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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发展陷入了低谷，因而学界同仁纷纷组织与此相关的反思与讨论，寻求革新之道。有专家指出，中外史学比较应当成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学科着力发展的一个方向。诚然，对于当今的史学界而言，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外国史学史的研究，也将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笔者对该方向具有浓厚的兴趣，并略有实践体会，因而不揣浅陋，先对中外史学比较百余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做一回顾，继而探讨方法论的继承与创新，以于方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一篇综述性文章，无法涵盖所有相关研究，而是从笔者自身视角出发，尝试勾勒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旨趣的演变轨迹。如今，中外史学比较被视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领域，但实际上，中外史学之间的比较先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诞生。学界一般认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之所以成为历史学独立的分支学科，最早源自于20世纪初“史界革命”引发的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与再认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人参照西方史学重估中国史学的价值，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从这个意义来说，掀起“史界革命”的梁启超不仅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还是中外史学比较领域的先行者。面对梁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抨击，为其摇旗呐喊者有之，对传统史学怀有“温情之敬意”者亦有之。不论是梁氏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接受了以西方史学作为参照系的逻辑，参与到讨论之中。回顾中外史学比较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中外史学比较实则为中西史学比较。在进化观念的主导之下，中国史家以西方史学为进步的典范，常常将近代西方史学之长处与中国史学之短处相较，其目的在于呼吁国人反省本土文化之缺失，向西方学习。西方史家则在对中国史学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作出一些自我中心主义的批评，以此突显西方史学领先于非西方世界。此为第一阶段，即进化观念下的中西史学比较。中国传统史学受到的贬低不仅引起中国史家的不快，也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同情。由此，中外史学比较转而进入第二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史家尝试沟通中西，探索中西史学之间的相似性，并展现复杂、多面、立体的中国史学。在西方，尽管对于中国史学的偏见依旧存在，但已出现西方史家（尤其是汉学家）尽可能地调动一切（包括传统的、现代的以及后现代的）思想资源，从而理解中国史学的独特价值。这个阶段的研究旨在促进对异文化的理解而非论战，身处西方学界的华裔学者贡献尤多。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近代以来曾作为中西交流重要媒介的日本史学进入比较研究的视野之中，展现出中外史学多元互动的局面。日本视点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因为近代日本在中西文化之间发挥的重要媒介作用。这也是为何本文谈“中外史学比较”而不称“中西史学比较”的原因所在。此外，笔者将讨论当下比较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由于从事比较研究有一定难度，初学者纷纷视之为畏途。在西方学界，甚至已出现“超越比较”的声音。难道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也将走向没落与沉寂吗？基于比较研究的诸多优点（如拓展研究视野、提供研究话题等），笔者认为，在学术研究分工日益精细化的今日，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仍具价值。当然，就方法论而言，实有革新之必要，因而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两点展望。
晚清时期，西方的社会进化论传入中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知识人的历史观念。在一次次现实军事挫败的打击之下，晚清士人逐渐认识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富强。出于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强烈愿望，他们开始以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形态衡量自身。因而，早期的中外史学比较，实则是以西方近代史学作为参照系甚至“标准答案”，来观察、评价中国传统史学。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中国“无史”论开始在晚清的思想界出现。最早宣判中国“无史”的，便是对“旧史学”发起革命的“新学巨子”梁启超（1873—1929）。在进化观念的主导之下，他参照西方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在《中国史叙论》（1901）中，他以西方近代史学的演进形态作为中国史学发展之鹄的，得出“中国前者未尝有史”的结论。