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惠教授
（Y.-H. Audrey Li）
美国南加州大学语言学系教授。
李教授1985年博士毕业于南加州大学（USC）语言学系，是国际知名的句法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理论、句法-语义接口、汉语句法以及跨语言比较等。
李教授研究成果丰硕，相关论文发表在Linguistic Inquiry，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Glossa，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等语言系顶尖期刊上。代表著作有Essay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and Derivational Nature of Grammar: The Diversity of Wh-constructions（与Joseph Aoun合著），The Syntax of Chinese（与C.-T. James Huang和Yafei Li合著），以及合编的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等。
访谈时间：2024年3月19日
访谈：魏玮（北京大学）
转写、整理：魏玮（北京大学）
魏：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上了语言学学习与研究的道路。
李：这个就要回到几乎50年前了。我那时候是台湾师大的本科生。当时英语系有很多语言学的科目，那些语言学课程的内容侧重点在语言事实，基础理论也讲一点。我个人对这些语言事实很有兴趣。后来，考上硕士后，有机会可以回到系里，继续在英语系的硕士班学习。那时候是1978、79年，我们在研究所上的课里，语言学的各个分支理论都有。后来有了一些生成语法的课，从海外回来了一些老师，让我们读一些语言学理论的文章，比如Linguistic Inquiry的文章。那时候在本科时主要都是在看一些语言事实，对理论懂得不是很多，突然要去读理论语言学的文章，就觉得怎么这么深奥，而且里面讨论的语言很多都不是我熟悉的语言。所以那时候觉得怎么会这么难，以后再也不要碰形式语法了。
可是毕业以后，如果走教师的职业道路，就需要念博士。当时也因为私人原因，就申请了USC（南加州大学）的博士，跟我先生一起来洛杉矶了。那时候迷迷糊糊的，进了语言学系才知道，当时的USC语言学系可以说就是美国西岸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因为那时候过来的新老师几乎都是搞形式语法的，时间大概在81、82年。我是81年到的USC，那几年一些朝气蓬勃、很厉害的MIT学生毕业了，来到USC教书。我开始上他们的句法课，或是其他的专业课，发现其实真的听老师们讲课也不难。在本科阶段，我们也上过一些逻辑学的课，我觉得逻辑课很简单，只要能够有逻辑思考，就能明白理论，这些理论都很有意思。后来就这样慢慢一路走下来。可以说也是因缘际会了，没有说特别去追求什么，碰到了机会的时候，就尽量去利用机会。USC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我就走到了今天。我要强调的就是碰到大挑战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就像我念硕士班的时候，觉得一辈子再也不要念形式语法了，整个人很沮丧。但如果后来真的不念的话，我想我也不晓得我今天会做什么。
魏：您到了USC之后遇到了一些形式语言学方面的老师。在博士期间，有没有什么任或事让您觉得特别难忘？
李：最主要的老师是Joseph Aoun和Osvaldo Jaeggli，还有一些访问学者。Jaeggli是我们Syntax I（句法一）的老师，他真的很有条理，把整个理论的基础和发展一清二楚地讲出来，只要专心地听，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当时在博士期间这两位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了，教得非常好，让人不再害怕理论研究，不再害怕以后就开始接受，开始多练多讨论，敢在课堂上提出问题，让我觉得自信心增加了不少。所以我觉得机会很重要，自己也要能够利用这些机会。
魏：您的博士论文研究了汉语中的一些现象。汉语相较于印欧语，毫无疑问有它鲜明的个性，不过这些差异或许常常会让一些学者产生“生成语法研究者是不是让汉语事实‘削足适履’去适应西方理论”的疑问。能不能请您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谈一谈生成语法这种研究范式背后的考量？
李：我在学校的时候，系里面没有人研究汉语，导师也不研究汉语。那时候已经出版的论文也不多。我最早就是参考黄正德的论文，给我很大的启发。关于这些看法，我觉得关键在于能不能了解理论的精髓，以及是不是足够重视语言事实，很踏实地研究语料。能这样做的话，我想不管理论是用在哪一种语言中，都不会让人觉得很突兀，产生“削足适履”的感觉。比如说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格理论，可能听起来是拿理论来套汉语现象：汉语哪有什么格现象？可是，我们要关注的是格理论的实质是什么。这个理论在讲语类的分布，什么样的语类可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问题在汉语中也是存在的。汉语中也不允许语类随便摆放，它还是有规则的，如果把这些规则整个探究清楚的话，我们会发现用格理论来分析有它的优点。同时，采用格理论还有两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是可以跟其他的语言比较，这个理论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某个语类出现在某一个位置上。另外一个优点就是理论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清楚的架构，给研究指出途径，基于理论会产生预测，有了预测才能够去考察更多的语料。所以，有了理论架构，我们不但能够跟研究别的语言的人有讨论的可能，而且在研究自己的语言的时候，不像是在暗中摸索，有了方向找自己语言中相关的语料。
