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访谈系列之十七：黄正德教授

黄：我小时候就对语言有兴趣，长大了喜欢看小说、写文章、写诗，不过对语言学感兴趣最主要的是发现它可以回答我想到的问题，告诉我“为什么”。我在学英语的时候，需要知道一些发音规则，例如{a, e, i, o, u}这五个元音，老师都说有时候要发长音，有时候要发短音。比如当字母后面跟一个辅音和e的时候，这时候发长音[ei]、[iː]、[ai]、[ou]、[juː]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就要念短音[æ][ɛ][ɪ][ɔ][ʌ]。英文的发音规则我们都要背，可是很早的时候我就有疑问，为什么一个叫长音，一个叫短音？从听觉来说，[ei]不是[æ]的声音拖长，[ɪ]的长音也不是[ai]而是[iː]，那为什么这么叫呢？另外，为什么VCe# 的环境下V才要发所谓的长元音，而不是其他环境呢？后来到了大学才知道有语音学原理和历史变迁的理由，那些长音都是中古英语的长音经历了“元音大迁徙”(Great Vowel Shift) 与“双音节”(diphthongization) 辗转变来的。小时候只是背规则，念大学以后发现规则其实有它的原因，是可以解释的，我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学起来很有意思，所以对语言学比较有兴趣。Chomsky倡导语言学的科学研究，常提到“伽利略精神”，就是：对周遭的事物我们要尽量地发现问题，凡事最后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迟早会得到解释，而且最后的答案是简单漂亮的，这就是语言学的科学精神。

我会一直对语言学有兴趣，要归功于大学的老师。汤廷池、梅广、傅一勤、董昭辉、吴匡、当时的系主任杨景迈教授都有教过我。最重要的还是Troike教授，他当时作为富布莱特教授来台湾，可能觉得我孺子可教，对我特别好。我稍微有一点表现，他就非常鼓励。不只是这样，他回到美国以后写信给我，让我毕业以后去MIT，他也没有说要我去当他的学生，就是叫我到MIT训练，完全没有个人的私心。可是那时候我出不了国，因为我是台湾师范大学的保送生，当时教育部规定师范毕业的保送生，要回花莲乡下服务5年，有服务期满证明才可以出国留学，而且不准延期，也不能通过赔偿的方式免去服务要求。那时候我也没想回花莲教高中，所以有一点沉闷。我前后7年时间一直都没有申请出国。

这7年间，每年还没有到圣诞节，Troike教授都写信来，叫我不要忘了申请MIT，后来也是Troike教授告诉我可以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本科毕业第7年的时候，我已经在台北的辅仁大学当讲师了。富布莱特奖学金是不接受个人独立申请的，要经过学校选拔，要有校长提名。Troike老师还教我主动到人事处询问，得到的答案是辅仁大学虽然在有申请资格的名单里，但在那以前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获得者不是台大就是台师大的，辅仁大学的提名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后来我就是通过大学讲师出国进修的办法，过五关斩六将才到了MIT。

我收到MIT的录取通知的时候，MIT给的奖学金很少，可是我因为有富布莱特奖学金，已经算是很好了，生活费没有问题，我就辞去了在旅行公司的工作。我大学四年级开始在外面兼职，在旅行公司认识了我的太太。我一开始当导游，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给外国客人讲解，练习英文练习得很起劲，对中国文化的讲解也很热心，从甲骨文、商周铜器讲到宋明瓷器与历代的玉器、字画等，客人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人当场做起了笔记。那时候有不少客人回到美国以后会写信给我道谢，跟我交朋友，我自己也觉得蛮有成就感的。申请到MIT的时候我已经是公司的副总经理了，要重新回到校园当学生，生活也要调整。但是因为学习语言学常能在学习中更能获得成就感与快乐，所以我就没有顾虑地辞职到了MIT。