随后，梁氏又“诊断”出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与“三恶果”。所谓“四弊”即“四不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与“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与“无感触”。梁氏所谓的“四弊”“二病”的表述方式是比较型的，所知、所能者即“旧史学”的特性，而不知、不能者则为他认知当中的西方近代史学特质。在这里，梁氏在中西史学之间构建了“君史”与“民史”之对立。这种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的论述，可以追溯到戊戌维新之前，不仅见于梁氏之说，还见于唐才常、谭嗣同等维新党人的言论。梁氏在《变法通议》（1897）的“论译书”篇中写道：“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而最初在域外史学对照之下，将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史”概括为“一姓之谱牒”的则是谭嗣同。无论如何，进化观念之下的中国“无史”说，还是经“笔尖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才发扬光大。此说不仅在报章、教科书等新式出版物中不断地产生回响，更是经邓实（1877—1951）进一步阐发为“无史则无国”的警示之语。清室倾圮，民国建立。在“新史学”风气的影响下，“史界革命”的任务既已告一段落，近代中国史学开始进入学科建制的阶段。在追求学科独立的过程中，学科的性质与定位尤为重要。各大学历史系纷纷设置史学理论相关课程，以之为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纪律和规范。因而，史学方法论也成为当时执教者的重要论域之一。如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史学方法论”课程就曾由何炳松、李大钊、傅斯年、姚从吾等名家相继授课，清华大学这类课程则有梁启超开设的“历史研究法”，孔繁霱、雷海宗的“史学方法”等。此外，辅仁大学史学系的陈垣开设有独具特色的“史源学实习”课程，取清儒考证文为课程材料，培养学生稽考史实、辨明正误的实操能力。因此，关于中西史学在方法论层面比较的言说次第出现。其中，影响范围最广的课堂讲义之一，仍旧出于梁启超之手，那便是《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此书是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史学研究法”一课讲义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欧游回国的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看法已不如此前那般乐观，但就史学方法而言，他仍以西方近代史学为标杆。在当时的梁氏看来，在考史的层面，西方的史料学方法以其科学性压倒中国的传统史学。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再次讨论改造旧史的老话题，指出“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而中国人治史学总是带有主观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从不肯像欧人那样“为历史而治历史”。接着，他以《春秋》为例，批评孔子“徒以有‘为亲贤讳’之一主观目的，遂不惜颠倒事实以就之”，甚至说“其秽乃不减魏收矣”。在讨论完史料的搜集与甄别问题之后，他总结道：“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 梁启超等人参照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贬抑，引起了许多持有不同文化立场的学者的不满。马叙伦撰《中国无史辩》，以司马迁《史记》、郑樵《通志》为例，阐发古人史学的精妙，反驳中国“无史”的说法，宣扬其保存“国粹”的主张。在公开发表的批评之外，也有隐晦的反对之声。陈垣在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见梁启超对西方史学褒扬过多而贬抑中国史学太过，便忍不住为中国史学辩护。比如，梁启超赞扬美国史家搜集史料之丰富：“距今约七十年前，美国人有彭加罗夫者，欲著一加利福尼省志。竭毕生之力，倾其极富之家资，誓将一切有关系之史料搜集完备然后从事……若以严格的史学论，则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此处陈垣批注道：“当时通鉴所搜史料，亦极繁富。”类似的反驳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举例。钱穆表达异见的方式则是旧题新讲。梁氏讲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虽因袭课程题名，却“自编讲义”，完全按照自家见解来讲。20世纪50—60年代，钱穆在中国香港以“中国史学之特点”为题演讲，虽通篇不曾提及西方史学，实则参照西方史学为中国史学辩护。关于中西史学客观与主观的问题，他认为，不重事件因果的叙述而重记录也是中国史学的优点：分事写史是“叙述的”，分年、分人、分类写史是“记录的”。记录较近客观，而叙述则较易于羼进主观成分。这是此两种写史法之大分别……中国的史书骤看像是一堆堆史料，而已往历史的全貌，可是已尽可能地记录保留下来了。因此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后代人要把一种新观念来对古代史重新加以探寻研究，而那些史料仍会感到适用。总之，进化观念下的中西史学比较曾凭借西方史学的参照系，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创生打破固有传统的束缚，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提炼、概括存在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倾向；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史学的批评者还是辩护者，他们对西方史学的了解都似雾里看花，看得并不真切。因而，这种关于中西史学之间优劣长短的比较，还远不足以称为严谨的学术研究，而更像是知识人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时为了宣扬己见、驳倒对手的论辩。
