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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所讨论的是中国文学如何进入世界文学行列，取得世界性影响的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反映出中国人觉醒了的大国心态，近几年已然成为热门话题。伴随这一话题而来的是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客观地说，中国文学走出去，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中国文学能否走出国门，进入世界文学之列，要看其是否具有世界性；要推进中国文学走进世界文学的进程，则需研究其怎样才能取得世界性。
世界文学这一概念，200年前由歌德提出后，关于其内涵的争论至今不断。据方维规先生研究：“目前（西方）学界有一个共识，即‘世界文学’概念不能理解为所有文学的整体，亦非世界上最佳作品之经典。世界文学是普遍的、超时代的、跨地域的文学；若要跻身于世界文学，必须是超越国族界线而在其他许多国族那里被人阅读的作品。施特里希在七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即‘只有超越国族边界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世界文学，今天依然有效；或如达姆罗什广为人知的说法，将世界文学描写为‘在原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的确，世界文学不是自然状态下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学，世界文学就是世界各民族和国家所有文学总和的说法，对于认识与研究世界文学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如果没有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度，无论其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它都不是世界性的文学。所以，所谓文学的世界性，首先是一个传播的概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每一种语言均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语言反映出民族的思维习惯，决定了文学的民族形式，也影响了各民族的审美特性。所谓“在原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确切说就是在本民族语言圈之外传播的文学作品。因此，语言翻译是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在其他民族读者中传播，因而获得世界性的关键。周作人在1923年讲过日本文学：“日本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成就了可惊异的发达，不仅是国民的文学的精华，许多有名的著作还兼有世界的价值，可以与欧洲现代的文艺相比。只是因了文字的关系，欧洲人要翻译他颇不容易，所以不甚为世间所知。”说明即使作品有世界价值，不翻译也不会为世人所知。莫言在诺贝尔晚宴上的演讲中说：“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翻译表面看是语言的互释，然而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这种语言的互释，融入了思维习惯、文学形式和审美特性的文化互释互解。译者既要考虑译入国家母语的表达习惯，把被翻译的语言转换为译入国家读者可以接受的母语，还必须要照顾到译入国家和民族的审美情趣，用译入国家的民族审美情趣改造被翻译的文学文本，使之成为译入国家读者乐于接受的作品。所以翻译不仅使各个民族的文学超越了语言的障碍，也使不同民族的文学超越了文化的阻隔，形成了审美的交流、对话甚至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是中国文学取得译入国家的文化“资格认证”，也是进入世界文学的通行证。中国文学要取得他国的文化“资格认证”实属不易。爱德华·希尔斯说：“人文学传统依附于古老的民族共同体或文明；依附于特定的著作，这些著作构成了这一共同体或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不易于传递给另一些民族社会或文明。”周作人就曾讲过用中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困难：“中国用单音整个的字，翻译原极为难；即使十分仔细，也止能保存原意，不能传本来的调子。”翻译界将此称为“不可翻译之物”。汉字是中国文学赖以生成的记录符号。作为表意文字，汉字具有集形象、声音和词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充分利用了汉字形声义统一的特性，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独特魅力的诗文文体。诗体中，五言、七言、对仗和词体表现出的形式美，近体诗和词调表现出的声律美，还有文章中的赋体、骈体以及骈散结合的行文形式，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学中很难找到对应的形式，这给中国文学翻译造成巨大困难。伽达默尔说：“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文本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所指导，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对文本内容的翻译都是一种再创造，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学形式如何转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民族性特征极为明显的中国古代诗文进入世界文学是有难度的。即使是已经进入世界文学者，如李白、杜甫等的作品，也是减损了汉字形声之美的残缺进入。《哥伦比亚文学史》即承认，“李白于探索意义和声音之间”，“特别令人拍案叫绝的措辞”是“难以转译”的。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翻译中的“不可翻译之物”，钱锺书提出了“同一原则”：“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便认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譬如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西洋诗的禁忌，并非中国的四声八病，而两者同遵守着声调和谐的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寻找“同一原则”，应该是破解“不可翻译之物”的重要方法。当今的世界文学仍以英语文学为主体，这是因为在欧洲为中心的殖民背景下，英语取得了世界通用语的地位。所以中国文学世界性的获得，从根本上说，要看中国语言在世界上能否取得广泛应用，中国古代文学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广泛传播就是明证。
