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官能与外部世界的联结汉
——基于生成语言学的语言模型初探
胡旭辉
北京大学
文章来源:胡旭辉(2024) 语言官能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基于生成语言学的语言模型初探。《外语教学与研究》(3):452-462.
本文尝试在生成语言学最简方案的理论背景下,建构语言官能与外部世界联结机制的语言模型。这一尝试在当下生成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中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必要性源于语言官能的极简性特征与具体语句结构和语义的丰富性之间的天然张力。生成语言学发展到最简方案阶段,其最突出的理论特征是:假定支撑人类语言的核心生物能力——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简称UG)——在语言“可演化性”(evolvability)的考量下应当是极简的,极简到只包含递归性合并(recursive merge)这一单一的计算程序(Hauser, Chomsky & Fitch 2002;Berwick & Chomsky 2016)。
UG极简假说同时为语言理论带来了两项挑战:
第一,如果UG带来的是大脑内部的句法运算,与独立于人类心智的外部世界无关,那么人类语言为何能够表征外部世界?
第二,如果UG所含内容如此有限,那么人类语言背后具体的句法结构(包括生成语言学传统采用的 DP、TP、CP 等短语结构)是否单靠UG就可以产生?
虽然以往的生成语言学研究对这两个问题有一定涉及,但并没有系统论述。本文拟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进一步指出,这两个问题不仅涉及宏观的语言观,也与生成语言学目前的具体句法操作技术直接相关,包括核心的句法特征和句法层级的来源,以及对语言习得和语言进化的启示。
乔姆斯基认为,理论语言学的核心任务是回答:是什么认知属性使得人类在有限认知能力和有限资源的基础上,可以生成无穷无尽的语言表达。以乔姆斯基理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
一、UG的存在使具有离散无限性的语言成为可能。UG的核心是递归性合并的能力。人类可以将两个成分作为输入成分合并,输出新的成分,同时这个输出成分还可以作为输入成分继续与其他成分合并,进一步产生新的输出成分。如此反复,通过成分合并构建出具有内在层级结构的句子,使得句子在单位上是离散的,在长度上可以是无限的。由于UG是专司语言的生物机能,因此也被称为狭义语言官能(faculty of language in the narrow sense,简称FLN)。
二、UG和人类其他认知、生物要素配合使得语言的整体运作成为可能。具体来说,UG产生的句法结构一方面需要输送到负责发音、听觉等能力的感知-运动系统获得语音外化,一方面需要输送到负责语义、语用推理等能力的概念-意向系统获得语义解读。这些生物机能和认知能力或多或少在其他动物身上也会有所体现,因此和UG合称广义语言官能(faculty of language in the broad sense,简称FLB)。
然而,仅涉及狭义和广义语言官能的理论构建还是不完备的,对语言如何编码现实世界尚未做出深入的阐释。语言除了具有离散无限性、是音义结合的实体之外,还是人类编码现实世界的重要工具。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语言具有真值意义和指称意义,这两种意义都需要基于现实世界的判断;另一方面,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表现为阶层性的句法范畴体系,以英语句子的常见句法结构为例:
其中,从低到高的句法阶层vP、AspP、ModP、TP、CP分别编码事件、体态、情态、时态、语力等语法范畴意义,而这些语义与现实世界存在密切关联。
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中,UG作为句法计算的引擎和生物属性,本质上并不是为表达具体的语言内容而设计,因此,真值、指称这些逻辑意义,事件、时态、语力等语法范畴意义及其对应的句法结构vP、TP、CP等,都不应该是UG的组成部分。那么,在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框架下,一个更完备的语言模型需要回答:UG是如何在与FLB的协作中衍生出以上句法语义范畴及其阶层关系的?更抽象地说,句法推导与外部世界是如何发生联系的?
本文认为,句法结构是由UG需要与外部世界关联的“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猜想,在人类演化史上,UG(递归性合并)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立即产生人类语言。人类语言中的种种句法语义范畴,是人类在面对现实世界获取生存优势的压力时,最大化地利用UG这一天赋生物能力而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UG至少需要与三方面的现实世界需求建立联系,分别是:实体的指称,命题的真值判断,涉及听说双方交际的言语行为。以下将逐一论述。
斯特劳森(Strawson, 1950)在反对罗素摹状词理论的论文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是,语言表达(expression)本身不会指称,是语言的使用(use)完成了指称任务。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与此不谋而合,即语言内部系统本身是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但是,乔姆斯基和斯特劳森都没有直接解释语言表达究竟提供了什么基础,使得“使用”可以完成指称。基于UG的基本假设和生成语言学有关名词短语的研究(如Borer 2005a, b; Wiltschko 2014),我们认为,句法理论中的“特征”(feature)是UG与外部世界建立关联的核心。
如何认识特征?如果严格遵循乔姆斯基对UG的界定,那么特征不应该分析为UG所含的内容,而是人类在使用UG与外部世界建立关联时内化到语言系统中的句法成分。因此,特征的功能除了基于赋值操作为合并提供驱动力外,还能够为狭义句法与外部世界的联结提供线索。
以名词短语中的定指性特征(即D特征)为例,这个特征的语义功能是将名词短语描述的实体锚定在话语的当下世界中。英语名词短语the cat的句法推导中,the为句法节点 D赋值(即提供可解读的D特征),这个过程是狭义的句法推导,与外部世界无关。但是在赋值结束后,the提供的特征为语言使用者提供了线索,告诉语言使用者这个表达中的cat可以获得怎样的现实世界的锚定——cat所描述的实体具有唯一性或话语熟悉性(Jenks 2018)。说话人具体是基于唯一性还是话语熟悉性进行指称解读,这是在语言使用中决定的,已超越了句法推导的范围。但是D特征提供的有限的线索至关重要,有了这个线索,仅限于认知系统的句法操作便可以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结。
