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夏英华 | 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与美国在亚洲的文化冷战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文化冷战”展开的研究日益增多。美国推行文化冷战的核心机构是文化自由大会（CCF），这是一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跨国文化组织，致力于影响全球知识分子，促进国际反共意识和捍卫“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成就与政治制度”。学者们尤其关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美国中情局”）和文化自由大会之间的关系，探讨美国中情局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或操纵了世界知识分子的活动，如何评估文化自由大会的影响力，等等。一般认为，文化自由大会为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大西洋思想共同体”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在冷战中的重要性不亚于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体来看，已有关于文化自由大会的研究成果大多聚焦于其在欧洲地区的活动及影响。近年来，对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ICCF）——文化自由大会在亚洲的分支机构的研究有所增多。然而，受时下流行的跨国史转向和后殖民思潮影响，这些研究奇怪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第三世界”借助文化冷战来实现自身文化主张和政治诉求的方面，对美国在亚洲实施文化冷战的主要特征和核心使命的探讨反而被弱化了。

1951年，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在印度孟买宣告成立。这是文化自由大会在非欧洲地区的第一个分支机构，其公开宣称自己的使命是“维护个人在文化领域的自由权利，反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后，文化自由大会又在印度德里创建了亚洲事务办公室（Office for Asian Affairs）。由此，印度成为美国在亚洲从事文化冷战的中心。本文在充分利用数据库档案、亚洲基金会档案、中央情报局官方档案、个人回忆录以及重要国际会议记录的基础上，重新梳理美国在亚洲实施文化冷战的核心目标及其面对亚洲现实而不得不进行的策略变更。文章试图平衡已有的研究方向和路径：一方面揭示美国借助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对亚洲知识分子产生广泛影响的事实；另一方面考察美国在亚洲实施文化冷战的不确定性，探究其试图消解亚洲中立主义的核心使命未能实现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展开了激烈竞争。鲜为人关注的是，最早引发美国重视和疑惧的是苏联发起的世界和平运动。1949年，有着亲苏倾向的世界和平大会甚至开到了美国纽约。800余位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齐聚纽约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 Hotel），谴责美国的好战行为。其时，美国中情局密集出台了数份评估文件，认定苏联将“和平”变成了政策工具，“苏联正利用世界人民的和平渴望，煽动仇美情绪，并将北约描述为迈向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一步”。美国情报部门猜测，苏联用于文化宣传活动的投入每年约为2亿美元。《纽约时报》更是撰文批评美国政府忽视苏联的“文化攻势”。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苏联在法国一国的文化宣传费用抵得上美国在整个世界宣传美国文化的投入。

华尔道夫和平会议的召开使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极为震惊。以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实用主义哲学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为代表，这些知识分子将华尔道夫和平会议视为“自由主义历史的转折时刻”。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谁是主动一方，但为应对所谓的苏联“和平攻势”和“文化攻势”，这些学者与国家安全机构迅速展开了合作。1950年6月，美国和西欧国家的121位知识分子在西柏林召开会议，宣告文化自由大会正式成立。众多享誉世界的学者出现在参会人员或者文化自由大会成员的名单中，其中包括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美国学者和评论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英国诗人史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和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这些学者有着世界级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文化自由大会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后者身份曝光后在全世界引发“核爆级”反应的原因。

文化自由大会在美国中情局内部的代号是“QKOPERA”，先由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领导下的政策协调办公室（OPC）管理，后转归国际组织分处，由被称为隐蔽行动创建者的科德·梅耶（Cord Meyer）负责。曾任职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迈克尔·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承担了文化自由大会的具体组织工作。在文化自由大会存续的16年时间里，其核心使命和指导原则发生了数次变化。然而，总体来看，文化自由大会致力于影响各国左派知识分子，试图建立全世界智识群体的非共产主义联盟。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文化自由大会的使命是捍卫知识和文化自由，反对美国内外的“极权主义”势力。这使得文化自由大会的活动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景观，甚至也包含反美主义的元素。

文化自由大会成立初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欧洲，但并未忽视世界其他地区。西柏林会议举办期间，恰逢朝鲜战争爆发，由此引发了与会学者对亚洲事务的关切。无论对美国中情局还是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印度是首要争取的国家。印度是政治上持中间立场的重要亚洲国家，加入冷战阵营的任何一方都会影响天平倾斜的方向。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起草的文件明确指出，印度如果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美国将丢失亚洲。更重要的是，印度国内本就存在强烈的反美情绪。印度报刊经常批判美国国内种族问题和支持欧洲殖民主义的对外政策，并指责其是文化肤浅的经济帝国主义。美国政府担心，印度外交中的“中立主义”使其成为苏联进行反美宣传的“有利地带”；在印度，苏联正致力于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满物质主义、帝国主义与政策不公正的国家。