由上可见，翻译是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实现交流和彼此接受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是某一作品取得世界性的重要步骤。不过翻译并不能决定一部作品能否成为世界文学。一部作品被翻译为一国或数国文字，自然是这部作品进入世界文学的重要条件，但最终能否被世界人民所接受，产生世界性影响，还在于作品是否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学经典。就此而言，方维规说世界文学“亦非世界上最佳作品之经典”是值得商榷的。大卫·达姆罗什说：“我们不论从全球传播还是某一接受方位去思考世界文学，都存在一个问题：怎样的作品才有资格被称为‘世界文学’？过去的较为严格的世界文学观念，认可或强调作品应有一定程度的文学史和文化内涵；而今随着世界文学关注点的扩散，辨识何为我们需要阅读的世界文学，变得日益重要。自歌德时代起，世界文学的定义一直在三种基本范式间摇摆：经典、杰作、世界之窗。”可见经典才有资格成为世界文学，是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世界文学界的一种共识。所以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又是一个关涉文学价值的话题。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能否在其他民族的读者中传播，亦即一个民族的读者能否接受来自其他民族的文学，关键在于价值关联。也就是说，此一民族的文学作品所呈现的思想意义是否会被其他民族的读者所接受，或者引起其关注，此一民族的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审美特征是否会与其他民族读者的审美情趣契合，或者引起其兴趣，关键在于价值观是否相同或相近。中国文学是否具有世界性，首先在于其是否反映人类的共同关注、是否表现出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人群虽以族群、国别、意识形态而类分，但无可否认，人类也有共同关注的问题，有以人类文明为标志的普适价值观和审美观。这些是超越国家和民族分野的全人类共同关注、共同理念和共同爱好。反映了人类共同关注和具有普适价值观、共同审美观的作品，极容易被不同的人群接受，因而超越了文学的地域性和本土性，具备了进入世界文学、传布于天下的世界性。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谈他读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黎明》时的感受说：“‘这位罗曼·罗兰是谁呀？’——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当我后来搜集到其余各卷之后（那部作品的最后几卷当时还正在创作过程之中），我才知道：现在终于有了一部不是为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为一切欧洲国家而写的书，一部为增进欧洲各民族团结的书；现在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人，有了这样一位文豪。他善于表现各种道义的力量：表现对爱的感悟以及要想获得这种感悟的真诚意愿；表现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正义感；表现艺术负有团结大众的使命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念。”道义、爱、正义感、团结大众的使命，正是一部不是为一个国家而是为整个欧洲所写的作品应该具有的品质。现在可知，这也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世界文学所具有的品质。荷兰学者杜卫·佛克马说：“文学经典是为了解决人们特定的需要而创作的。它们对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有着不同的需要和问题，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有一些需要和问题是跨越文化界限甚至是普遍存在的。人们需要食物和房屋，和平和没有战争。”希尔斯说：“一个哲学家的伟大之处无疑在于他的思想观点的持久性，接受他的思想观点的区域范围，以及他提出的问题和提供的解决方式的普及性和渗透性。”这也同样适用于世界性作家。世界性作家不仅是在和本民族人说话，也是在和全人类说话。自古以来，战争就是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文学主要的题材内容。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战争文学的巅峰之作。这部伟作的主题是很鲜明的，就是正面描写俄国人民在抵抗拿破仑军队入侵时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但作品仅凭这一主题还不足以雄踞世界文坛。《战争与和平》在人物刻画与事件描写中，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表现出作家反对战争的人道主义思想，反映了人类普遍的价值观，这方是此部小说的思想精髓。战争同样是中国古代作家极为关心的文学题材。唐代两位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多有关于战争的诗作，它们大致可分为肯定唐王朝战事和反对战争两类。但二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不能用挺战还是非战来简单判定。肯定唐王朝战事的诗，多为书写抵御少数民族军队入侵的边塞诗和安史之乱时期的靖乱诗。即使是这样的作品，有时也会流露出反战的思想。二人反战的原因高度一致，都是对百姓的关心与同情。他们的作品都对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百姓罹难表现出高度关注与深切同情。天宝年间，唐玄宗喜好边功，发动了多次边境战争。天宝八载（749）有哥舒翰石堡之役。据《新唐书·王忠嗣传》：“帝（玄宗）方事石堡城……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尽。”对于此类牺牲数万士兵性命以获边功的战争，李白是持否定态度的。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十四》就是有感于石堡之战而作：“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借问谁凌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唐宋诗醇》卷一评曰：“开元以来，岁有征役，至王君战胜青海，益事边功。石堡，一城耳，得之不足制敌，不得无害于国。唐兵前后屡攻，所失无数。哥舒翰虽能拔之，而士卒死亡亦略尽矣。此诗极言边塞之惨，中间直入时事，字字沉痛，当与杜甫《前出塞》参看。”杜甫的《前出塞九首》亦写哥舒翰征伐吐蕃的战事，《前出塞·其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对于征讨吐蕃，杜甫显然是支持的，但杜甫更加关注这次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最典型的是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诗人重点关注的不是战争的正义与否，而是被战争戕害的人民，六首诗都描写了战争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反战思想暗寓其中。宗白华在《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中指出：“杜少陵是一个非战诗人，他身经‘安史之乱’，弟妹失散，父子隔绝，他是尝够了。所以在他的诗歌里，十九诅咒战争，表现极强的非战思想。而他对于民族意识，尚这样强烈。