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语、日语、越南语为代表的东亚和东南亚语言是典型的量词型语言，这些语言中量词的功能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以关注相对较少的侗台语（东兰壮语）为研究对象，探讨量词型语言如何编码名词可数性（countability）以及数词如何实现计数功能（counting）这两个基本问题。
壮侗语普遍具有两种不同句法性质的量词，即数量词（numeral classifier）和名量词（nominal classifier），两者具有不同的句法分布（见表1）。
具体来看，壮语的数量词和名量词分别用于数量名短语和光杆量名短语，但两者可以在双量词短语中共现，其中高位量词为数量词，低位量词为名量词。换言之，双量词结构可以视为数量短语和量名短语的一种“接合”（coalescence）。东兰壮语的相关例子见例（1）。本文提出“双量词投射”来表示数量短语的结构，即：
根据学界主流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观点，东亚和东南亚语言中量词的强制使用是因为名词特殊语义的需求，其名词的类指语义（Chierchia
1998）或不可数语义（Borer
2005）需要通过量词个体化之后，才能被数词来计数。相关语义如例（2）所示。该观点承认了量词型语言的数词和英语的数词一致，两者都具有独立的计数功能。但我们认为，该种分析方案模糊了名词的可数性和计数功能这两个概念的语义区别性。第一，根据李旭平（2021），量词型语言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数词的语义类型为n而非<e,t>类型，它们的指谓表示“单称词项”（singular terms），而不直接表示计数谓词（counting predicate）。换言之，汉语、日语等量词型语言中起到计数功能的并非数词，而是量词或者数量短语，壮语的数词也是如此。因此，数量词的语义功能某种程度上相对独立于名词的可数性。第二，在（东兰）壮语中，只有个体量词（sortal
classifiers）可以充当名量词，并且它们只选择本身具有可数性的名词，因此我们认为名量词在语法层面编码名词的可数性。如例（4）的双量词结构使用了量词“本”，它只允准“书”进入该结构，而排斥“纸”。De
Belder（2011）等学者提出，Borer的“切分”（dividing）功能无法对荷兰语等数标记型语言的名词语义中提取出个体，荷兰语需要使用小称标记（句法上实现为SizeP），对名词个体化后才能被复数标记进一步切分或计数。因此，我们认为，数标记语言中的SizeP所起到的作用与我们的名量词殊途同归，均与名词的可数性语义有关。不过，东兰壮语的名量词和名词结合所构成的“量-名”短语具有类指的解读，如例（5）。在事件句中，“量名”短语具有“通数”（general
number）的解读（如例（6）），这是区别于粤语、吴语等汉语方言由个体量词构成的“量名”结构最突出的一点。我们认为，壮语“量名”短语的类指解读为其基本解读，而通数解读下的存在解读则从类指解读推导而来。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计数功能和名词的可数性在壮语中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量词承担，其中数量词承担了计数或度量功能，与Scontras（2014）提出的“基数函数”（cardinality function）相当，而其名量词则用于编码名词的可数性，它们负责从名词域中挑选出可数个体。壮语中名量词的存在对我们反思量词型语言中名词的语义具有重要启示。我们认为，“类指”并不是一个基本的语义原型（semantic
primitive），量词型语言的光杆名词在[±论元]这一参数设置上并不统一。该观点对Chierchia（1998）提出的“名词映射假说”提出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