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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苏美尔奴隶制国家，出现在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中东）。原则上讲，只有出现了国家，才会有国际关系。那么，国际关系的历史至今也就5000年左右。亚欧大陆在地理上与北非相连，在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特别重要，可谓国际关系史的发端之地。国家的形态大体经历了部落国家、王朝国家、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公民国家等阶段。1500年是全球史出现的年代，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西欧国家对财富的追逐开启了海洋时代，同时在客观上加速了东西方的分化。如果说1500年之后是全球时代，那么1500年之前则只能被称为“半球”时代。“半球”时代没有全球性质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只有区域性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即“前国际体系”。东西方的分野是相对的，无论是地理范围，还是划分标准和具体内容都是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方或西方。1500年以前，国际关系维度中的东西方主要是指亚欧大陆的东部和西部，在某种意义上即亚欧大陆最东部与亚欧大陆最西部。所谓东西方的划分和称谓，主要还是随着1500年以后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而兴起的，亦即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首先，近代以前，陆强海弱，地缘政治经济意义上的东西之分并不明显。“东方”（East）和“西方”（West）是西方的说法。“英语中的‘West’最初是个方向副词，它的实际意思是‘更向下、更远’。到了中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词来指代欧洲了，而到了16世纪后期，它开始和进步、青春、精力充沛等词一起使用，而最终当欧洲向西扩张时，它成了‘文明’的同义词。从18世纪开始，这个词不仅指欧洲，也指欧洲人在海外的殖民地，也就是更为广阔的欧洲世界。”在18世纪，人们开始使用一个较新的词——“东方”（Orient）来形容从地中海东岸到中国沿海的整个区域。这也是西方创造出来的一个共有的身份。将亚洲分成近东（Near East）、中东（Middle East）和远东（Far East）的习惯做法源自19世纪。近代以前，区域、地理意义上的东方和西方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映生辉，同台演绎了国际关系史，共同推进了人类历史和国际政治文明的进步。不过，在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前，受限于技术原因，地缘意义上东西无分，陆强海弱，甚至有陆无海。虽然局部性的海洋贸易网络是存在的（比如印度洋、地中海、中国东南海等），但“海权是在早期文明的边缘而不是中心发展起来的。地处边缘的沿海共同体从陆地上获得的发展机会有限”。“与陆路发生的事件相比，有关各大洋海事活动的记载显得凌乱而又支离破碎。数据的缺乏表明，海事在各大文明的早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那么起眼。”其次，1500年之前，全球意义上的现代国际关系尚未出现。亚欧大陆中心与周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是1500年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条主线。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包括中亚、中东、东欧、俄罗斯南部、蒙古高原等，主要生活着游牧民族，如斯基泰、匈奴、突厥、回纥、鲜卑、柔然、蒙古等。农耕文明则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波斯、两河流域，以及西欧、南欧半岛，即亚欧大陆的南部边缘。游牧民族往往居无定所，经济落后，靠天吃饭，没有保障，处于部落国家发展水平，但能骑善射，身体健壮，机动性好，军事力量强。而农耕民族以定居的农业生活为主，经济相对富裕，文化相对发达，往往发展到了王朝国家阶段。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亚欧中心地带与南部周边之间的和平、竞争、矛盾、冲突，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主线，延绵上千年。如何判断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如何断定一个文明的历史发展水平？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A.White）提出了能量获取是推动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的观点。他认为,“当每年人均利用的能量增长了，或者技术手段使能量发挥作用的效率增长了，或者上述两个因素同时增长了，文明就进步了”。怀特的结论可以被概括为一个公式，即文明（Culture）＝能量（Energy）×技术（Technology）。他把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依次分为原始社会、文明社会和复合社会。“当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后，便从原始社会进步到文明社会；实现工业化后便从文明社会进步到复合社会。”根据人均利用能源数量、军事能力、社会组织、信息技术四个方面的综合测算，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国家产生到6世纪，大约3500年的时间里，西方胜于东方，东方落后于西方。从6世纪到1500年，在这近1000年中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东方占据了优势地位，而西方失去了优势地位。1500年前后又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西升东降，再次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重新夺回对东方的优势。不过，这是一个不短的历史过程。直到18世纪中叶，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才最终实现由东升西降、东富西追向西强东弱、西富东贫趋势的转变。至21世纪，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西方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尽管西强东弱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发生质变，但出现了东升西稳的趋势。