如果我们诚实、细心地分析语料的话，就不会觉得是在套用理论。如果理解了不同理论的精髓后去探索语料，不管什么理论运用到什么语言，都是可以的。形式语法有一个很清楚的架构。当然对初学者来说，有很多专业术语好像很难，可是一旦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专业术语，这些术语是做什么的，反而会觉得这些术语让研究者头脑更清楚，怎么去看语料，怎么去找语料，怎么去看待语言的共性与差异。
魏：好的理论能起到纲领性的作用，生成语法在理论建构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变革。您怎么看待形式句法学理论的快速更新，以及这些理论分析手段如何影响我们对语言事实和语言能力的理解？在此背景下，您认为研究者在理论取向的选择上应该注意什么？
李：刚刚讲到的“理论架构”，它给出了一个清楚的研究路径，这就是形式语法的优点。做研究的时候，从语料出发，提出可证伪的假设，再作出预测，再去探索不同的预测。1980年代的研究发现了非常丰富的语言事实，就是因为当时有新的理论架构出现，切实且具体，所以我们有办法去做测试，去发现很多语料。到现在理论的架构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制图理论（Cartography）和加标算法（Labeling Algorithm），但我觉得基本精神并没有变。我们应该先了解这些理论提出的目的、研究的问题以及它的解释力在哪里。是不是某个现象唯一的解释方法，还是有其他解释方法?再来比较不同的理论。所以就研究者的理论取向来讲，我倒不担心理论不断地变化。我们始终需要关注新观点、新看法出现的原因、要解决的问题，学会比较，扎根语言事实。
魏：在形式句法理论的发展中，原则与参数理论提供了一个像您刚才所说的构架，您能不能谈一谈当代句法研究应该怎么看待原则和参数。
李：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局限于对参数的定义。现在的句法理论提供的“工具”不多，如果说要从某一个假设的参数出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研究思路。更多地要把视野放开，从语料出发，再提出假设和推论，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比如之前在黄正德基于古汉语和方言得出的参数的那篇论文的基础上，我们发现prosody（韵律）在语言事实中产生的作用，就给我们提供了寻找更多语料的思路，思考韵律对于已有原则和参数的影响。原则参数理论指出一条路，帮我们去寻找可以看的语料，然后指导我们怎么去分析语料。同时作为研究者，又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就不会被某一个方向所限制，不需要太担心跟不上理论变化的趋势。
魏：在理论架构的指引下要重视对于语料本身的研究。形式句法也受到类型学的影响。您觉得进行大规模跨语言比较会是未来形式句法在共性研究方面的一个趋势吗？
李：从70、80年代到现在的四五十年间，对印欧语系已经有不少研究了，不过有很多其他的语言我们并不怎么了解。看现在的论文，我们发现有很多研究关注我们不熟悉的语言。但这些研究并不像类型学那样大规模地去看很多语言的某个现象。生成句法的理论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框架去深入挖掘一个以前没有人研究过的语言。
语言学系都很重视fieldwork（田野调查），USC现在新来的教职都有做fieldwork的背景，而且研究一些我们不熟悉的语言。不过我们听他们作报告，都能了解他们的研究，进行交流，因为我们了解他们采用的理论框架，知道要考察哪些问题。所以形式语言学在跨语言的比较中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提供了一个很明确的路线，让我们去更深入地了解。我个人蛮乐观的，可以用这个方法真正、彻底地去探寻语言地共通性和差异性。
魏：对一些方言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的。
李：对，我个人对方言的对比很有兴趣。6月底我会去香港中大参加一个方言语法研究论坛，谈台湾闽南语和普通话的研究。而且我想国内做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很多，如果能理解并运用一些句法理论，对于开展探索我想会很有帮助。
魏：您很早就关注汉语的限定性问题。关于限定性，您认为未来有哪些问题尤其值得探究？