自1925年至1927年秋，梁启超给清华学生讲“历史研究法”，不过与数年前的内容“迥然不同”，这次着重于“专史研究法”。此时的梁任公受病痛折磨，撰述之事，力有不逮，便令弟子周传儒、姚名达速记，编为讲义，刊于《清华周刊》。这便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后简称《补编》）的由来。一年多以后，他便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其中西文化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也反映在《补编》与《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关中西史学比较相关论述的变化。在《补编》当中，梁启超有一处关于人物专史的中西史学比较颇值玩味。他指出，“传记体以人为主，不特中国很重视，各国亦不看轻”，西方史学中专以人为主的历史很少，这是因为“现代欧美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科”，再者，西方史家倾向于“把人的动作藏在事里头”，“但是传记体仍不失为历史中很重要的部分”。对于自己之前对二十四史皆为帝王之“家谱”的贬抑，他在这里更正道：“后来的正史，立传猥杂而繁多，几成为家谱、墓志铭的丛编，所以受人诟病。其实《史记》并不如此，《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总之，“旧史学”中专以人为主的历史书写虽然存在缺点，但“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因而不可轻视。梁启超的这些论述一改“史界革命”时期的褒贬，可以说是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雏形，而真正使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成为一种著述形式的则是杜维运。杜氏对比较方法的运用，主要见于《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清代的史学与史家》等著作。面对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非议，杜维运为了维护中国史学传统，其中西比较研究最早采取了一种论辩式的写法。这还要从其《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1965）的写作缘由谈起。1962年秋至1964年夏，杜维运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时，立志从事比较史学研究。他尽力地搜购、阅读西方学者谈论史学的书。其中，他注意到“西方史家论及中国史学之处”，“见之即札记别纸，日久盈积遂多，觉其言有极精当足发国人深省者，有荒诞不经不能不据实以辩者”，尤其是“通论中国史学者，则每浮泛粗略，偏颇之论，丛出不已”。受此刺激，于是他“发愤”撰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在书中，杜维运将评论中国史学的欧洲史家分成了三类：正统史家、非正统史家与汉学家。其所谓正统史家指的是研究欧洲史以及欧洲国别史的史家，非正统史家则指研究欧洲以外地区（包括亚洲史、美洲史与非洲史等）历史的史家。在他看来，对中国史学偏见最多的是正统史家，非正统史家“观念较西方正统史家开明”，而对中国史学持有更多温情与敬意的则为汉学家。不过，汉学家的部分并非初版即有，而是再版时应友人的建议增入的。因而，杜维运的“论”主要针对的是西方正统史家对中国史学的成见与偏见。这些西方正统史家关于中国史学的评价大多仅是只言片语，只有浦朗穆（J.H.Plumb，1911—2001）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讨论稍成气候。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最为典型的批评主要有二：第一，中国缺乏历史观念；第二，中国人的求真精神不足，没有发展出批判史学（critical historiography）。前一种观点主要见于对中国史学缺乏了解的史家笔下。这些西方正统史家相信西方史学是领先于非西方世界，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尚未形成历史观念或历史意识。后一种观点则主要见于浦朗穆的《过去之死》（The Death of the Past）一书以及巴特菲尔德的讲演。浦朗穆虽然认识到中国史学的精细与对文献的重视，但高傲地认为中国史学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出批判史学，以及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他看来，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史学（如司马迁的《史记》）为“过去”所困，将“过去”作为“道德的指南”，作为“真理的典范”，因而无法“在过去与现代不同的立场上理解过去”。巴特菲尔德则认为，中国史学之所以未能发展出批判史学，是因为中国的官方修史传统过于强大。他甚至说：“中国丰富的史籍像是备官僚偶然的参考，而不是较广大群众的普通读物。” 针对中国史学没有发展出批判史学的评价，杜维运从纪实与求真两方面展开论述，予以反驳。他还进一步提出，西方古代史学的纪实与求真反而落后于中国。至于巴特菲尔德对官方修史传统的批评，他则回应道，中国的官修史学并非官僚化的存在，而是具有可贵的直书精神。限于篇幅，他举的例子，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笔者想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出于与西方史家论辩的需要，他在写作中更偏向于对中国史学的褒扬与维护。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1988）一书的著述形式已是非常典型的比较研究。他从史学的起源、史学原理的产生以及史学著述的成绩等方面对中国先秦、两汉史学与西方古希腊、罗马史学做了宏观的平行比较。杜氏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在起源、史料、范围与内容等方面领先于西方古代史学，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各有千秋。