也就是说，纵观5000年的国际关系史，东西方一直是交替引领、各领风骚的，谈不上一直以西方为主导。最后，按照地域范围和规模划分，近代以前的国际体系只有局部结构层次。在全球史出现之前，区域国际体系就已经存在，并形成了多个中心。例如，亚欧旧大陆在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形成了以斯巴达与雅典为中心的两极格局；希腊与波斯的两极争霸战争；古罗马帝国治下的和平即单极世界；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两极对峙时期、百年战争时期（1337—1553）的英法两极竞争；战国七雄时代中国境内的多极格局；西汉与匈奴对峙时期东亚地区形成的两极格局；7—8世纪大唐、大食、吐蕃并立的亚欧三极格局；15世纪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两强并立；等等。这些都可视为亚欧大陆东西局部结构层次，它们平行存在，各自发展。在1500年之前，亚欧大陆虽有丝绸之路相连，边境有互市相通，海上也有交通来往，特别是“亚洲南部和东部海岸地区涌现出许多具有海洋活力的中心”。“11至15世纪之间，印度洋贸易网络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贸易网络，其中的路线最长，港口最繁忙，流通商品也最为多样。”但总的来说，受地理因素和交通技术的限制，各个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交流不如1500年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后密切。1500年以前，新旧大陆之间相互隔绝，不通音讯，没有交集，因而也就没有所谓的互动和影响。而在美洲新大陆上，曾经发生过两个部落国家——卡安和穆塔争夺玛雅中心地带控制权的百年战争（526—682）。因此，1500年以前不存在明确的东西方国际体系，充其量只是局部结构层次，在1500年代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后，才出现全球性质的国际关系体系。
近代，人类从陆地走向了海洋，开启了世界近代化进程，加速了东西方的分野。
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开辟是世界近代史和近代化的开始。西欧拥有毗邻海洋的地理位置，是其走向海洋并崛起的最初、最重要的原因。“是地理，而不是人，使得中西方走上不同的道路。地理因素使得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海水就像地球的血液，航道就像地球的经络，使“世界连成一体”，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出现了。海权上升、陆权下降，海进陆退，海强陆弱，海权开始压倒陆权，海洋开始战胜陆地。海洋就像免费的铁路，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运输速度，便利了贸易和人员往来。海洋的重要性极大地提升了。全球化即海洋化。全球格局西升东降，西方开始兴起，东方开始衰落，西方逐渐压倒东方。无论是16世纪初海洋国家葡萄牙战胜环印度洋地区的陆地国家，进入印度洋（即1509年第乌海战），还是穆斯林陆地大国奥斯曼帝国在1571年勒班陀海战中败给了西班牙、威尼斯等西欧天主教海权国家组成的神圣同盟，都昭示了西欧海洋国家的脱颖而出，不仅说明了西方海权国家对东方陆权国家力量对比的上升态势，也标志着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东方伊斯兰教世界从地中海到印度洋地区的争夺优势。制海权至关重要，举足轻重，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世界。正如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所言：“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在一个世纪以前，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相对于陆上强国的机动性……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因此，大致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东方逐渐从属于西方，陆地逐渐从属于海洋，海洋国家领先于陆地国家，海洋文明战胜大陆文明，西方战胜了东方。大体说来，中国朝贡体系建立在陆权基础之上。这一体系的内涵包括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共主体系，以中国传统“礼仪”作为处理体系内相互关系的国际法规，以“五服”理念作为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亲疏远近关系的原则。而西方条约体系主要建立在海权基础上，讲究利益分配和契约精神。朝贡体系遭到西方条约体系的碰撞和削弱。对于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而言，其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与东西方这一地理划分没有直接关系。西方国家中既有海洋法系如英、美，也有大陆法系如法、德。东方国家也是如此，如中国、日本等是大陆法系，印度则是海洋法系。海陆之变加剧和加速了东西分野、分化，甚至成为决定性因素。西方代表了海洋文明、工业文明和蓝色文明，东方则代表了陆地文明、农业文明与黄色文明。海陆之变与东西之分相互关联、影响，也相互作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具体说来，1500—1750年即近代早期的国际格局：东强西弱，东富西追；西升东降，陆滞海进。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指出，在新航路开辟前，“欧洲国家体系只是全球经济中一个边缘性的和不稳定的组成部分。而很久以来，全球体系就是以亚洲为中心的。即使欧洲人很早就开始了第一次远航，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其经济规模、先进水平及繁荣程度仍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由于中国的相对强大，西方殖民者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之初，并没能直接挑战中国的地位，也没有挑战中国建构的朝贡体系。相反，为了从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圈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它们在表面上加入这一体系之中，如1557年葡萄牙侵占澳门，其实是经由明朝政府同意之后取得了居住权，而澳门仍处在当时明朝政府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商人在澳门的行动自由也长期受到严格限制。