我1978年到MIT真的很幸运，因为那一年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正在成型。1978年上学期Chomsky在意大利，下学期，也就是79年的春天他回来，给我们上课讲他在比萨演讲的半成熟的想法，等于是我一来就听到了他回到美国以后第一次讲比萨演讲的内容，没多久之后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 Pisa Lectures就出版了。Chomsky的课我是从头听到尾，开始也听不懂，可是慢慢地听，慢慢地听懂了，后来Chomsky的书出来之后再看一次，很多东西就理解了。所以我对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是身历其境了。那时候一起听课的有Joseph Aoun、David Pesetsky、Kenneth Safir、Donca Steriade、Alec Marantz、Tim Stowell, 还有Jane Simpson、Carol Neidle、Maria-Luisa Zubizarreta、Anne Rochette、KP Mohanan、Barry Schein、Hagit Borer、Dominique Sportiche 等等其后为人所知的“大咖”。那时候我们上一些基础课程，包含音韵学、语法论证与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的课，都要做作业，常常需要同学之间的讨论与互相学习。正因为这种经历，我们都深深体会到，在MIT四年所学到的决不限于课堂里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更多时候是同学之间互相学习的宝贵的经历。

黄：我去MIT之后，我大学的同学曾经羡慕地说，Chomsky、Ross这些我们以前书本上的人，你现在跑到MIT去跟他们“平起平坐”了。其实没有平起平坐啦。不过，在MIT的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就真的是让我能跟他们“平起平坐”。这跟中国传统的思想不一样。我见到Chomsky叫他Professor Chomsky，他第一句就告诉我“Just call me Noam”。Morris Halle也是，我叫他Professor Halle，然后自我介绍，他说“Call me Morris” 又加问一句 “May I call you Jim?”。MIT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就是要让研究生毫无拘束地跟老师讨论任何问题，不会因为职位高低或意见不同而裹足不前，不敢说自己的想法。这个做法是Morris带头开始的，其他人也认同，所以大家都是这个样子。记忆中的Morris常常参加系里的各种研讨会，有学生批评他的著作时，他是越被批评越高兴，也常常跟学生辩得不亦乐乎。这个经验对我自己后来的教书生涯有正面的影响。我做老师，对学生也是一视同仁，鼓励所有研究生直接叫我 Jim。来自中国或其他华语地区的学生显然无法（也不敢）直接叫我“正德”，但在公众场合以Jim 来叫我是很平常的。

Ken Hale也是很好的一个老师，他一直都对我鼓励有加。他过世的那一年，就是我回来波士顿到哈佛任教的第一年。我收到哈佛的邀聘函时很难做决定，因为我在Irvine已经11年，也教了不少学生。研究生都写信叫我不要离开，所以我压力很大。我就写信跟Ken Hale讲，他说他还是希望我来，也希望跟我讨论一些课题，包括我博士论文的东西。我来到波士顿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可是他家客厅桌上还放着我的博士论文，因为他有一些想法想要和我一起写论文。过了三个礼拜他身体就更不好了，我前后一共去看他三次，他就过世了。记得我在MIT求学那几年Ken Hale与他的夫人（师母Sally）对我、太太和小孩都很照顾，也常常招待学生到家里吃饭。后来我们在美国工作，每逢感恩节或其他假期，家里也常常开party，请学生来家里吃饭，其实这个惯例是从去Ken Hale家开始的。

我在跟这些老师相处的过程中，除了学问之外，还学到怎么做人、怎么做学生，也学会怎么做老师。老师不只是授课传达知识，还需要帮助学生，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黄：我们先来谈谈“削足适履”吧。有这种说法的人，我想并不真的了解生成语法，或者只了解生成语法早期的观点，比如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底层结构（Deep Structure）、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这些概念，而对后面的理论发展不了解。早期的生成语法理论刚刚起步，确实有很多缺点，可是后面的理论成熟度是早期理论所不可比的。他们不了解或者没有时间了解也是情有可原，对生成语法研究有不同的意见，我也尊重。

