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崔潇濛副教授：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气候变化适应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它不仅影响着自然环境，更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农业作为人类重要的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如何从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和评估？农户个体和农业部门如何应对并适应气候变化？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长聘副教授、乡村振兴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崔潇濛。

崔潇濛教授长期致力于农业经济学研究，研究聚焦农业的气候变化适应问题，为何畜牧业需要得到更多关注？中国农户的生计韧性何在？如何基于比较优势视角进行农业发展规划？本次采访，我们将重点探讨崔潇濛近期的研究成果，期待为关注气候变化的读者提供一些有益启示和思考。

“我们提到应对气候变化时经常会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减缓（mitigation），即通过降低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趋势；另一个是适应（adaptation），即通过提高适应能力，应对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提出要努力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减缓方面的工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但是适应方面的工作仍需受到足够的重视。崔潇濛呼吁：“我们不能只盯着远期的减缓目标，而忽视了眼前的适应问题。”

崔潇濛指出，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工作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气候变化已经造成了很多不可逆的后果，比如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已经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需要我们建立起更强大的适应能力来应对。农业作为一个对气候高敏感的根基性产业，容易受到高温、干旱、洪涝等气象事件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的后果也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和农民福祉。因此从农业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增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刻不容缓。

崔潇濛为学生讲授《农业经济学》课程

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最初主要由自然科学领域开展，而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崔潇濛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是互补的，各有其优势。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更关注人的行为和选择及其产生的影响。“气候变化对农业活动的影响，从农学、植物科学等自然科学的角度看，是很直观的，因为温度、降水、热量和光照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和产量。但是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不止于此。”

崔潇濛介绍，基于微观层面的经济学视角关注个体的行为变化。比如，农户作为生产者，面对气候变化，会做出一些行为调整以适应新的自然条件。这一视角关注的是，农户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以及他们的调整受到什么样的激励引导，决策过程是什么。比如，他们是选择改变投入品的使用，还是选择更换作物，抑或是选择放弃种植业，转向畜牧业或非农产业。这些都是可能的选择，而经济学的研究会更多地分析这些选择的动机和影响。

在更为宏观的层面，经济学视角也会关注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影响的差异。气候变化的程度和形式，在不同地区有异，而不同地区本身的自然条件也不一样。“例如，对于寒冷的地方，气候变暖可能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而对于炎热的地方，情况可能相反。这说明，气候变化会改变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的变化又会影响或引导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经济学’的问题。”

崔潇濛近期已发表的三篇研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互补性地探讨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的不同影响。农业部门包括农林牧渔四个子部门，每个子部门又涵盖多种作物，而它们的产值都取决于无数个农户的生产行为。这些维度之间相互联系，但不同研究的切入点和关注点不同。

基于对区域和部门两个维度的考察，崔潇濛和合作者将中国农业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区域，以及农林牧渔四个子部门，分别分析了高温对它们的影响（Chen, Cui and Gao, 2023）。研究发现，高温对北方农业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在种植业和畜牧业方面。此外，种植业和畜牧业虽然都对高温敏感，但种植业表现出很强的中短期适应性，而畜牧业则未表现出明显的适应能力。

这项研究没有特别关注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平均效应，而是更注重对区域和部门间差异的考察。“原因在于，不同部门、区域的影响差异很大，但如果只看总体平均，就会忽略这些重要的细节。”崔潇濛说。研究发现，如果不区分部门、区域，高温对全国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很小。如果基于此做政策推断，可能就会认为不需要进行调整或适应。但如果细分，就会发现不同地方的差异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做这个研究的另一原因是，“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做适应性投资都需要投入资源，而资源都是有限的。无论是资金还是人才，都有约束。在有预算约束的情况下，想让适应性投资更有效，就要把资源用在回报最大的地方。那么，优化适应性投资的前提是，先识别出哪些部门、群体或行业最需要增强适应性投资，这是最迫切的。”

以上讨论也填补了一些现有研究空白。经济学领域对于气候变化与农业问题的过往研究大多只关注种植业而忽略了其他部门，尤其是畜牧业。畜牧业在气候变化和农业的话题中，通常是在减排问题上受到讨论，因为它是重要的温室气体源之一。但是，气候变化，特别是高温，对畜牧业的生产和产出也有直接的影响。崔潇濛建议给予畜牧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一是因为畜牧业的产品价值高，如北方奶业；二是因为畜牧业既要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又要减少气候变化的贡献，面临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的双重目标压力。”