‘拔剑击大荒，且收胡马群！’‘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充分表现了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而‘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又可知道他是酷爱和平、讲人道主义的人。于此我们佩服这个‘诗圣’人格伟大！”此评也适用于李白。关于李白对待玄宗发动边境战争的态度，詹锳先生有烛照幽微的论述：“在对待民族战争的问题上，李白的观点所以不同于并世的一些著名诗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对于人民的态度……在整个天宝时代，李白是始终反对不义战争的，而这种反战主张是从爱护人民关怀人民出发的。”也就是说李白因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反对战争。出于关怀人民生命与生活的人道主义而反对战争，中国的两位伟大诗人与俄罗斯的伟大作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李白和杜甫具有世界影响，其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绝非偶然。对于联结人类的共同人性的关注，也是世界文学的普遍特征。莎士比亚既是英国伟大作家，也是世界伟大作家。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作品“忠于普遍的人性”，“表现出普遍人性的真实状态”以及“世事常规”。人性，正是人类普遍关注并经久探讨的问题。“他的人物不受特殊地区的世界上别处没有的风俗习惯的限制；也不受学业或职业的特殊性的限制，这种特殊性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发生作用；他的人物更不受一时风尚或暂时流行的意见所具有的偶然性所限制；他们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是我们的世界永远会共给，我们的观察永远会发现的一些人物。他的剧中角色行动和说话都是受了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感情和原则影响的结果，这些感情和原则能够震动各式各样人们的心灵，并且使生活的整个有机体继续不停地运动。”中国已经在世界产生影响的作家作品，也无不如此。清代伟大小说家曹雪芹所著《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众多的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复杂的人性。而李白和杜甫则以其诗歌，表现出中国古代士人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和仁爱情怀，这也是对真与善等普遍人性的中国式表达。当代著名作家曹文轩形象地说：“当我们能够始终聚焦于人性又能透彻地理解和精准地把握人性时，我们的作品事实上已经领取了走遍世界的护照。”中国文学是否具有世界性，还在于作品能否以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文学审美为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学做出新的贡献。鲁迅先生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人们习惯于引用鲁迅的这句名言来强调文学作品的民族性。不过，这句话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成立。首先，它是经典。钱锺书先生谈中国诗时有过这样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强调诗，就是突出文学性，强调作为文学作品的经典价值，这比“中国的”更重要。其次，只有文学作品能够为世界文学做出新的贡献，才能解释何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未必在思想情感、艺术审美和理论内容上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即使是价值观和审美观趋同，也往往是异中见同，或同中见异，由此而呈现出世界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还有，所谓普适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审美观，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世界在发展，社会在变化，面对新的事物，人类在不断思考，不断探索，创造或发现新的思想，领略未曾领略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接受新的审美趣味。文学在探索和表现社会新变方面，显然是走在时代前面，甚至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的。所以，一个作品所显现的风貌迥异于世界文学已见的内容，别开生面，或思想情感独特，或人物形象新异，或艺术表现独辟蹊径，或自成体系的理论形态揭示出新的文学规律，也都极易引起世界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文学的价值正在于来自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有一个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中发掘出世界性的范例十分典型。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专门讨论“中国文评的特点”。他认为：“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譬如，中国道学排斥文学；同样，西方的艺术思想史也不过是一部相斫书。”所谓中国文评的特点，必须是深藏在中国谈艺者的意识中，各时代的批评家都多少利用过，且不见于西洋批评的。他特别指出：“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钱锺书先生的文章，从中国文学批评把文章通盘人化或生命化来讨论何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文章具体分析西洋文评中与文章人化或生命化似乎相似实则“貌同心异”的三种类型，实则是在比较中彰显中国文论以人化或生命化打通文章内容和外表的独特性，并进一步阐述人化文学批评的普遍性和世界性：“这种人化文评，我们认为是无可非难的。一切艺术鉴赏根本就是移情作用（Einrühlung），譬如西洋人唤文艺鉴赏力为taste,就是从味觉和触觉上推类的名词。人化文评不过是移情作用发达到最高点的产物。其实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着移情作用。”移情作用是一切文艺欣赏的原则，人化文学批评是移情作用发达到最高点的产物，因而也体现出人类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平。中国文学不乏此类既有民族独特性又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作品，关键是缺少如钱锺书先生那样兼通中西的人去发现和阐发。