这样的结论偏向于褒扬中国史学，显然有其主观色彩。不过，他在比较过程中关注到西方古代史学的诸多特色，如口述传统与修辞学传统等，并揭示出中西古代史学之间的相似性，如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相似的世界史视野，较之《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已经少了几分火药味，多了几分平和的心态。遗憾的是，杜维运的著作终生未翻译成英文，因而西方学界未能看到他的商榷。不过，伍安祖和王晴佳合作的《世鉴：中国传统史学》一书在英文学界的问世，也许能够弥补杜氏的遗憾。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他们写作此书，旨在回应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成见与偏见。如果说钱穆、杜维运对中国史学带有过多的温情滤镜，那么伍安祖和王晴佳对中国史学的态度则保持着一种冷静与克制的温情。这是因为二位学者求学、执教于美国，对西方史学有着更多的了解。他们表示并不想全盘否认西方史家的批评，因为这些批评“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只是希望帮助西方史家“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政治和文化背景，让他们能对中国人颇引以为豪的史学传统，更多一层‘温情和敬意’”。该书的英文标题“Mirroring the Past”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态度。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史学注重历史著述的借鉴作用，深为近代西方史家诟病，以此为阻碍求真精神发展的原因。杜维运曾对此极力辩护，而该书作者则不以为忤。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近代西方的客观史学已被相对化，不过是“高贵的梦想”。他们将中国古代的官修史书置于历史脉络中分析，既探讨了中国古代确保史官“如实直书”的制度设计，也展现了这套制度面对政权干预时的脆弱与无力。此外，书中大量探讨中国古代私家史学多样化发展的篇幅，侧面回应了近代西方史家的诘难。王晴佳用英文写作的大量关于中国史学、中外史学比较的论著，对于推进西方世界对中国史学的理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而言之，其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旨趣在于沟通中西史学，并不以评价孰优孰劣为目的，而是通过揭示中外史学的相似性，解释差异性，从而寻求中外史学之间的融会贯通。王晴佳的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大体上有两类：第一类是中西史学之间的平行比较。不过，他比较的主题并不是“求真”这类的老话题，而是诸如“国史”、历史主义、复古主义、诠释学等新话题。第二类是中日史学之间的互动。所谓互动，强调的是中日史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这两类研究的实践基础之上，他试图探索史学史的全球化书写。可能是因为从事全球史研究实践的缘故，其研究架构呈现出一种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取向。同样活跃于中美史学界的汪荣祖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他撰写的《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中西史学比较之作。书名中的“通”有两个含义：一是通古今史学之变，二则为通中西史学之情理。凡例中的“殊语壹义，貌异心同”是理解此书的锁钥。汪荣祖排斥以评定优劣为目的的比较，他认为“中西史学，渊源俱长而流变殊途，诚不可横施甲乙；惟宜平心索解，窥其底蕴，观赏异趣耳”。汪荣祖在寻找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的相通之处时，以中国传统史学的概念为基准。例如，他用“彰善瘅恶”这个概念分析中西国史旨趣之别：“求一姓绵延有赖忠君爱国（国者朝廷也）。所彰之善，忠臣良将也；所瘅之恶，乱臣贼子也。其归宿在于惩劝……求全民之荣华，则赖国威之激扬。所彰之善，乃国族之优秀、国格之高超，以及国文之特殊。所瘅之恶，则为敌国敌族之凶暴鄙劣，与夫聊无国性之‘普及文化’矣。”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史学的新解读也值得我们关注。笔者再举两例以作说明：一是美国学者侯格睿（Grant Hardy）对司马迁《史记》纪传体的新读法。二是新西兰的汉学家倪来恩（Brian Moloughney）对中国近代史家大段引文的著述形式的解读。西方曾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纪传体的评价并不高，因为有关事件的叙述（尤其是前因后果）往往被切割到数位参与者的传记当中，不利于展现历史事件的全景。然而，侯格睿参照西方文学、电影作品中的“多重叙事”（multiple narratives）手法，对纪传体中分散的事件叙述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他指出，尽管司马迁不像西方的历史学家那样，给出单一的叙述以再现过去并做出评价，但司马迁通过“提供同一事件的几个版本”，呈现了一个开放的、多样的而非封闭的过去。大段引文的形式，是另一种曾备受西方历史学家与汉学家批评的中国史学的著述体例。许多汉学家将其等同于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所谓的“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加以贬抑。而倪来恩在研究柳诒征史学时，关注到其《中国文化史》中大段引文的书写方式，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将这种引用多于发挥的书写方式追溯到孔子的“述而不作”，探讨这种书写方式对于延续活的传统所发挥的作用。接着，他借用了文学理论中“互文性”（或译“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指出在历史学作品中，大段引文的体例能够建立新文本与旧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从而增强新文本的权威性与真实性。无论是侯格睿还是倪来恩，都没有因为中国史学不同于西方史学传统便对前者加以贬抑，而是尽可能地动用更多的思想资源（如西方后现代文论）来理解中国史学，并对其价值加以诠释。这大概是因为，西方史学的普世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非西方的研究视角，西方之外国家、地区的史学传统逐渐成为历史学反思、发展的灵感源泉。