至1750—1945年，国际格局发展的特点则是西强东弱，西富东穷，西扩东衰，西学东渐，以西塑东。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海权战胜陆权，以海制陆，东西彻底逆转、易位。西方取代东方成为历史主流。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看，中国逐渐成为第三世界；俄罗斯成为地处边缘的“第三世界”，但后来率先走出了第三世界。这一时期，“总的来讲，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的印象和影响较后者给前者的印象和影响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睁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掠夺财物和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对待西属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在这一时期逝去之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粗暴、冷酷和偏狭”。18世纪以后，“西方中心论”渐有甚嚣尘上之势。在世界近代历史时期，作为一种相对的划分，先后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海权国家，以及中国、印度、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德国、俄国等陆权国家。西方国家多为海洋国家，东方国家多为陆地国家。“建立在商业获取增产价值基础上的帝国一般都是海洋帝国，也就是说都不是在地图上连成一体并作了相应标识的面，而是很多由线条连起来的散乱的点”，海洋帝国的“主要剥削机制不是抢劫和掠夺，而是交换和贸易”。拿破仑战争时期，作为陆上霸主的法国与作为海洋霸主的英国反复博弈，英吉利海峡和海洋强国的实力帮助英国击败了拿破仑；维也纳国际体系时期，作为海洋霸主的大英帝国与地跨欧亚、幅员辽阔的陆地霸主——沙皇俄国之间，展开了百年竞争；西方海洋大国——英国和法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败了传统的东方陆地大国——大清帝国；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脱亚入欧、脱东入西，先后打败了陆地大国——清朝和沙俄，崛起为新兴的近代化强国。无论是维也纳体系框架下的英俄竞争，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竞争，都体现了欧洲海权大国与陆权大国的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冷战，既是两大阵营和社会制度的竞争，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海权联盟和以苏联为首的陆权联盟的较量。历史表明，在近代多次海权与陆权的博弈中，前者往往占据上风。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是海权国家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的继承者，苏联是陆权国家蒙古帝国、沙皇俄国的继承者。学界非常关注欧亚大陆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关于欧亚大陆的“中心说”和“边缘说”体现了陆权与海权的博弈与竞争。从近代开始到冷战结束，可以说是人类的海权时代。1890年，美国人马汉提出“海权论”，强调海权胜过陆权。典型的东方大国如中国、印度，传统上是陆地大国，并不是海洋强国。而西方要实现对东方的赶超，就必须另辟蹊径，走海洋立国的近代化道路。因此，近代以来崛起的西方列强几乎无一例外是海洋强国。从某种意义来说，海权时代也就是西方时代，海洋造就了西方，使东西方分野加剧，并使西方最终战胜了东方。自此，“西方中心论”兴起于一时，并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国家和东方国家，近代以前的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内陆；近代以后，随着海进陆退，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东南海洋方向。明初，郑和曾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与航海技术非达·伽马、哥伦布船队可比。明代和清初，中国基本能击退来自海洋的威胁，例如16世纪曾不止一次击败葡萄牙海军，以及日本的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袭扰；又如1662年郑成功击败荷兰，收回台湾。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来自东南海洋的威胁持续增强，“海防”和“塞防”之争使清朝腹背受敌，力不从心；“自主限关”的清朝已经难以自保。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多次被来自海洋的侵略势力所击败，并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逐步沦为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被西方人称为“东亚病夫”。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区域世界一体化大发展，高铁等交通技术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突飞猛进，全球联通、网络联系、云会议、电子实务、线上办公等形式极大地缩短了地理空间和物理距离。地球变小了，因此被称为“地球村”。人类生活的空间不再完全是物理的自然空间，网络作为虚体空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也是越来越大，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自然地理和物理因素的重要性下降，陆进海退，陆权的优势开始凸现，具体表现在交通成本、通勤时间以及人员掌控诸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被拉近和拉平，传统上的东西划分似乎失去了意义，“海权”和“陆权”之间似乎也没有原来绝对的界线。只有海陆兼备的国家，才能获得全球性的力量和影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当前，国际格局由原来的西强东弱向东升西稳的趋势发展。科技进步、互联互通使地理和海洋的重要性下降，由海陆失衡转向陆进海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由欧美—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印度洋的方向转移，“环球同此凉热”。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通过陆路穿过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通过海路绕行亚欧大陆的周边。