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 | 谢媛 -- 汉语普通话儿童如何搭桥？一个句法-语篇-加工模型及其应用

对代词、反身代词以及有定名词短语（definite DP）与其先行词之间的指称依赖关系（referential dependency，如例1）的理解，不仅要求交际双方具备相关的语言知识（如句法、形态、语义知识等），还要求其具备相关非语言加工能力（如工作记忆、注意力等）（Avrutin，1999）。

本博士论文集中探讨了英语、荷兰语和汉语的指称依赖机制，以及句法和语篇因素在建立这些机制时如何共同起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句法-语篇-加工理论模型。同时，本论文考察了3至6岁汉语普通话儿童指称依赖知识的发展过程，以验证该理论模型。

指称依赖现象既涉及到形态句法信息，又涉及到语篇信息。先前关于指称依赖现象的理论，要么是纯粹从句法角度进行（Chomsky，1981; Reinhart & Reuland，1993），要么是纯粹从语篇理论角度（Ariel，1990; Walker，et al., 1998）进行。然而，一方面，纯句法理论无法解释涉及语篇机制的指称依赖。例如，在句子“John put a book behind himself”中, 反身代词“himself”传达“John”的视角信息，仅在语篇层面可获得解释。另一方面，纯语篇导向的理论也没有充分考虑指称依赖元素（如反身代词）的形态句法构成，而形态句法构成在解释指称依赖类型时十分重要。因此，只有建构一个句法-语篇界面模型，才能有效地解释指称依赖机制。

从指称依赖的加工机制角度来看，先前的理论（如约束、反身性等）概述了一些指称依赖现象的规则和原则，而这些规则和原则本质上是纯粹的计算规则，并没有考虑指称依赖的加工过程。然而，指称依赖的建立并不只是计算规则和原则的应用，其建立过程还受到相关加工资源的影响（如工作记忆）。本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探究指称依赖的加工机制，构建既包括语言模块又包括非语言模块的句法-语篇-加工模型。

语言模块方面，我们将指称依赖元素（代词、反身代词、有定名词短语）及其先行词表征为具有不同形态特征的、不同形式的文件卡片（file cards，Heim，1982），将指称依赖关系的建立，看作是在语篇规则下对这些卡片执行的操作：（1）搭桥（适用于有定名词短语与其先行词的连接，如：我看见了一所房子。烟囱是黑色的；也适用于反身代词与其先行词的连接：如：男孩放了一本书在自己身后。其中，“自”为身体的某一部分，代表鼻子，与“男孩”搭桥）；（2）复制和粘贴（适用于代词与其先行词的连接，如：张三要迟到了。于是他加快了速度。）；（3）剪切和粘贴（适用于简单反身代词SE anaphor与其先行词的连接，如：Jan wast zich/ John washes himself）。

以上每种操作都有其自身的约束，不同语言对这些语言成分的贡献也不同。例如，英语中的反身代词的连接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在嵌套最深的事件文件卡片/最小处理单元（即局部性）中。而汉语中的反身代词的连接过程在许多情况下还受语篇机制的调节（如说话者的视角）。因此，我们认为英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在于句法和语篇约束比例的不同（cf. Pan，1995；Pollard & Xue，2000；Huang & Liu，2001；Hu & Pan，2002）。

非语言模块方面，文件卡片的操作还受到认知资源（如记忆和注意力）的约束。具有不同形态句法特征和显著性量级的文件卡片由于加工的深度不同，其在记忆中所表征的文件卡片的强度也不同（Craik & Lockhart，1972）。同时，依赖元素卡片（即由有定名词短语、代词、反身代词所表征的文件卡片）与其先行词卡片之间的指称依赖遵循特定的分布模式（即“指称依赖分布模式”）：依赖元素卡片越弱，其先行词卡片就越强。

指称依赖的分布模式与信息密度均匀性假说有关（Uniform Information Density Hypothesis，Jaeger & Levy，2007）。该假说认为，为了优化句子的表达，信息应在句子中的每个语言对象之间均匀分布，避免信息峰值和低谷。本论文将依赖元素卡片与其先行词卡片之间的连接视为一个语言对象，认为其信息与同一句子环境中的其他语言对象的信息均匀分布（注意：“信息”在这里代表的是“不确定性”，即信息越高，不确定越大，而信息越低，不确定性越小）。换句话说，当依赖元素卡片的信息较高时，其先行词卡片的信息应较低，以使语言对象的总信息不会过高或过低。这种模式支持了指称依赖分布模式：弱的依赖卡片（信息较高）与强的先行词卡片（信息较低）相连接。