探讨不同史学传统的独特价值，是比较史学史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对于探讨中国史学传统的特殊性而言，中西史学比较当然具有显著的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将因“习以为常”而“视而不见”的特色凸显出来。正如杜维运所言：“比较中西史学之后，你会发现，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历史观念的民族……本来只就中国史学而论，尊重历史而富历史观念，是极平常的……然而与西方史学比较以后，其世界无与伦比的史学价值，便悠然呈现了。”不过，仅仅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进行宽泛的比较，不足以细致地揭示比较对象的特性。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应当超越中西二元对立式的比较，朝着多层次、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第一，将中西之间的史学比较与东亚内部的史学比较有机结合，从而构建多层次的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体系。正如本文伊始指出的，中西史学传统之比较并非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全部。为了深入探究中国史学传统的独特性，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周边国家（特别是那些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如日本、朝鲜和越南等）的历史书写。多年来，葛兆光一直倡导“从周边看中国”的理念，强调重新认识周边国家对于构建中国的历史叙述与国族认同的重要性。同样的，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周边国家历史书写的传统与近代化的历程。对于西方史学的东传问题，国内学者已多有讨论。不过，目前学界对于东亚相似的史学传统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差异化发展，亦即西方史学思潮在东亚各国产生的不同效应的探讨仍有空间。以岸本美绪关于近代东亚“正史”概念的比较研究为例，她通过比较中日“正史”概念的变迁，深入分析了东亚“正史”概念的复杂性。从表面上看，近代中日史家对“正史”传统的态度不同。大体而言，日本史家推崇“正史”，认为“正史”代表了一种可靠、完整、连续的历史叙述，有助于统合国民精神。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史家则批判“正史”，认为“正史”阻碍了国民精神的培育。岸本分析此中原因道：日本虽没有完整的“正史”，但有“日本”的名称和连续的“皇室血统”，甚至有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大日本史》；与此不同的是，中国虽有朝代的“正史”，但没有“中国史”的概念贯穿其中，因此梁启超希望突破“正史”传统的局限，试图“恢复国家历史更直接的连续性”。通过岸本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史学近代发展历程的参照之下，中国“正史”传统的价值与局限得以细腻地呈现。在中日史学比较之外，中朝史学比较也是东亚史学比较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卫国等学者致力于中朝史学、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大大推进了国内学界对于朝鲜史学的了解，值得借鉴。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史学对朝鲜史学的影响，包括古代朝鲜对《史记》的推崇与模仿，以及近代韩国民族主义史学从梁启超学说中汲取的养料。另一方面，他的研究还表明，朝韩史家在接受中国史学影响的过程中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和转化，从而呈现其自我认知。朝鲜官方编修的诸多宋明史籍与尊周类史书便是显例，这些著作从正统观、儒家义利观、尊周观出发，改写同时代中国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第二，确定比较单元时应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尤其是采用专题形式开展中观层面的比较，从而将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结合起来。在历史学界，最早注意到比较单元问题的是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他指出，“应该给每个不同时期的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找出其本身的地理范围，由内在因素而不是由外界来确定范围”。此后，小威廉·休厄尔通过回顾马克·布洛克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思考与实践，进而归纳出设定比较单元的两条规则：首先，一项研究中要使用的单元不仅会因研究的社会生活方面和“历史瞬间”而变化，还会因我们尝试通过比较来测试的具体解释性假设而变化。其次，比较单元不一定是地理单位。总之，如何确定比较单元的边界取决于我们要解决的解释性问题。马克·布洛克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哲思，在当代仍有回响。岸本美绪近来提出，空间的“柔软化”能够克服僵化的比较研究模型，比较单元不应仅限于“国家”，“小范围的地域或是超越国境的海域等等”都可以纳入考虑。李隆国通过对西方史学史的回顾，发现主流的比较单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从政体、信仰到制度、国家、文明和社会。