李：我觉得归根究底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句子的限定性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是只为了写一篇文章而已。通过这几十年来的研究，我们知道对locality condition（局域性）有影响。比如前段时间我看Larson（2022）研究伊朗和里海地区语言的论文，提到的一个论点是限定和非限定的区别在于是否是名词性（nominal）的，这可能跟语类有关。另外，在语篇（discourse）层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好像也不多，比如说跟语篇有关的词或者句末语气词的分布，对于限定性的判定，是否也与语篇有关系。再比如Richard Kayne在93年的论文中提到，如果形容词子句是在名词前的话，一定是非限定的。是不是汉语的形容词子句也一定是非限定性的？Larson说没错，应该是这么讲，可对汉语来说证据是什么？当然以他那套理论来讲的话，这好像是一个必然的结论。如果放到更全面的分析来看，还有没有更多的证据？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环境下的互动，还有很多可以进行研究的地方。Locality condition也不见得研究完了，比如binding（约束性），extraction possibility（成分提取可能性），ellipsis（删略），case（格）这些，再比如adverbial marker（状语标记），conjunction word（连词）等，能不能对限定性的判断有影响，还是有不少可以研究。
魏：在研究限定性问题的过程中，涉及到不同的语类、句类。
李：所以这就回到我一直提的研究“bottom line”（底线）：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个理论？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很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就会很有意思，而且会有成果。
魏：目前认知科学的实验手段、基于算法和大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给语言学理论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问题，也对以往的研究范式带来一些挑战。您怎么看待在实验手段和人工智能技术日受重视的时代背景下，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前景和未来走向？
李：语料库有它的作用，比如之前我们研究汉语副词性从句位置那篇文章，结合大量语料得出了结论。可是这并不是全部。我跟你分享一个今天我跟ChatGPT的交流。我问它“汉语有什么省略结构”，它给出了一个宾语省略的句子和一个补语省略的句子，都是错误的。我给了它一些例子，让它重新给我回答，它给出了宾语省略、动词省略、时间地点省略这些例子，还有英文的例子，但错误太多。错误太多可能是因为它从网上搜寻到的东西很多都是错误的，让它产生的回答也是错误的。这让我觉得语言学家的工作很重要，语言学的研究为AI的学习和训练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基础。我觉得要对理论语言学产生影响，AI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另外一方面，processing（语言处理）的研究，试图用实验手段来验证理论研究的一些预测和结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另外语言习得研究对理论的验证也有帮助，比如我最近听了一个从儿童语言习得角度来研究句法理论的讲座，这些界面接口的研究是双向的，双方都获得很多益处，能帮我们去找一些我们可能想不到的东西。AI可以大量输入例子，但不等于具备了语言知识。这就是涉及到人跟机器一个很大的差别，学习的机制不同。
魏：您觉得未来的几年里，您会把精力放在哪些研究课题上？有哪些研究课题是您特别感兴趣的吗？
李：我想我永远是一个做研究的人，退休以后还是会继续做研究。我做研究的原则是，能够看书就尽量多看，然后看书的时候尽量用脑筋想，运用多年来训练的逻辑思考和分析能力来看阅读的东西。这样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问题，有问题就会去解决。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因为研究ellipsis，去看reconstruction（重构）的东西，特别是关于reconstruction能证明存在隐性句法结构的结论，通过再去看那些文章，发现结论其实并不一定是那么明确。从句法和语义角度来看reconstruction，用不同的方法，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结构，会让我们去思考它真正的性质是什么。对于ellipsis的研究，reconstruction似乎不是一个很可靠的检验方法，我想继续想一想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我也在想与prenominal modifier（名词前修饰成分）、adjunct（附接语）、complement（补足语）相关的问题，这关系到名词内部的结构，这些在黄正德、LaPolla等的论文中都有讨论过。比如Richard Kayne提到过名词没有complement，那汉语的情况是怎样的？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发现每次看一些文章就发觉有好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然后就很想去解决那些问题，又去探寻一些新的语料。还有一方面，就是交叉和接口的研究，比如句法与韵律、句法与认知处理，这方面我做的比较少，以后还想多做一点，这样可以对自己研究的了解更深刻一点。
魏：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的分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完）
审校｜张庆文、陈哲、程航
设计排版 | 罗晓君、胡颜洁、陈观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