场景的“挪用”。以无人机这一人工物的使用为例。最初作为军事训练靶机的无人机，由于在军事侦察、情报收集、跟踪通信中表现良好，在经历了近70年的技术萌芽期后，美国政府开始在无人机的研制中使用高新技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基础设施推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快速发展，也推动了无人机制造产业的发展。无人机开始偏向轻巧的民用设计，尤其侧重于发展影视拍摄功能。新闻记者用无人机辅助灾害新闻和直播现场的拍摄。在国外新闻教育中，一些有记者职业经历的教师成为无人机课程积极的实践者。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早开设无人机新闻课程，国内新闻学院也逐渐跟进并开始设课。无人机已成为新闻生产的基本配置，“无人机新闻”（drone journalism）时代已然到来。无人机快速民用化过程中出现的反无人机团体组织，指责无人机侵犯隐私、威胁公共安全，这推动了飞行区域限定和飞行者资质考核等行政法规的出台。无人机发展受各方因素影响，从军用到民用，从日常生活到新闻领域，体现了技术研发、社会资本、产业发展、法律法规等的复杂互动关系。在SCOT中，技术可以被相关社会群体描述，并赋予意义，进而形成人造物。在社会与技术的互构中，技术更多地与相关群体的独特意义关联在一起，技术的本质被空置。不同群体对技术的看法和描述各有不同，其中虽存在诠释弹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但终究会达到稳定与封闭（closure）状态。无人机的使用者和相关产业都已相对稳定。在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方面，研究者在对拼装车的技术追溯中发现，农民、政府、技工等不同群体虽对拼装车持不同态度，但民众对拼装车的改进及其产生的社会效用使拼装车最终成为市场承认的技术物。Bijker等发现男性和女性看待脚踏车的社会性别差异影响了脚踏车的设计与发展路径。技术创造者和技术使用者评判创新的价值标准由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因素共同形塑，最终达到平衡，并达成共识。承认“物质性”和“可供性”是SCOT的基本理论预设，即技术与社会二元分立，既承认技术对社会产生影响，也承认社会对技术起建构作用，社会运行离不开技术，同样技术由社会形塑，反过来又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提供的算法来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对算法的忧虑不仅来自算法的控制力，还源自平台通过算法可以获得更多公共事务决策权，扮演技术权威的角色。有研究探讨了算法推荐的信息可见性、用户主动性和信息茧房效应，认为算法推荐对用户并未形成单纯的信息茧房效应，但实际上，真正可靠、全面的算法影响测试几乎无法实现，必须承认我们已身处“算法社会”之中。算法塑造着用户信息环境，影响用户期待，而用户也在训练算法。在媒介技术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字基础设施与新闻创新的互动。创新中使用的技术会逐渐稳定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基础设施一旦开始使用，就会与社会产生互动关系，也会对人的认知产生影响。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扩展和完善催生了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企业。SCOT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技术与社会互动中新人工物的生成，但依然不能解释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来自何处，这也产生了对其阐释力不足的质疑。
当前，探讨新闻创新最常使用的理论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这与当下新闻创新全球行动者的活跃态势相符，也反映了ANT的研究旨趣。ANT认为，技术系统中的行动者是一种异质杂合体（hybrid），而非以往人类社会所独有的新闻采编活动。显著的证据是，新闻事业不再被视为马克思论述的构成人类“精神个体性的形式”，有越来越多的非人类行动者参与其中。2023年《纽约时报》起诉OpenAI和微软旗下的聊天机器人吸收了其发表的数百万篇原创报刊文章。软件不仅可以将《纽约时报》原创文章逐字逐句“复制”给用户，还可以模仿其写作风格对文章提炼、总结，提供的结果甚至被当作可靠信源。这一新闻展现了随着AI技术的成熟，新闻编辑室内外的异质行为主体会与人类形成竞争关系。传统媒体对快速发展的AI技术没有表现出充分的技术可控力，而且还制造了被技术替代的忧虑。ANT理论对数字技术行动联结的考察优先于对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考量，更适用于分析“关系型新闻创新”，原因在于行动中的联结是构成关系创新的关键。“行动者网络方法本身就有利于追踪数字新闻时代新闻生产、流通和使用结构的变化，从对制度化的、以机构为中心的新闻生产，转向‘超越编辑室’的一系列人、技术共同参与的社会技术实践，与媒介生态系统的根茎方法存在联系。”