这些句子分别包含了一个小句作为动词“说”的宾语（宾语小句）。例句（a-b）显示宾语小句里面可以使用代词“他”来回指“张三”，“他”可以是小句的主语（如句a），也可以是小句的宾语（如句b）。我们再来看例句c，当你把小句的主语“他”省略之后，该小句所隐含的主语（= ∅）仍可以指“张三”。现在，让我们也把例句（b）的小句宾语“他”省略而得到例句（d）时，得到的结果却出乎意外地无法保留（b）句“他 = 张三”的原意，与（c）的结果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在一组整齐对称的四个句子里面，三个句子合乎语法，一个不合语法。这就是我所说的“三缺一”现象。

为什么abc可以说，d就不可以？小孩子学语言当然必须会做归纳和推广，他讲的话不可能都是对外界刺激的简单重复，一定是从听过的语料加以推广，才能产生各种新句子。那他听到了前三种句子，为什么不会类推出第四种呢？他为什么会知道第四种不能讲？这种“不能讲”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又比如“What do you wonder whether to buy”可以说，“Why do you know whether to buy the book”不能说，这表示词组的移位呈现一种补足语与附加语之间的不对称现象（complement-adjunct asymmetry）。有人觉得我的研究发现是用英文来类推中文，甚至有人会觉得生成语法研究是在中文里找英文的对照，其实不是。Adjunct asymmetry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中文发现的现象。我是研究孤岛现象的时候想中文的例子，发现“张三想知道谁买不买书”可以说，但“张三想知道李四为什么买不买书”不通。找出的规则也如预期适用于英文。所以我恰恰是先从中文的文法里发现规律，然后推广到英文，而不是从英文照推中文。

上面提到的这些不对称现象都不可能是别人教的，小孩子也不太可能从接触到的句子中学来。我们从任何一种语言入手去深入研究这种后天学不到的现象，它的回报率是蛮高的，因为从这得到的结论很可能适用于其他语言，它可以体现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知识，进一步揭开人脑的奥秘。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像上面提到的这些不对称现象，除了中英文之外，也在许多语言里得到印证了。

黄：原则与参数理论（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P&P）是生成语法理论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教研究生大多从这里开始。Minimalism（最简方案）只是一个program，新的empirical findings不多，如果不让学生知道empirical foundation，最简方案底下的研究很难有成果。P&P整理了经验事实（empirical facts），除了事实之外还整理了原则（principles），而且这些原则看起来有一定的深度。我觉得Minimalism从P&P开始所做的工作，是增加研究深度，提高理论层次，很大程度上说，并没有增加经验事实的范围。Minimalism寻找的是理论的美感（theoretical beauty），将理论美化到极致，办法之一就是“极简化”。对科学家来说，“简”和“美”是相等的。我们之所以走进Minimalism，也表示P&P已经到了一个描写事实的高层阶段，从经验事实再推进，已经没有多少可推进的了。你可以有反例，可以有新发现，但都可以在原有基础上作修订，不会全盘推翻既有的发现。至少在P&P时代发现的现象，可以作为基础，再进一步使理论更完善。比如以前孤岛限制（island constraint）后来简化为Subjacency、CED（Condition on Extraction Domains）、ECP（Empty Category Principle）等原则。

制图理论（Cartography）、分布式形态学（Distributed Morphology）、外骨架模型（Exo-Skeletal Model）也能完善我们的理论。这些理论有些是跟P&P同时发展出来的，不一定是因为有P&P，才有它们的发展。比如我们发现CP还有很多现象可以细分为不同的投射；从Larson（1988）开始，我们就发现VP也可以分很多层，NP也是。所以制图理论也是超越P&P的尝试中很自然的一步，没有P&P，也一样可以有制图理论，它使描述和解释可以更清晰，当然制图理论后来的发展中也应用了P&P、Minimalism中的一些想法。Distributed Morphology和Exo-Skeletal Model，还有First Phase Syntax也是，它们是一类的。Neutral category，light verb的概念不是它们的专属，在Larson以后我们对VP的研究就有很多不同类型light verb的投射。它们对词库（lexicon）应该是怎么样的做了很多有益探索，用来解释现代汉语的一些现象特别好，比如“他很琼瑶”这样的句子，词库里没有规定“琼瑶”是名词还是动词，在特定的句法环境里跟functional category结合才当动词用。