作为文化自由大会的核心人物之一，克里斯托视印度为亚洲“自由世界”的最后希望。在与史蒂芬·斯彭德的通信中，克里斯托提到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是赢得“人心与智识”之战的关键。美印自由派学者间一直有联络。西柏林会议后不久，美国政治理论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向文化自由大会秘书处传达了印度学者和政治家米努·马萨尼（Minoo Masani）的信息。马萨尼对文化自由大会非常感兴趣，希望印度能够加入该组织或者在印度召开一次会议。马萨尼与后来在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蒙塔（Asoka Mehta）和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等人都有复杂的政治履历。他们在印度政坛和民间极富影响力，既反共产主义，又反帝国主义，三人都曾被关进英国人的监狱。相较而言，马萨尼的反共立场更为鲜明。他曾在文章中指出，亚洲国家在面对社会和经济落后的困境时，缺乏精神上的准备和信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知识分子往往对苏联和中国的成就产生向往，希望通过经济计划来迅速提升国家的地位和自尊心。马萨尼希望在文化自由大会的帮助下，改变印度乃至整个亚洲知识分子的态度。

1951年3月，文化自由大会第二次国际会议在印度孟买召开。这次会议不仅宣布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正式成立，而且为美国在亚洲的文化冷战确立了反共产主义与反中立主义的双重使命。早在会议筹备期间，美国媒体就对这次亚洲“文化自由”会议表现出异常的关注。相关报道将会议视为针对苏联“世界和平会议”的反击，是为了激起印度知识分子反对苏联“对文化自由的压制”，并对尼赫鲁政府践行的中立主义政策进行强有力的抨击。这些报道基本还原了美国冷战决策部门的主张。文化冷战扩展到亚洲后，中立主义成为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印度政府显然清楚文化自由大会的意图，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直接干预下，会议地点被迫从原定的德里改到了孟买。尽管如此，孟买会议通过的最后宣言仍把反对“中立主义”列入其中。除了表明要“捍卫文化自由”，宣言还特别强调“对极权暴政漠不关心或保持中立，等于放弃印度传统和人类遗产，背叛所有精神价值”。这种颇为严厉的指控，对于有中立倾向的亚洲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无疑会形成压力。

孟买会议前后，文化自由大会有意识地运用多种文化活动来推动双重使命的完成。其中，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是“文化领袖效应”和刊物出版。为了对亚洲知识分子产生广泛的影响，文化自由大会资助前往孟买参会的代表多为那个时代闻名世界的知识分子，如西班牙作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瑞士文化学者丹尼斯·德·鲁格蒙特（Denis de Rougemont）、英裔诗人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和史蒂芬·斯彭德等。马萨尼在介绍参会人员时特别提到，“这些都是令印度知识界神往的名字”。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则派出了诺贝尔奖得主穆勒（H.J.Muller）、美国社会运动领袖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非裔社会学家马克斯·耶根博士（Max Yergan）和伯纳姆等代表。文化自由大会在印度的组织架构完善后，召开类似的国际会议成为常态。在聚集了越来越多亚洲艺术家、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的会议上，来自西方的文化领袖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狂热主义、中立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贯彻自己的主张。

除了召开国际会议，创办杂志是联络各国知识分子的另一条有效路径。以杂志为平台，欧亚学者可以共享研讨主题、联合发表文章、撰写时事社论，进而建构一个所谓“文化自由”的世界。乔塞尔森非常强调杂志的重要性，认为杂志可以真正触及亚洲的知识分子。孟买会议后，马萨尼立刻于翌年推出了《自由第一》（Freedom First）杂志。该杂志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乔塞尔森和斯彭德均认为，要在亚洲赢得人心，最佳方式是制作一份“在创意和艺术方面出色，在政治方面表现淡漠”的杂志。于是，1955年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又创办了一份更加文学化的《探索》（Quest）杂志，由印度著名文学家、诗人尼西姆·以西结（Nissim Ezekiel）担任编辑。以西结从一开始就知道杂志经费来自文化自由大会，其实很难避免“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在他的经营之下，《探索》最终成为享有很高声誉的区域杂志。只不过，文化活动的效果很难进行量化评估。亚洲的《探索》也好，欧洲的《邂逅》（Encounter）也罢，都是在其真实身份曝光后才显露出这些文化活动在冷战中的巨大影响。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亚洲形势最为复杂严峻的时期。东西方对抗、地区热战、非殖民化等外部因素，与亚洲新兴国家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国家重建的愿望，纠缠在一起。从文化冷战的全局来看，文化自由大会在欧洲的活动逐渐步入规范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其对亚洲的关注及在亚洲的活动愈益增多。这一时期，美国在亚洲实施文化冷战的核心使命并未改变。只不过，受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文化自由大会在亚洲分支机构的组织架构与美国在亚洲实施文化冷战的路径和策略均发生了变化。