事件信息由轻动词短语编码,我们采用Borer(2005b)的基本观点,将“事件”也看作一个抽象的实体。动词短语的句法推导结束后,获得的是一个没有在话语所处的外部世界中得以锚定的事件,因此无法直接表征外部世界中的事件信息。而时态特征即T特征则提供了锚定事件的线索——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前、之后还是包含说话时间。说话人利用T特征提供的线索,根据现实语境中的时间进程锚定具体事件,从而构建命题,进行真值判断。
句子并不仅仅用于表达命题和指称物体。我们可能需要在命题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操作,如对一个命题的信息提出疑问,对一个命题表达态度,等等,这些内容的表达在传统句法上都属于CP的左缘。我们认为,UG同样不会包括这些信息,而是人类交际中出于表达这些信息的需求产生了对应的抽象特征,这些特征同样起到了联结句法推导与外部世界的作用。这里的联结不再是将某个实体锚定于外部世界,而是表达现实世界中说话人的交际信息(如言语行为的语力、说话人的态度等)句子并不仅仅用于表达命题和指称物体。
本文构建的句法系统与外部世界联结的理论模型,对跨语言参数理论、语言习得和语言演化理论以及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任务等问题或许有一定启示意义。
基于本文论述的语言架构,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语言共性和跨语言差异的维度:
语言共性:
A. 生物官能层面的UG;
B. 建立句法与外部世界联结的功能(简称为外部功能)。
跨语言差异的维度:
A. 在不同句法结构中,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特征实现某一个抽象的外部功能;
B. 同一个抽象的外部功能,有的语言以句法特征形式实现,有的语言以其他方式实现(如语用推理)。
本文主要的理论要点在于,在乔姆斯基UG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语言共性B,即外部功能。这个要素并非来自UG,而是来自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的需求。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两者的关系:外部功能要素的压力使得人类利用特有的UG发展出具体的语言;同时UG让人类联结、表征外部世界的能力达到“最高”的极限(远高于其他已知物种)。
语言句法系统的参数差异,与外部功能具体如何实现有关,即某一外部功能可由不同的特征系统实现,甚至可以不借助内化的句法特征,而由语用推理等句法外部机制实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是D、T、C等节点的特征也可能存在跨语言差异,保持不变的只是最为抽象的基本功能。例如,Wiltschko(2014)指出,T特征只是锚定命题的一种方式,在其他语言中,可能会有其他语法特征来实现锚定,如布莱克福特语(Blackfoot)中的人称特征(跨语言差异A);对于汉语来说,Lin(2003,2006)和Smith(1997)都认为,汉语中并没有T特征,也没有代替T特征的节点,事件的时间锚定是说话人基于体态特征和语境信息推理出来的(跨语言差异B)。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理论应该为语言习得和语言演化提供理据。本文的理论建构,或可以为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提供线索。对于儿童语言习得来说,习得过程一方面是先天的UG逐步激活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习得有限的句法特征的过程。由于句法特征涉及联结外部世界的信息,因此必然与UG之外的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关。比如,假设儿童发展锚定事物的认知能力要早于表达可能世界的能力,那么我们可以预测D特征的习得要早于模态词的习得;如果一种语言将部分说话人态度的语用信息编码到句法特征中,那么我们也可以预测,这类特征的习得可能要相对较晚,这是因为表达细微态度等语用信息的能力发展得相对较晚。
在语言演化方面,由本文的构想可产生一个推论:UG的出现并不能立即产生语言,因为各种特征的出现需要等待UG与外部世界进行联结的过程。针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寻找具体的证据几乎不可能,但是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可能可以为语言进化过程的探究提供一定的线索。
自从20世纪50年代生成语言学发端开始,“生物语言学”一直是乔姆斯基的核心理念。但只抓住生物语言学的理念对于语言学(尤其是语言本体研究为导向的句法研究)并不足够。如果我们依然赞同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学的界定,即语言学是对抽象的人类语言系统的研究,那么也就意味着,涉及这个抽象语言系统的各大要素都应该被纳入核心的理论语言学研究中来。
如果本文讨论的内容基本合理,那我们应该承认,句法结构的内容并不仅限于UG,句法学家讨论的诸多核心问题,如句法层级的内容、句法特征等,都涉及句法机制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对于理论句法学研究来说,如果仅仅将眼光局限于UG,则无法了解句法机制的全貌;而忽视UG,则会导致无视句法结构最底层的内核机制。未来的生成语言学研究,除了在生物语言学领域继续探索,同样也应该回归到语言学核心的领域,因为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递归性合并,也关心时态、体态、模态、论元结构以及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本质等语言本体的问题。
上述观点也可以应对诸多对生成语言学的误解与批判。生成语言学与其他流派的差别不在于语言的习得与生成是否涉及外部要素(包括功能要素),也不在于语言习得是否涉及人类的普遍认知能力。真正的差别在于,在这些要素之外,我们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认知能力,即UG。语言学家的任务之一是探索UG如何与这些要素结合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系统的阐述,本文可以看作是一个初步的探索。
部分参考文献
审校| 张庆文、陈哲、程航
设计排版| 胡颜洁、陈观恩、罗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