我们在面对各类理论的时候都应该谨记，不管什么理论，它们都应该能对语言类型学中表现出来的语言宏观差异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分类，而且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宏观差异是怎么来的。

黄：现在UG里只有recursion（递归）和interface（界面），principles和parameters原则上只能是第三要素。那我们去想这些principles和parameters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subjacency，其实是说成分不要移动太远，ECP是说空语类要被某个成分允准，那这些现象在其他学科也会找到类似的所谓“人之常情、物之常理”的general principles，比如水往低处流，液体流动也只会以最短距离流到它的所在处所，除非有其他原因驱使，才会流到更远的地方去，这就跟句法上的移动类似。比如CED，因为补足语与核心词之间有些固有的依存关系，补足语移走了还可以藉着其依存关系回溯句子的原意，就像学术休假（sabbatical），专任教授有专门的位置，所以休假了位置还留着。但状语、附加语与核心词的关系比较松散，就无法作类似的移动。同样的，兼任教师 adjunct faculty没有专属的职缺，也就没有学术休假的待遇了。P&P里的principles都有它的道理，也可能来自于UG造句的原理和其他第三要素的结合。

黄：这种状况其实说明在原则和参数理论以及最简方案模型下的研究，已经在英语和其他我们较熟悉的语言中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跨语言考察的情况和趋势是两个条件自然促成的，一方面英语或少数语言多年来的研究中，许多重要议题都已经形成，一部分也有不少共识了，而坊间有不同的理论、分析方案，就英语的已知事实已经不能决定谁对谁错，所以考虑其他语言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则是研究推进的自然选择，将那些有争议的议题诉诸更广泛的语料来验证，语言调查方法的普及、大数据的收集，都有利于这方面的发展。

黄：这篇文章在《中国语文》的发表，是因为朱德熙先生。1985年的寒假我去加州探访亲友，偶然的机会到伯克利旁听朱德熙先生的讲座，讲的是汉语方言的两种反复问句，北方比较喜欢用“可VP”，南方方言比较喜欢用“A not A”问句。讲座结束后我上前向他致意，并自我介绍。朱德熙先生就开玩笑说你的博士论文在大陆已经翻译了，我翻了一下，看不懂。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跟他说“张三喜不喜欢这本书”和“张三喜欢这本书不喜欢”应该是两种结构，但那天没有时间展开来讲，我回去之后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篇文章，过了两年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他，在信中请他有空看一看，并给我一些指教。几个月后收到了朱德熙先生的信，他很高兴，跟我说文章写得很高明。老先生很客气，他提补充的意见都是用“窃以为”这样的字眼，跟我说已经把论文交给了《中国语文》，建议他们出版。两个月后，侯精一先生让我把某一个地方再讲清楚一点，校对之后就出版了。

黄：这几年大家提出很多现象和问题，也提出了解决办法，但是这些方案我认为并没有完全解释有关的语言事实。另一方面，这些方案在概念上跟原来LF movement的基本精神是一样的。虽然Heim & Kratzer（1998）不太讲句法上的移位，但是她们也承认移位是个不错的办法。语义上来说，wh成分跟量化词（quantifier）一样，跟John、the book这样的成分语义类型上不同。John的语义类型是e（个体），可以直接作为谓词的论元（argument），充当主语或宾语等。Everybody或者who是一个函数（function），也就是一个算子（operator），算子放在论元的位置会有语义类型不匹配（type mismatch）的问题，所以要移到Spec of CP的算子位置，约束在原位的语迹（trace）。受约束的语迹相当于变量（variable），其语义类型属于个体e，这样就解决了原来语义类型不匹配的问题了 。Heim & Kratzer（1998）就是用语义类型不匹配来解释量化词提升的，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