1.从万隆会议到匈牙利事件，文化自由大会活动重心的调整

1954年中印两国签订友好条约，印度邀请中国总理周恩来访印，这引发了美国冷战机构和文化自由大会的担忧。随着万隆会议召开，亚洲“中立主义”浪潮达到顶峰，文化自由大会的活动重心亦因此发生了转变，“开始强调关注第三世界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科德·梅耶在向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解释重心调整的依据时，这样说道：在欧洲大陆，来自共产主义的直接威胁消失了。言外之意是不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欧洲。而西德尼·胡克则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欧陆知识分子已经对改变东欧现状表示绝望，因此不得不将精力用于其他地方。无论如何，亚洲国家试图在东西方对抗中寻找中间立场，并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力量，这引发了美国冷战决策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关注。

当然，欧洲本土的文化冷战形势的确有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是推动文化自由大会将工作重心转向亚洲的另一原因。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成立后，文化自由大会召开了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国际会议。1955年9月，文化自由大会在米兰召开名为“自由之未来”的国际会议。米兰会议原本并未以亚洲为核心议题。自文化自由大会成立后，美欧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如何影响欧洲左翼力量，这也是米兰会议的主要议题。然而在会议上，以雷蒙·阿隆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End of Ideology）这一观念，并引发广泛讨论。所谓“意识形态终结”，其核心观点是，对于西方发达社会来说，基本的社会冲突已经结束，温和的左翼和右翼在“社会民主主义理想”下达成了共识。“意识形态终结”虽然在10年后遭到批判，但在米兰会议上最终获得了几乎全部参会学者的赞同。不仅如此，在“意识形态终结”论取得共识后，米兰会议的后半段迅速转向了对亚非社会的讨论。“亚洲转向”或对亚洲问题的重视，成为其后文化自由大会历次会议的显著特征。

导致文化自由大会“亚洲转向”的最后一个因素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该事件发生后，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普遍表达了对苏联行动的谴责，自此开始疏远苏联，而亚洲知识分子对事件的反应则极为复杂。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成立了“印度声援匈牙利委员会”，总体立场是谴责苏联。但在其内部，两位主要领导者马萨尼和纳拉扬之间有意见分歧。此前，纳拉扬一直奉行与印共合作的政策，遭到马萨尼的指责。匈牙利事件发生后，马萨尼和美国驻印使馆官员一样，希望该事件可以促使纳拉扬改变与印共合作的立场。然而，纳拉扬的态度仍不明朗。事实上，亚洲政界和知识界在匈牙利事件上倾向于持模糊态度，亚洲的“中立”态度仍然占据主导。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将亚洲知识界的立场归结为亚洲出现了“文化”危机。时任文化自由大会秘书长的纳博科夫（Nicolas Nabokov）认为，从多个方面来看，印度是其在亚洲的最后机会，“如果印度沦为苏联的牺牲品，自由文化和自由制度将在亚洲消失”。

2.从米兰会议到罗德岛会议：消弭“中立主义”的话语策略

如前文所述，在1955年米兰会议上，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宣告“意识形态终结”，进而把文化冷战活动的重点转向亚洲。在亚洲，除了左翼知识分子，走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是更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美国知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对印度知识分子进行了专门研究。希尔斯认为亚洲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与欧洲同行不同。对于亚洲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并不在意冷战对抗的双方谁为胜者，而是更加关注本国的民族自治和国家建设问题。在此背景下，亚洲知识分子面对的现实难题是，他们受过的应用科学和现代教育，以及他们寻求的自治形式和组织模式与其所处社会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机构发生了冲突。希尔斯将其归结为“传统与现代性”问题，并且终其一生都在探究“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意义。