在拉图尔看来，行动者可以是人也可以非人。扁平化的行动者世界没有任何层级，也没有自然与社会的区分，只有各类行动者，每个行动者都可以在平等的关系下自由联结。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行动者网络与新闻创新系统是否适配，取决于行动者之间能否进行良好互动并形成新的联结，只有新的联结才有可能产生资源创新。在ANT理论中制度也是行动者。可以将“关系型创新”理解为一个围绕创新行动“转译”（translation）的过程。有研究考察了制度“嵌入”新闻组织对新闻创新的影响，其将制度视为新闻组织内部的“创意者”。ANT认为，稳定的社会系统是持续创新的重要保障，这是卡龙对拉图尔“转译”论述的补充。卡龙在“转译”的四个步骤——“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利益赋予”(interessement)、“征召”(enrolment)、“动员”(mobilization)之外，又补充了“稳定性”（stabilization）这一因素。稳定度关系到行动者形成共识的问题。世界新闻制度有关组织表现出一种紧密联结的形态。2015年，由美国非营利机构Poynter研究院创立的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IFCN)在成立伊始便提出了事实核查机构的工作标准，用于推广其事实核查的实践经验。IFCN每年还在世界各地举办年度全球事实核查大会，影响广泛。在事实核查的全球新闻创新过程中，由多元主体协商形成了制度化结构，即“全球新闻创新共同体”。拉图尔始终强调研究中的对称性原则，以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视野。在行动者彼此联结的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质保障，而是参与其中的行动者。恰如拉图尔所言：“我提出联结（association）这个概念来取代传统的社会学概念。重点是如果我们企图了解社会何以存在，我们必须正视‘物’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在ANT理论中，人与物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异质网络中的行动者。拉图尔曾以减速带为例，探讨人工技术物对人类行动的影响，并提及物的“脚本”特质。减速带是人类交通规则不断内化的产物，当人们看到减速带就会提前刹车，由此物转化为人类规则的执行者。物的“脚本”工作时，物是作为物质的物，而不是过去人们理解的非物质符号在调节行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物质性是否决定了创新的方向？物的倾向性和关系性显示了物质性对个体行动的影响，物质与社会相互影响，物的属性引起行为的同时也限制了行为，而创新是建立在熟悉、了解和遵从物的“脚本”的基础上的工作。这提示我们，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的关系并不是客观与主观、存在与使用的关系，而是“物质性”与“可供性”的关系，技术通过基础设施提供可供性，但技术不能创造结果，更不能决定结果。这就突破了技术讨论中主体与客观技术环境的两分法，在“行动者”和“技术”间达到了平衡。正如拉图尔关于手枪的比喻：当人拿着手枪，就意味着人和手枪形成了一个新的系统，开枪行动并不是人的行为，而是人与枪的系统运作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技术提供了新的实作配置、新的组成以及新的结合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基础设施与新闻数字技术形成新系统，新系统促成了表现与能力的交换。“转译”反映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不同社群间的“转译”过程较为复杂，尤其是当群体知识背景相差较大时，“转译”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行动的成败。当前，新闻从业者多数了解其所面临的外部技术压力，并已作出积极反应。有研究认为，编辑、技术人员能够团结一致，批判反思自身角色，承认对编辑部、新闻机构、受众和整个社会的责任，并有克服新闻业程序惰性、霸权结构和限制性文化的集体想象。不同媒体的记者和程序员群体的交流互动差异较大，但成功的媒体两个群体一般都有充分的交流。卡森等发现，计算新闻业的从事者都在新闻室而非技术部门工作。计算机教育背景的从业者认为，做好数据新闻的前提是像记者一样行事，将新闻传统放在比技术更重要的位置上。“可见性（visibility）是可供性之根基。”数字基础设施是媒介可供性的物质基础，抽象的技术可供性通常需要借助“可见性”显现。数字基础设施通往技术使用和技术创新的路径得以“前置”，主要依靠技术可见性。有研究表明，技术工具的可供性鼓励了以下新闻价值观：成功的新闻业应该在平台上广泛传播，吸引平台定义的忠实读者，成功的记者应该通过平台赚钱。研究分析了吸引记者的物质手段，并由可供性理论发现了技术界面隐含的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ANT中的社会不是稳定的、均质的现实社会，而是一系列异质的拼装体，是在行动中逐渐稳定的“联结”，ANT更适合解释行动中的新闻创新。拉图尔早期并不反对“建构论”，只是后期受塞尔、福柯等人的影响，发展出了ANT理论。一旦社会意味着联结，那么所有社会实体构成的大厦就消失了，理解ANT建立在对这一点的充分认知上。通过理论强调的“行动”“联结”，可以更好地理解新闻创新中“关系型创新”的转变和生成。
