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访谈系列之十五：郑礼珊教授（上）

郑：这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意外。我是在台湾读的中学，初中毕业后我去文藻学院（注：现文藻外语大学）读五专（注：台湾学制的一种，五年制专科，授予副学士学位），主修英语，辅修法语。文藻是外语类专修学校，也有一些别的人文社科类课程，不过没有数学和物理。我记得当时我决定去文藻之后，我的物理老师很不高兴，因为我的物理学得非常好。

我们家离开台湾的时候我还没有毕业，我姐姐当时在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读书，于是我也申请了波士顿学院继续读书。那里的课程选择比文藻更多，其中就有一门语言学的课程，我想着既然我一直专修语言，不如去试试语言学方面的课程。于是我第一学期修了语言学导论，觉得非常有趣，第二学期又修了一门给三年级学生开设的语言学研讨课（seminar）。我一边修课一边开始阅读语言学方面的书和论文，还读到了一些关于汉语的研究，包括当时刚刚出版不久的Li & Thompson的参考语法。

这一年的课程和阅读让我觉得语言学非常有趣。不过因为波士顿学院也比较小，没有独立的语言学系，语言学方向的课也有限，我只修了这两门。再后来我们家搬去了多伦多，我决定申请多伦多大学的语言学系，那里的理论语言学做得非常好，我也就进入了理论语言学领域，再也没有出来过。总体来说，我读语言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这应该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郑：最令我难忘的要数我写博士论文期间和Chomsky讨论问题的经历。你们可以想象，他是那么大的一个人物，加上他思维非常快，有时候还挺固执的，作为刚刚开始独立研究的博士生，和他交流、论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方式方法。而且在MIT读博时，前两年大家基本上都在修课，但第三年开始就全得靠自己了，于是我和我的好朋友Hamida Demirdache决定一起做一些研究，并且一起去见Chomsky，一起“对付”他，哈哈。

我们这个决定真的特别正确，因为Chomsky的思维太敏捷了，两个人一起的话我们可以相互提醒，也能记住更多的东西，还可以避免一些个人理解带来的偏差。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帮手，我们可以合力与Chomsky论辩，这样容易了许多，也非常有趣。我和Hamida的合作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我们至今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依然经常一起讨论问题，我觉得我们合力准备与Chomsky争论的经历也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如何与别人合作的过程。

郑：我很难选出一个最有趣的部分，我觉得与疑问句相关的一切都非常有意思，我可以讲到天荒地老。首先，每种语言都要提问，而问句的类型又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有的语言涉及疑问词移位，而有的语言疑问词则保留在原位。疑问句可以讨论的范围太广泛了，我的博士论文只讨论了特指问句（wh-questions），而且是某几类特指问句，没有讨论反问句、隐含问句（concealed questions）等等，如果这些都深入讨论的话，大概几辈子都做不完吧。

其次，虽然我主要讨论的是与疑问句相关的句法问题，但是除了从句法的角度来看，各类疑问句的语义、语用、韵律特征也都非常有趣，包括与疑问句相关的句法-语义、句法-语用、句法-韵律等等各种界面研究。当你开始思考与疑问句相关的问题，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它有关联，一旦你打开了这扇门，就再也关不上了。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点来做疑问句相关的研究，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可以一直做下去，可能这种可以无穷探索的感觉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吧。

郑：我觉得是局域性（locality）问题。Locality的研究与疑问句研究紧密相关，而且因为它是句法操作中很重要的限制条件，本身也会覆盖到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选择性（selection）、约束性（binding）等等。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依然有限，对于疑问句来说，locality的研究仍聚焦于显性移动（overt movement），那如果对比wh-移位和wh-in-situ的问句，locality的作用有没有差异，有什么差异？对干涉效应（intervention）的影响如何？到底有没有真正的LF locality？前些年我和Hamida讨论了含有多个疑问词的问句（例如：Which parent thanked Mary for giving which child which toy?见Cheng & Demirdache 2010, Lingua），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很难确定LF locality的存在，或者说要确定它是如何作用的，我们还需要更多更确凿的证据。这些问题都关乎句法理论的核心，即便在最简方案的框架下，很多问题我们依然没有更好的答案，我想有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原点重新去思考。

我前段时间在写一篇关于连续循环移位（successive cyclic movement）的研究回顾，沿着这个问题的发展脉络重读了很多文献，也有同样的感受，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可以重新审视。比如说一次性的移位（one-swap movement）是否可能存在？在我和Hamida最近的研究中也发现一些例子似乎真的涉及一次性移位。不过，如果我们要假定一次性移位也可行的话，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条件允许，什么条件下不允许。又比如说汉语的话题化（topicalization）到底涉及什么类型的移位等等，或许我们需要找到更切实的证据来支持successive cyclic movement，包括LF-movement，LF-locality，虽然它们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我们仍然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进一步证实语言学家提出的这些操作和理论都是必要的，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我觉得思考理论问题时，特别是提出新理论时，需要时常来问自己，这些理论有没有加深我们对人类语言的认知，还是在人为地给自己找麻烦。

郑：我觉得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核心研究问题不同了。表面上看，我们分析时采用的技术手段确实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要不要设置特征、进行特征核查、如何核查，是否使用probe-goal等等。但是，我认为这种技术上的更迭目前还没有触及到理论的本质变革，它们看似不同，但依然都在一贯的生成语法框架下发展。真正的差异就像Chomsky说的，GB时代我们更关注how的问题，这是怎么做出来的，而最简方案时期我们更关注why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的。比如说，对于移位来说，GB时代我们更关心哪些成分要移，它们怎么移动，移动受到什么样的限制，最简方案时期我们会更加关注为什么移动这些成分，为什么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如果不移动会有什么后果等等。