米兰会议后，希尔斯成为亚洲文化冷战的领导者之一，担任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的顾问。米兰会议形成的“意识形态终结”理论被挪用过来，成为一种实用的话语策略。这意味着美国在亚洲的文化冷战放弃了直接反共路线。希尔斯主张要鼓励一种更独立、更平衡的立场，让亚洲知识分子避免受到意识形态的煽动，进而让自由主义慢慢在他们中间扎根。与此同时，根据亚洲国家的现实需要，文化自由大会在欧亚大陆多个国家共计组织了24场国际研讨会，就“经济增长”“工人参与管理”和“新兴国家的代议制政府与公共生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事实上，这些国际论坛上围绕经济和社会问题展开的激烈辩论背后，仍然隐含着反共产主义的目标。例如，在谈到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时，总会涉及不同政治制度的比较；在谈到工人参与管理问题时，又会强调避免阶级斗争理论的限制。

1958年10月，文化自由大会在罗德岛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由希尔斯和蒙塔共同筹办，可以看作印度主导的文化活动。会议主题是讨论亚非新兴国家的“代议制政府和公共生活”问题。但从一开始，希尔斯就再次提出“意识形态终结”理论，进而得出“中立主义消失”的结论。他强调，罗德岛会上没有任何“万隆精神”的痕迹，也没有“反万隆精神”的痕迹；不仅如此，自由民主和经济进步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吸引力，“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智识或道德挑战”。罗德岛会议贯彻了文化自由大会的新文化冷战策略，不再直接抨击“中立主义”，并试图将反共产主义隐藏在治理和经济议题之下。其后直到文化自由大会因身份曝光而被迫转型，表面上看，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在亚洲的各种文化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实际却是西方学者仍旧主导着会议的议题和思想文化的方向。

3.从印度到亚洲：文化自由大会亚洲事务办公室的建立与撤并

文化自由大会在亚洲开展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活动范围限定在印度。而从印度的角度来说，政治和学术精英始终有扩大区域影响力的愿望，希望借助文化自由大会实现大国梦想。于是，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成立后，其成员就开始寻求在亚洲建立更多的分支机构。1952年，马萨尼考察亚洲各国文化相关活动后，向CCF巴黎执行委员会提出筹建一个亚洲文化自由大会的设想。他认为，亚洲各国知识分子对文化自由大会知之甚少，应当尽快将大会的信息散播出去，并相应地展开活动。新机构的筹建历经波折。1955年，在各方协调和妥协的背景下，文化自由大会在印度德里成立了新机构，即亚洲事务办公室。印度著名编辑和作家普拉巴卡·帕蒂耶（Prabhakar Padhye）被任命为办公室干事，直接对巴黎执行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多来自亚洲各国，有12位名誉主席和6位名誉顾问。

亚洲事务办公室的成立意味着印度进一步成为美国在亚洲进行文化冷战活动的中心。该办公室与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分工合作，后者负责在印度国内的文化活动，而亚洲事务办公室则负责在亚洲其他国家发展和建立分支机构，出版刊物，购买并传播文化自由大会的各种出版物，以及组织区域会议等。同为美国中情局的前线组织，CCF亚洲事务办公室和亚洲基金会有秘密沟通的渠道。双方在图书发行和信息传递方面的合作尤为密切。1958年，帕蒂耶试图在菲律宾筹建文化自由大会的分支机构，也是率先与亚洲基金会驻菲律宾的代表取得联系。除了上述活动，文化自由大会自创建以来一直在欧洲从事声援和救助反共知识分子的工作，亚洲事务办公室自然也紧随其后。1957年，印尼记者和作家穆赫塔尔·卢比斯（Mochtar Lubis）因为反对苏加诺总统的亲共政策而被软禁。为此，文化自由大会发起声援运动，亚洲事务办公室就是直接的承办者。

亚洲事务办公室成立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是在缅甸仰光召开的“亚洲文化自由大会”。与此前文化自由大会组织的会议不同的是，仰光会议的参加者是来自亚洲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位知名学者和文化领袖，几乎没有西方学者参加。唯一的例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菲利普·豪泽（Philip M.Hauser），其时正在缅甸政府担任统计顾问。正因为如此，尽管会议主办者有明确的亲西方倾向，但在会议开幕时仍然出现了激烈谴责“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声音。可见，这一时期亚洲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仍是反帝国主义。参会的印度学者基本上来自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和亚洲事务办公室，他们试图将会议拉回谴责共产主义的轨道上。印度代表认为要承认“帝国主义者”为亚洲国家做了许多好事，但这个观点只得到了菲律宾代表的附和。仰光会议预示着亚洲文化冷战的复杂性，也促使文化自由大会迅速调整策略，正视亚洲国家的真正需求。