行文已近尾声，在此将文中讨论的概念关系予以归纳。数字新闻业是传统新闻业转型的目标，新闻创新本身就包含着新闻业借助数字技术努力融入数字社会的有效行动。正如前文所述，数字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技术政治性，可为产业经济“数字赋能”，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包括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的供给等。数字基础设施为新闻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产生巨大影响，但影响并非全是正面的，二者很难进行准确的因果判定。“可供性”概念给人的启发在于，看到了基础设施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创新行动受社会和技术“物质性”的制约。当新闻创新不断使用数字基础设施时，其作为技术的延伸，就成了数字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新闻创新和数字基础设施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理解二者时需要特别把握的。从STS角度描绘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新闻创新的关系以及新闻创新的路径是研究的初衷。从以上讨论可以发现，首先，新闻创新行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都是异质性的，呈现了人与非人共存共生的图景。我们的讨论不应停留在以往技术工具论的视野中，而应看到日益凸显的技术主体性，鼓励社会技术系统中的异质行动。其次，将以技术为依托的数字新闻业和以物质为基底的数字基础设施理解为建筑物的上下层，虽然强调了底层的支撑作用，但多少带有机械唯物论的色彩，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且不符合当前的技术图景，将二者理解为生物共同演进的关系可能更为适宜。如果将数字基础设施视为孕育数字新闻的技术土壤，活跃的各个新闻创新行动组织则像是菌类，地面上快速生长蔓延，地下丝缕相缠，虽不稳定但更具活力。必须指出的是，清晰描绘新闻创新路径的最大阻碍是新闻创新环境的“不确定性”。数字新闻业受技术、资本、政治等多方因素影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也是新闻创新的最大挑战。平台通过底层基础设施发挥作用，催生了更多的深度联结，让新闻创新环境更为复杂，“这意味着要将注意力从单个新闻机构和单一平台转移到基础设施平台和部门参与者之间复杂动态的生态系统上”。数字技术发展中不同技术的竞逐、不可知的新技术转移与算法黑箱、新闻业外部的监管与资本干预，也带来了不确定性。除此之外，虽然传统新闻媒体行业经验丰富，从业者也有职业信念和丰富的行业经验，但缺乏相关技术经验和人才。“手艺性认知（craft-knowing）将科学、纯粹知识都视为理所当然。它整体地来自于某种信念的共有文化，蕴含着共同经历的某种无法言明的文化。”在大量不确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转型中的新闻媒体被动进行技术更新时，其内部接受应用技术的态度差异，以及新闻创新行动中组织内部的不平衡，都会影响创新结果。但是，我们应意识到，“不确定性”本身也是创新的一部分，创新就是扬弃“确定性”。从这个角度看，“不确定性”或许更应成为新闻创新的追求。本文从STS角度大体呈现了数字基础设施和新闻创新研究的现状、进展和局限，并通过STS研究中的ANT和SCOT理论对数字新闻的行动创新和技术创新进行了分析。ANT和SCOT理论同为实证主义认识论，却有着不同的本体论假设，主要区别在于是将技术与社会二元化，还是通过行动将二者合而为一，这使两种理论在研究逻辑和路径上有很大的不同。ANT、SCOT的理论阐述丰富了我们对新闻创新的认知，使对新闻创新的研究不再停留于新闻实践层面，“STS启发传播学者在数字媒介语境下反思以文本/内容为中心的既有思路， 将技术本身问题化”，通过挖掘数字新闻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技术使用的关联，期待STS理论对创新的阐释力被进一步关注。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对数字基础设施与新闻创新各项议题一一列举。在STS视野下审视新闻创新还可以发现新的研究领域，如社会技术交织影响下的人工技术物如何生成、新闻组织内部的创新动力源自何方、技术的不确定性对新闻组织技术选择有何影响，这些都是有价值且亟待开掘的议题。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
责编|刘扬
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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