另外，没有孤岛效应并不一定意味着LF移位不存在。在LF没有孤岛效应，那我们依然可以追问为什么，如果能找出这个原因，那么就没有理由否认移位，因为移位依然是解决type mismatch的一个好办法，从直觉来看我认为这个看起来还是最漂亮的。毕竟显性移位和隐形移位属于两个区块的操作，有一点区别也可以理解。例如说在LF可以做pied-piping，比如我们把“pictures of everybody”整体看成一个quantificational NP，everybody对人员个体 {A，B，C，D}量化，pictures of everybody则可以看成对{pictures of A, pictures of B, pictures of C, pictures of D }的量化，那如果有pied-piping，那么就是整个量化短语作为孤岛本身移位，因为没有移出量化短语，所以不违反孤岛限制（Nishigauchi 1986，Pesetsky 1987）。孤岛被pied-piped之后，可以在LF重构（LF reconstruction），比如wh留在上面，剩下的部分（remnant）再放回原来的位置。很早Chomsky就提过这种做法来解释“Whose mother did you see？”。这个问句里 whose mother 经过了pied-piping移到CP顶端，但意思不是问谁的妈妈，而是问谁。所以这句的意思上是“who is x such that you saw x's mother”，而不是 “whose mother is the x such that you saw x?”。  正确的LF表述应该把x's mother放到原来的宾语位置，等于取消了pied-piping的作用。这种做法也适用于没有显示出孤岛效应的wh移位。Fiengo et al. (1988)、von Stechow (1996)对相关问题都有一些讨论。

对于unselective binding我一直有一些疑虑，如果说有一个空范畴作为binder约束下面的wh成分，但是这个空算子意义上是空的，大部分的信息其实在下面的wh成分，比如“谁”，有person、animate 这些语义信息。按照Lasnik（1989）的观察，我们不能用一个意义上更虚的成分来约束另一个意义更实在的成分，比如我们不能用代词来约束专有名词，用反身代词约束代词，我称之为Condition D。那unselective binding 用空的成分约束一个实质性的成分（OP_i [… who …]），看上去也不象是常规的约束，而且看起来违反了Condition D，因为被约束的成分不是简单的变量（variable），它有实质性语义信息， 疑似广义上的R-expression，按理是不应该被约束的。被约束的wh的属性是什么，为什么是一种变量，我还没有见到对这个问题清楚的说明。Reinhart（1992）有提过这种wh成分是choice function variable，不是一个带索引（index）的指称个体的变量，但我对choice function variable具体是什么一直没见过充分的说明。

最后一点是关于Alternative Semantics的一些看法。Shimoyama （2006）提出wh-in-situ不需要移位，wh成分只需要做type-shifting就能解决，那wh成分的语义类型就会很复杂，这也没有比移位的方法简单多少，而且adjunct island（笔者注：即how/why的孤岛效应）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甚至很多人把adjunct island忘掉了。另外一个是疑问句的语义，按照Hamblin（1973）的观点，疑问句的意思是答句的总和。可是我的直觉是有时候问问题不是在问一个句子，我们只是在问一个名词组。比如说“张三看见谁”，如果说这句的语义上等于是{张三看见a，张三看见b，张三看见c}这三个句子的总和，那么这似乎只是对问句用三个句子来转述一遍，并没有精确地指出问题的核心是在{a, b, c}之间的选择。我觉得syntax-semantics mapping更好的做法是你在句法上看到了一个句子，语义上也表现为一个句子，语义对准句法，这样才能真实地体现形义配对的情况。

黄：对于同样的现象，研究者的偏好存在态度上的分歧。相等的情况下，有人更喜欢用句法的手段，而不要用语义的方式去处理；有人更喜欢用语义的手段而不依赖句法，所以有句法派，也有语义派。大体上说，句法派比较在意逻辑形式的表达跟句法在结构上的对当，语义派则比较注重语义的内涵以及基本语义外的其他含义，比如预设（presupposition）、隐涵（implicature）等等，对句法派的假设不重视，甚至是排斥。Quantifier raising和LF wh-movement属于句法派，type-shifting属于语义派，这两种区别也见于DP、NP的若干争辩，但有时也牵涉到语言的个别差异或类型属性。所以目前来看句法学家和语义学家的工作常常不在一个频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