尽管困难重重，但亚洲事务办公室成立后，文化自由大会在亚洲的活动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1950年代后期，美国的现代化理论逐渐成型。与此同时，文化自由大会已经明确亚洲各国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并且苏联在亚洲的吸引力也来自其制度能够快速催生出巨大的生产力。马萨尼在论述所谓“亚洲人的思维方式”时，警告亚洲知识分子不要受苏联成就的吸引而走上苏联道路。在此背景下，文化自由大会后期的活动主要聚焦于发展问题，希望亚洲新兴国家遵循“西方发展模式”，摆脱苏联的影响。前述罗德岛会议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与会学者达成的共识是，经济发展是民主生存和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因此，西方要为亚洲社会提供一种发展模式，以削弱共产主义的号召力。文化自由大会决心用“现代化”话语策略来吸引亚洲知识分子，而CCF亚洲事务办公室则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出版和发行刊物、颁奖和资助等方式推动了这一进程。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媒体曝光了文化自由大会与美国中情局的关系。这一丑闻彻底摧毁了文化自由大会及其在亚洲各个分支机构的信誉，希尔斯的学术声望也在这场风波中受到了重大打击。自1966年10月起，文化自由大会与美国中情局彻底脱离关系，转而接受福特基金会等私人机构的资助。1967年，文化自由大会更名为文化自由国际协会（IACF）。其后，在文化自由大会相关档案中再看不到亚洲事务办公室的名字。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仍然存在，其分支机构变成三个：孟买、加尔各答和德里。很大可能是位于印度德里的亚洲事务办公室被正式并入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1967年5月，《印度斯坦旗报》（Hindustan Standard）刊登了一篇名为“中情局与印度知识分子”的文章，对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展开了激烈的抨击。尼赫鲁总理随之下令彻查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到1971年，文化自由国际协会决定停止对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的一切资助，并终止其参与协会的活动。应该说，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作为美国中情局前线机构的历史，从1966年起就结束了。

关于美国在亚洲的文化冷战，现有研究成果倾向于认为，亚洲知识分子有着很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美国在当地的活动成效并不显著。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一句名言被频繁引用，即“金钱对我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影响”。他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并不了解第三世界国家，因此其文化宣传不会成功。实际上，1960年代末美国中情局的文化冷战项目曝光后，诸如马萨尼、希尔斯和雷蒙·阿隆这样的“冷战知识分子”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也是文化冷战史研究中最大的争议课题之一，即美国情报部门的资助是否塑造了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文化活动的议程？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甚至恰恰相反，美国情报机构是作为合作方被“邀请”过来的；当地知识分子倾向于利用美国文化冷战“装置”来实现国内政治目标；他们对反击共产主义根本不感兴趣。

事实上，直接回答“是”或者“否”都过于简单化了。从目标设定上看，文化自由大会的使命从来都是清晰的，即推动国际知识界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迷恋”，转向更适应“美国方式”的观点。而包括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在内的亚洲文化机构的使命，如前所述，在反击共产主义之外，还有反中立主义这一目标。只不过，美国在亚洲遭遇的是异常复杂的政治环境：亚洲知识界天然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立场；亚洲国家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多元的社会诉求；新兴国家以国家民族建设和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的现实；等等。文化自由大会正是在上述特定场景中，不断协调自己的行动、改变策略，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从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的个案来看，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目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然而，美国试图消解中立主义，将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拉向美国阵营的设想终归失败。

从“遏制”共产主义的角度看，文化自由大会在亚洲最为“成功”的举措是通过国际交流，将亚洲中左翼知识分子拉入一个国际共同体，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学术认同进而增强了政治认同。文化自由大会在亚洲成立分支机构后，主要的活动是召开国际会议和研讨会。这些会议的成员，一般是来自亚洲和美欧的知识分子各占一半。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美欧学者，美国政治家和学者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英国发展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美国的日本学家帕辛（Herbert Passin）和法国思想家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等人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参会名单中。这些闻名世界的知识分子，很早就是亚洲知识分子景仰的对象。即便是对前殖民国家抱有很深敌意的左翼学者，也不会拒绝与这些知识分子交流。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左翼倾向。为争取这些知识分子，文化自由大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频繁派遣知名西方学者到日本讲学或访问。到1950年代末，文化自由大会的一份考察报告显示，与其保持友好关系的日本知识分子“几乎都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有自由意识的社会主义同情者”。由此可知，文化自由大会在日本的活动成效显著。