因此，指称依赖的加工本质上是信息在信息分布约束下的加工，这种约束被认为是普遍的，适用于英语、荷兰语、汉语。

本论文的第二个重点是探讨3到6岁汉语普通话儿童指称依赖知识的发展，并尝试采用上文提出的句法-语篇-加工模型来解释。本论文通过两个真值判断任务的实验，重点考察了汉语普通话儿童如何习得反身代词和有定名词短语这两类搭桥指称依赖关系。研究发现：（1）汉语普通话儿童从3岁起就表现出对介词短语（PP）结构中“自己”搭桥知识的早期意识，并且在照应语用法和言者视点（logophoric）用法条件下表现同样出色；（2）他们能够在大约同一年龄（约3至4岁）在有定名词短语与其先行词之间进行搭桥，且在先行词显著性条件下的表现显著优于其在先行词非显著性条件下的表现；（3）他们在这两个实验中的知识发展路径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尽管他们在3岁左右开始展示出两类指称依赖知识，但只有在4岁之后，他们才展现出与成年人相似的表现。

将这些结果与Avrutin和Coopmans（2000）以及Coopmans等（2004）对荷兰语儿童的平行研究进行比较发现，荷兰语儿童和汉语同龄儿童在有定名词短语搭桥实验中的表现类似，都是在先行词显著条件下的表现显著优于先行词非显著性条件下的表现。不过，他们在反身代词搭桥的实验中表现存在差异，3岁的荷兰语儿童在言者视点用法条件下的表现显著差于其在照应语条件下的表现，而汉语儿童在两种条件下表现均很好。

按照本文提出的句法-语篇-加工模型，语言模块方面，可以从句法和语篇贡献比例角度进行解释。由于汉语中“自己”有大量的言者视点用法（Chen，2009；Li，2010；Su，2017），因此汉语更多地依赖语篇，这可能使得汉语儿童更早地适应语篇成分，并能够在非常早的年龄建立言者视点搭桥，因而3岁的汉语儿童已经掌握了“自己”的言者视点用法，在两种实验条件下表现都很出色。相比之下，同龄荷兰语儿童更多地依赖于句法成分（Coopmans，et al.，2004），对语篇的依赖较少，因此他们在反身代词言者视点用法条件下的表现较差，且对言者视点用法的掌握落后于对照应用法的掌握。

不过，尽管在语言模块（如句法和语篇的比例）上可能有所不同，但不同语言的儿童在非语言模块方面所受的加工约束条件相同。比如说，在反身代词实验中，由于言者视点用法表征的依赖元素卡片比由照应语表征的依赖元素卡片更强（即前者所涉及的形态句法及语篇特征更多），根据信息均衡理论，言者视点的先行词卡片会比照应语的先行词卡片更弱，弱先行词卡片也意味着激活度更低，故而预测儿童在言者视点条件下的表现会比在照应语条件下差。3岁荷兰儿童的表现证实了这一预测，同龄汉语儿童的表现与之有差异，但仍然被认为遵循这种加工约束。汉语儿童在两个条件下没有显著差异，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两个条件下的表现都很好（准确率在90%以上），导致这种差异无法显现出来。在搭桥实验中，由有定名词短语表征的文件卡片因为缺乏显性的标记在汉语中非常弱（信息高，不确定性大），根据信息分布均衡约束，意味着其先行词卡片非常强（信息低，不确定性小）。强文件卡片也意味着高激活，从而出现了较高的准确率。因此，汉语儿童的表现同样验证了这一预测，他们能够在大约3岁时将有定名词短语与其先行词之间进行搭桥。

汉语儿童和荷兰语儿童在高显著性和低显著性先行词条件下的表现差异显著，这可以从加工资源角度进行解释。也就是说，汉语儿童和荷兰语儿童必须具备有定名词短语及其先行词之间语言相关知识（如句法、形态、语义），否则他们在两种条件下的表现都会很差。他们在高显著性先行词条件下的表现好于低显著性先行词条件是因为儿童在高显著性先行词条件下需要的加工资源更少（Avrutin & Coopmans，2000），搭桥表现也会更好。

汉语指称依赖知识的发展轨迹也可以从加工资源角度进行解释。在两个实验中，最小的年龄组的表现都比两个较大的年龄组显著要差，即使他们已经具备相应的指称依赖知识（表现显著高于机会水平）。该结果可能与3岁儿童的工作记忆容量比4岁、5岁儿童更有限（Marcovitch，et al. 2010）有关。3岁儿童虽已具备建立指称依赖所需的语言知识，但仍无法像4岁、5岁儿童那样有效运用所具备的语言知识建立指称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