郑：其实这也是意外，不过这时相对更有意识了一些。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读了很多不同语言的参考语法，包括一些班图语（Bantu）的参考语法，他们的疑问句都很有趣。但是，当时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些语言，它们太奇怪了，语言种类又很多，不同语言间的差异也不小，因此我的论文里没有讨论任何一种非洲语言。转变是我到了莱顿（Leiden University）之后，莱顿有非常强的非洲语言学研究团队，我当时教的一名本科生期末写了一篇关于斯瓦希里语（Swahili）关系小句的论文，我依然觉得那些现象很难理解，就去向Lutz Marten求助，问他斯瓦希里语的wh问句是怎么回事。他跟我说，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你是句法学家，应该由你来搞明白这些问题！于是我逐步开始做关于班图语的研究，我先说服了Thilo Schadeberg与我合上一门班图语句法课。他太神奇了，他对非洲语言的了解极其深入，学生做报告时提到的各种不同语言里的例子他全能看懂，他说因为他做了很多关于原始班图语构拟的研究，因此只要辨认出词根，就能大致明白它的意思。我从教这门课中又学到了非常多关于非洲语言的知识，于是和他一起申请了一个关于班图语形态句法的项目。很幸运的是，我们拿到了这个项目，随后请到了Laura Dawning作为合作伙伴，我们又开始了祖鲁语（Zulu）的研究。

郑：正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也会向越来越多的人请教关于各种非洲语言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学生、博士生、博后、访问学者等等。非洲语言的研究就像金矿一样，这些语言有些方面非常相像，而有些方面又大不一样。最近很多研究都在谈宏观变异和微观变异（macro variation vs. micro variation），当你观察非洲语言的现象时，比如说你比较班图语内部不同的语言，你可以看到微观的变化，但这些微观的变化又会变成宏观差异，因此非常吸引人。

郑：我觉得未必要能说这门语言，但是必须要对这门语言有足够的了解。比如说，我其实不太会说祖鲁语，有时候因为调查的需要我不得不说一些祖鲁语，我仍然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因为这样我得到了足够多的资料，进行了充分的分析，我就可以开展关于祖鲁语的研究。相反，我对班图语的了解其实没有对祖鲁语那么深入，在分析问题和做注释的时候需要更加谨慎，也需要向其他人寻求更多的帮助。即便我已经做了许多年关于非洲语言的研究，我对这些语言有了不少了解，也非常清楚应该怎样收集材料，知道去哪里寻找问题的答案，怎样找到我要的答案，但属实说依然不如做汉语研究得心应手。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问法，就是作为语言学家，当你对一个语言了解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做出不错的研究。我想首先要对这个语言最重要的特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否则很可能会出大问题。比如说祖鲁语也是有声调的语言，和其他非洲语言一样，也有声调扩散（tone spreading），大量句法操作是通过变调实现的，如果你对它的声调系统不那么熟悉或不那么敏感，甚至只关注句法系统而忽视了它的音系特征，做出的研究一定是有问题的。其次是你是否能得到足够多、足够好的语言材料，比如说我在莱顿期间展开的班图语和祖鲁语的研究就非常顺利，还有我读博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巴斯克语（Basque）的论文，我当时有一个巴斯克语室友，我可以随时随地问他问题，获得了非常多关于巴斯克语的材料，做起来也非常顺利。

当然了，如果你有时间学会这门语言一定是非常好的。Ken Hale以前经常对我们说，如果你觉得无聊了，就去学一门新语言吧！你们也可以试试。

郑：我非常赞同语言调查的训练，我认为句法学家也应该熟练地掌握语言调查的方法。我读本科期间有一门调查方法课，持续了一整年，我们会和一些母语者合作，当时我调查了一年Amharic，最后还写了一本参考语法。博士期间也有类似的课程，我们调查的就是Basque。尽管我没有实地去非洲或哪里待上几个月作调查的经历，但我从这些调查方法课的实践中获益很多，系统地调查、描写和分析过程训练了我的耳朵，让我对语言更加敏感，对不同的语言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调查的经历还训练了我与发音人沟通的技巧。其实，即便作为汉语母语者，大家的语感还是有所差异，研究中我们仍然经常需要询问他人的语感，那么怎么确定对方有没有理解我们的意思，有没有表达出他真实的想法，沟通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怎么解决，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经历来积累经验。

比如说我刚开始调查祖鲁语的时候，我得到的材料非常混乱，我问的那些不合法的句子我的发音人都说没问题，有些理论上只对应高调或只对应低调的现象，她告诉我高低都可以，我得到的材料非常混乱，常常与我的预测完全相悖，这让我非常困扰，导致有段时间我的研究都没法推进下去。后来发现，问题就出在我们的沟通上，她完全出于好心，也很愿意配合，但没有给到我真实的判断结果。她以为我在学祖鲁语，她觉得这个阶段应该鼓励为主，不要给我纠错，过段时间我自然就能说对了，所以我怎么问她都说好。其实我们即便问汉语母语者也会遇到类似的现象，有些广东人总是跟我说广东话什么都能讲，但即便都能讲，它们对应的结构或是语境都是不同的，我们要想办法问出我们需要的部分，排除掉干扰，或者我们至少要能判断出对方有没有如实地说出他的想法，确定这份材料是否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