文化自由大会早期针对亚洲召开的会议多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如孟买会议的目标是要澄清部分亚洲知识分子的困惑，“使他们认清东方和西方谁为更加邪恶的一方”。1956年以后，文化自由大会开始调整策略：一方面，西方文化精英试图用比较平和的语言来谈论苏联。如1957－1958年间，文化自由大会在英国、印度和日本召开多次以“苏联社会的转变”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按印度代表的说法，印度人对苏联社会问题非常感兴趣，围绕该主题的研讨将对印度乃至整个亚洲的公众舆论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会议主题越来越聚焦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从1957年起，文化自由大会几乎每年都会在印度召开一次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会议，在亚洲其他国家召开的会议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会议不可避免地仍然要探讨“苏联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挑战”，而会议的目标设定则是比较“计划经济对自由的威胁”和“民主框架下能够达到的增长速度”。可见，反击苏联的目标从未在文化自由大会的活动中消失，只是变得更为隐蔽。

毋庸置疑，美国情报部门借助文化自由大会，在相当程度上指导也制约着亚洲文化活动的议程，但是否塑造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想法还需深入探究。马萨尼认为，美国策略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是否说服知识分子倒向西方，同西方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一致的行动方针，而是要使美印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他们属于同一个世界（所谓“自由世界”），并以某种方式扎根于这个共同体。这也就是前面讲到的“认同”问题。文化自由大会不断调整策略，由反共产主义到探讨苏联社会问题，再到传播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理论，目的就是逐步建立一个智识网络，形成“我们”区别于苏联的二元对立局面。从搭建共同的认知网络角度看，文化自由大会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文化自由大会在特定时期的印度尼西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印尼学者在研究1965年“9·30事件”时观察到，该机构在当地实施的反共产主义活动，使印尼学生和知识分子接受了“普遍人文主义”思想，进而在印尼搭建起了亲西方的知识分子网络。

对于文化自由大会来说，说服亚洲知识分子放弃中立主义比“遏制”共产主义更难实现，因为其中包含着期待亚洲国家谴责共产主义并在行动中与西方站在一起的战略意图。从反击中立主义的角度看，文化自由大会最初轻视了亚洲国家对西方的不信任，其后策略虽有调整，却无法改变前殖民地国家久已形成的思维惯性和正在形成的政治环境。在孟买会议上，鲁格蒙特曾以“狼、牧羊人和羊”的故事批评了印度的中立主义。他指责羊在狼（指代苏联）与牧羊人（指代美国）的对峙中持中立立场，看似赢得了生存机会，实则是抱着以身饲狼的态度。而纳拉扬反驳说，即便牧羊人从狼口中救下了羊，也只会剪羊毛赢利，然后吃掉羊。“牧羊人”的隐喻在冷战时期的亚洲非常流行，凸显了亚洲国家对前殖民国家和新殖民国家的深层抵触与怀疑。在米兰会议上，美欧和亚非学者间的冲突变得更加显性化。西方学者仍然强调文化自由；亚洲学者则表示，如果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发展速度，自由就可能崩溃。其后双方又就“民族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西方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巨大麻烦的根源，而亚洲学者则视其为自由的组成部分，令人尊重。会上的紧张氛围使希尔斯直呼“暴风雨来了”。

事实上，文化自由大会之所以能在印度建立三个分支机构，还有赖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奉行的中立政策。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几乎都是印度人民社会党成员，该党派反苏反共，对印度政府亦持批评立场。文化自由大会深知尼赫鲁政府从一开始就对CCF印度分支机构非常不满，只是克制地没有采取行动。因此，CCF巴黎执行委员会希望马萨尼能够老练地处理与尼赫鲁的关系，避免惹恼尼赫鲁。雷蒙·阿隆和纳博科夫还曾先后访印，试图借助个人声望消除尼赫鲁对文化自由大会产生的某些“错误印象”。但麻烦的是，不仅马萨尼一直坚持激烈抨击尼赫鲁的立场，文化自由大会资助的《探索》杂志也成为批评尼赫鲁的大本营。《探索》的编辑和撰稿人深受美国文化精英的影响，相信“自由”文化发展需要一种独立的批评精神，因此《探索》杂志相当多的版面用于反对尼赫鲁政府的各项政策。