以美、日、澳及英、法等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海洋国家与以中、俄为代表的大陆国家之间的博弈与竞争，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美国主导北约东扩主陆权，推行印太战略（四国安全机制）主海权，从四大海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方向包围亚欧大陆。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主张陆海平衡。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尽管也在扩员，但主要是在亚欧大陆布局。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协调发展，重塑亚欧大陆的地缘经济、政治格局。海陆联通是东西平衡、南北并重的内在动因。无论地理上归于海或陆，地缘上属于东或西，都是统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不可或缺。“海陆和合”是避免“海陆对峙”、实现“海陆共赢”的必然选择，也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澳关系等应取的方向。为此，我们需要尤为关注东南亚地区在中外交流合作中的作用。陆海与东西，互为表里、因果，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体现了地理、气候、资源和能源等自然条件、自然禀赋对人类历史活动的影响和限制，即人类与大自然的关联性。虽然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历史活动的影响未必是决定性的，但至今人类仍然难以摆脱、超脱自然的影响和限制。例如，地球上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就与古代人类文明及现代国际体系、经济体系之间具有某种历史的关联性。从世界历史视角来看，海陆之变与东西之分有很大的关联性。陆海之分决定了东西之别，而东西之分则加速且强化了陆权与海权之间的差异。当陆海并重之时，东西平衡自然就会成为历史的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正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提倡海陆和合，东西平衡，从而促进、践行以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新的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然而，部分欧美学者将东方国家蔑称为“大陆霸权”，声称“海洋国家和大陆霸权之间历史悠久的竞争一直持续到21世纪……西方海权一直面临着霸权主义大陆帝国持续的敌意”。这种言论逆历史潮流而行，终将被历史抛弃。
陆地与海洋、东方与西方都有地埋、地缘的含义。海陆的形成是天然的、客观的，但海陆的划分则是主观的，至少带有主观色彩。海陆的划分加速也加重了东西之别。东西本是地理方位，但东西方划分具有地缘意义和主观色彩。从世界历史来说，东西之分可能比海陆之别要早。西方的崛起源于海洋和海洋时代。西方强国一般也是海洋国家，而东方国家多为陆权国家。因此，东西与海陆虽然在概念上不能等同，但在历史内涵上确实相互关联，甚至互嵌。
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亚欧大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上认为，近代以来东方对抗西方，而西方对抗“其余的世界”。然而，当代全球化和一体化蓬勃发展，似乎使传统的东西方概念失去了意义。全球范围内同时并存的区域集团化和多中心化，使“全球南方”概念似乎有取代之势。海陆之别和东西之辩，与世界中心和边缘关系的历史演变紧密相关。近代以来，海洋是中心，陆地是边缘；西方是中心，东方是边缘。海洋使西方实现了对东方的弯道超车，因为海洋性即全球性，海洋化即西方化。全球贸易必须通过海洋进行，海洋的胜利是西方强权的胜利。那么，能否以此来支撑“西方中心论”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西方中心论”与新航路开辟后的海陆之变和东西之分紧密相关的。它认为，西方从来并且永远是先进、进步、繁荣、开放的，而东方则保守、落后、封闭。在观念上体现为东西丛林法则（以西统东），在实践上则是海陆零和博弈（以海统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引用希罗多德的名言警示道：“西方（欧洲？）和东方（亚洲？）之间的界线纯粹是想象出来的，是西方人的一个虚构。真实的世界历史持续地（和周期性地？）往返跳越这种西方的‘东方学’想象分界线。”东西方文明不仅是相对的、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重塑的、交替领先的。至少在18世纪西欧工业革命完成之前，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的发展水平是远远高于西方的。因此，弗兰克认为，英国作家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提出的“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远合不到一起”的论调，“纯粹是掩盖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遮羞布”。真实的历史事实是东方是西方，西方也是东方；东西方互含互化，相互借重，相互渗透，也相互成全，不可能截然分开。其实，从长时段、大历史的角度看，海陆之变和东西之分只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现象，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交换网络增强、通信和运输改善、创新动机增加的景况。由此，世界才进入了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陆海文明的冲突形成了现代世界，东西文明的互动创造了世界历史。如果说海陆之分较多地体现了“地文”的客观状况，东西之别较多体现了“人文”的主观状况，那么，其实它们都是统一的“天道”“天文”的重要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东西方是命运共同体，陆海是空间共同体，而人与大自然是生态共同体，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所谓的“边界”。只有陆海和合、东西共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和谐统一，才是宇宙天道、历史正道。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9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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