同经典的价值和意义要通过阅读去发现与建构一样，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也不是自然显现的，要靠读者的阅读与评价，特别是要靠学者和批评家的研究去发现、发掘和提炼。以上所举钱锺书先生的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学者的研究为译者的选择提供了参考，也为彰显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从而进入世界文学提供了必要的支撑。这就涉及中国文学世界性的第三个问题：中国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此处提出的比较视野，不同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意在强调用世界文学的立场和眼光来研究中国文学。如钱锺书先生所说：“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威廉·弗兰克说：“与其他文学传统一样，中国文学要想在当今世界产生影响，就应将其置于世界文学语境。”只有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大的格局下开展研究，才会发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与价值。早在1930年代，陈寅恪就指出：“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用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研究中国文学，前辈文史研究大家王国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意境理论的建构做了有益的探索，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以及谈中国诗、论通感、不隔等所做的中外文学、文论的平行比较研究颇具示范性。他们的研究并未把中国文学研究纳入西方的话语体系，而是使中国文学研究打破了自说自话、独立自足的硬壳，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具有了可比性，从而显示出中国文学的全人类价值。即使是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也只有置于世界文学之中进行比较研究，方能得到认识与揭示。鲁迅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深感在与世界隔离的旧环境下，描画出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十分困难的，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所以只有比较才能认识真正的自己，只有比较才能了解中国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异同，民族性只有从世界性中才能显现出来。反观鲁迅的创作，其正是在世界文化比较的视野中进行的。他在1908年8月发表于《河南》杂志上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总结欧洲政治与文明的历程，概述欧洲启蒙时代为纠正宗教滥用权威而产生的大众民主与物质主义的主潮，19世纪末叶矫正19世纪文明偏至而兴起的反物质主义和尚个人自我的新文化思潮。并进一步指出，学习欧洲文化，不能“馨香顶礼”那些“陈旧于殊方者”，“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以世界尚自我、崇个性的新文化思潮来对照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讲群体、礼教而反自我，泯灭个性的文化，看出了它吃人的本质，喊出救救孩子的口号，这个“人”就是个体的人。鲁迅创作的小说《阿Q正传》意在刻画中国人的国民性，阿Q的根本性格就在于没有个人自我，如周作人评价的那样：“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因此可以说鲁迅塑造阿Q这个形象，其文化背景应该就是他所谈的欧洲19世纪末叶兴起的崇尚个人自我的新文化思潮，鲁迅在与欧洲文化的比较中，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国民性的某些属性，写出了世界性的文学作品。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价，同样也是置于世界文学之林，在与外国短篇小说的比较中分析其特色和价值的。周作人《阿Q正传》一文认为，似《阿Q正传》这样以“冷嘲”为特色的讽刺文学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极为少见，在中国的讽刺小说中，《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热骂，而非冷的讽刺。近代小说中只有《儒林外史》和《镜花缘》中的一小部分有相似。《阿Q正传》的笔法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戈果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留下了不少的影响。”在与外国文学的比较中，周作人发现了《阿Q正传》讽刺笔法的来源，同时也分辨出鲁迅小说的变异与独创：“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分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他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他的贬词，却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成了satyric satire(山灵的讽刺），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接近了。”无论是鲁迅的小说创作，还是周作人的评论，都堪称比较的典范。近些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些研究者把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理解为拒斥欧美文学甚至是去世界化，恢复到新文化运动前的文学概念和诗文评的研究方法，关起国门搞中国文学研究，以为只有这样才会建构起中国话语。此种研究理念和路数，不仅与建构中国话语的愿望南辕北辙，而且与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的建构，获得世界性大相径庭。诚如葛兆光所言：“过去，一些人总是提倡‘以中国解释中国’，觉得这样才‘原汁原味’，其实这是一个幻想，因为没有‘他者’的对比，容易陷入自我想象，仿佛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其实最终还是在传统泥沼之中。”总之，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关涉文学传播即中国文学的他国翻译、中国文学的普适性价值等问题。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不是自然生成的，其世界性文学意义与价值的发现与揭示，要依赖读者的阅读，尤其是研究者具有世界性目光的研究，这就向中国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远的目标要求。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7期，注释从略。
责编|王艳丽
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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