1956年，围绕匈牙利事件的官方立场声明，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和尼赫鲁政府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其时，文化自由大会发现反击印度中立主义的目标已不可取：一方面，该目标可能导致文化自由大会被清理出印度；另一方面，希尔斯同意蒙塔的观点，即亚洲社会有着先天的脆弱性，过度批评和不负责任的反对可能会刺激已经分裂的民众情绪，破坏印度政治稳定所依赖的脆弱的共识。文化自由大会开始淡化自己在印度的存在感，将更多事务交由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处理。1958年，CCF巴黎执行委员会改组了《探索》杂志。以西结辞去了编辑职务，仅担任审稿编辑；《探索》仍在孟买出版，但其新任命的两位联合编辑则在加尔各答工作。改革后的《探索》杂志并没有放弃其“文化批评”的基本主张。只不过，在新任编辑、哲学家阿尤布（Abu Sayeed Ayyub）的主导下，杂志异常谨慎地避免与美国的关系被公开；同时，想尽一切办法证明这是一份印度人自己的刊物，而非美国的刊物。直到1966年文化自由大会因被媒体曝光而中止与美国中情局的关系，其在消解亚洲中立主义方面并无太大建树。回望希尔斯在罗德岛会议上提出“中立主义消失”的论断，或许只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安慰。

如果说从文化自由大会的历史可以大致看到冷战前期美国文化冷战的全貌，那么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的历史就是美国在亚洲实施文化冷战的最典型案例。现有档案显示，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及稍后成立的CCF亚洲事务办公室，在对外事务上基本听从文化自由大会的指导，帮助文化自由大会将活动范围和文化项目扩展到几乎整个亚洲；作为回报，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丰厚的活动经费，充足的人力支持，以及广泛的国际影响。然而，文化自由大会与其亚洲分支机构在对内事务上的分歧异常严重。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在国内政治、办刊方向、与尼赫鲁政府的关系，是否支持印共，以及是否支持民族主义等问题上坚持己见。这种“内”“外”差异大概是史学家在CCF亚洲各分支机构是否具有行动主体性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原因。

亚洲文化冷战的环境与欧洲迥然不同，这是文化自由大会在亚洲很难取得成功的原因。概括说来，美亚知识分子的分歧在于：其一，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前文提到孟买会议上，鲁格蒙特讲述“狼、牧羊人和羊”的寓言后，纳拉扬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质疑，即为什么同样是所谓“自由世界”的成员会被分为牧羊人和羔羊？可见，西方与亚洲之间的不平等并未因战后非殖民化进程而改变，欧洲文化精英视其为理所当然，亚洲知识分子则心有余悸。其二，界定“文化自由”的话语权力。美欧文化精英致力于将西式“文化自由”传播到亚洲，借以强调共产主义会妨碍这种“自由”。然而，“文化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在亚洲语境中有同等效用吗？仔细梳理历次会议上美欧与亚非知识分子的争论，会发现他们对“文化自由”的理解非常不同。亚洲知识精英越来越有意识地争取“文化自由”话语权，双方矛盾几乎无法调和。其三，认同的时间性和有限性。文化自由大会试图借助文化认同来促进美亚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同。这在特定时期的印度、日本、缅甸、印尼都曾取得过成功。然而，冷战前期亚洲国家的政局异常动荡，美亚关系亦经常性地发生改变，新建立的政治认同通常是脆弱而短暂的。

作为文化自由大会与美国中情局之间的关联性人物，乔塞尔森在该组织身份曝光后这样说道：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其他组织有资金和坚持不懈的意愿来开展这些针对共产主义的“防御性”活动。这是文化自由大会对于自身存在之合理性的辩解。然而，文化自由大会调动起如此多的美欧知识精英来从事文化冷战，如此深刻地介入学术研究、艺术探索和刊物创办的进程，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在美国情报部门的资助和指导下进行，本身就有悖“文化自由”的要旨。这是包括雷蒙·阿隆在内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退出文化自由大会的原因：无论如何，大会建立在一个“初始谎言”（original lie）的基础上，这是再也无法遮蔽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