他认为，“这些历史比较的传统有如地层剖面一样，叠加地显现于史学史家的眼前，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工具箱’”。两位学者虽然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思考比较单元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观点体现了一种共同的追求，即对于多元化、弹性化的比较方式的追求。反观目前的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似乎常采用非常宽泛的范畴，将比较对象“西方史学”视为一个整体。例如，2007年《历史与理论》（History & Theory）杂志组织了一次关于中西历史思维的笔谈。黄俊杰阐述了中西历史思维之间的差异，并指出中国历史思维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道德思维、具体性思维和模拟性思维等方面。对于黄俊杰的观点，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见解和评论。其中，王晴佳并不认同存在一种历史思维的中国模式。他主张，东西文化的二分法是临时性的，而且以选择性的、不对称的方式比较中国传统和西方史学模式是存在风险的。一方面，过于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忽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另一方面，这种比较倾向于将西方史学模式固定化，不能对其内在的多样性予以足够重视。穆奇勒则强调，黄俊杰揭示的中西历史思维差异更多地体现在中国与希腊的比较中，而非中国与罗马之间；实际上，中国古代史学与罗马史学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总之，这次笔谈的思想交锋提醒我们，应该关注西方史学内部的多样性，开展更为细致的比较。历史思维的比较往往相对宏观。说到细致的比较，也许最容易想到的是微观层面上中外史家之间的比较。例如，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之间的比较，便是中外比较史学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除此之外，有没有可能折中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即史家），从中观层面展开中外史学比较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或许可以将史学群体、史学概念和史学潮流等作为比较单位，采用专题式的方法开展中观层面的比较。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宏观比较中过于笼统、武断的类型化判断，同时也可以规避因微观比较而造成的碎片化问题。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否认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的价值，而是希望推动比较单元走向多元化，使这一领域变得更有活力。在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中，已有一些学者尝试以中观的主题作为比较单位。在史学群体方面，王晴佳对清代考据学家与欧洲近代早期博古学家的比较便是一例。他将清代考据学放在全球史中进行观察，指出清代考据学家对复古主义的兴趣与对史料（包括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的考察方式，都与欧洲博古学家之间存在诸多相似性。在史学概念方面，刘家和近来注意到国内学者混用了东西方的“编年史”概念，指出：在中国史学传统中，编年史通常作为一种历史编纂的体裁而存在，而在西方传统中，编年史（annals）则关乎对历史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此外，金嵌雯比较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叙事”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关键词“narrative”。在中外史学交流研究中，张广智领衔主编、多名资深学者参与撰写的三卷本《近代以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同样以中观的主题作为各章的考察对象。该著注意到史学交流中“双向与互动的关系”，涵盖了西方史学潮流在中国的反响与中国史学在域外的传播两个方向的议题。前者涉及兰克史学、文化形态学派、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史学等多种史学潮流；后者则关注中国史学在朝鲜、日本、俄罗斯、西欧与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多方向的传播。借助这些中观议题，这套书成功地绘制出中外史学交流的多重画卷。笔者相信，未来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将朝着更为灵动、细腻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我们不再受限于中西史学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比较单位的设定也将更富弹性。一个多重层次的比较史学史研究体系将逐渐建立，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提供更好的平台。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史学比较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史学史的研究，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元、广袤深邃的史学世界。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7期，注释从略。
责编|刘莉
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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