崔潇濛在我院2023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研讨会上进行汇报论文

中国已经消除绝对贫困，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还要防范气候变化带来的农户返贫风险。崔潇濛早期对美国农业有过研究，他认为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比美国更重要，主要原因就在于，中美两国的农业生产主体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农业生产者多是大规模的现代农场主，他们像企业一样经营，人口比例低，收入高，有资源和技术进行适应。中国的农业生产者则多是小农户，农业是他们的主要生计。在一项研究中，崔潇濛和同事唐曲以东北地区的玉米种植农户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高温冲击对他们的影响（Cui and Tang, 2024）。玉米是一种对高温较为敏感的作物，东北又是玉米的主产区，因此玉米收入是东北地区农户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分析发现，高温会导致玉米产量和农业收入的显著下降。

但有趣的一点是，与以往研究中非洲、拉美等更贫困地区的农户不同，中国东北地区农户的消费水平并没有因为高温而降低，这说明他们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为进一步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崔潇濛和唐曲通过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发现，农户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消费平滑。一个是用手头现金来补充收入，另一个是用玉米仓储来换取流动性。这两个途径都是预防性资产的体现，可以帮助他们应对收入冲击。研究注意到，农户使用的储蓄不是银行储蓄，而是手头现金，这可能是因为样本考察期在2014年及之前，而此时的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还不完善，农户难以从银行获得流动性资产。除了消费平滑，研究还发现，东北农户会在经历高温后的三年内适当调整生产组合，减少玉米种植，增加一些更耐高温的作物种植面积。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或自我保险的机制，可以降低生产风险，但也会牺牲一些收入。

崔潇濛认为这项研究能够带来一些政策启示。一方面，研究发现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市场存在缺位，这限制了农户通过信贷来实现消费平滑的可能性。而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是支持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农户不一定需要从生产端来应对气候变化，也可以从消费和资产端来建立适应能力，即韧性。尤其当我们更关心的是农户的生活水平时，从建立生计韧性的角度来考虑如何支持农户，将可能为政策工具的选择拓宽思路。崔潇濛进一步指出，这项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目前研究只对单独发生的高温事件进行了考察，而尚未探索气候变化下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增加的后果。在连年遭灾的情况下，预防性资产是否还能帮助农户实现消费平滑，这是一个亟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崔潇濛与学生合作者仲政还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研究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土地利用的长期影响（Cui and Zhong, 2024）。研究特别区分了天气（weather）和气候（climate）的概念，前者是短期的随机变化，后者是长期的系统变化。为了更准确地描述气候变化，研究使用了气候学的一个概念——气候常值（climate normals），即某地过去30年的平均气候，如平均温度、平均降水等。基于从80年代到2015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不同地区气候变化的幅度和方向各异。进一步分析气候变化如何导致农业土地利用的区域性和结构性调整后发现，寒冷和干旱的地区，随着温度升高和降水增多，农业土地利用会扩张；而温暖和湿润的地区，随着温度升高和降水增多，农业土地利用会缩减。此外，不同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的相对优势也会发生变化。研究的整体结论是，气候变化会使得农业土地利用总量减少，从而加剧了粮食供给的挑战。

该研究有两方面的政策意义。一是以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气候变化对作物单产的影响，而忽略了气候变化对种植面积和种植区域的影响。研究表明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在评估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时，应该综合考虑。二是我国的农业发展规划，往往是基于相对静态的自然条件分布来做农业生产优势区域的空间布局。研究揭示了气候变化会改变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因此在做规划时，应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关于农业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崔潇濛近期正在推进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分别是以水利设施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和以生物育种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在农业气候适应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具体来讲，一个方向是探讨水利等基础设施如何帮助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分布变化。水资源是农业的重要投入要素，但气候变化使得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导致部分地区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加剧。水利等基础设施是农业气候适应的重要手段，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分布模式，缓解水资源的紧缺或过剩。崔潇濛希望通过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分析，探索最优的设施布局方案。

另一方向是研究种业创新的经济激励机制，分析政府和市场如何激励育种者开发出适应气候变化的种子产品。种子是农业生产的“芯片”，也是农业气候适应的关键要素。种业创新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适应能力的重要途径，但其过程和结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政策、市场、技术等。崔潇濛想要探索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更好地利用资源，更好地发挥种子的正外部性和公共品属性，在追求商业化和提高社会福利的目标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总体上，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长期过程，但同时也会带来像极端天气这种短期现象，造成农业减产，并给农户带来收入冲击。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既要有短期的救济措施，也要有长期规划和投资，但总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采访最后，崔潇濛进一步强调，农业适应气候变化在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需要在长期目标的指引下进行持续投入，审视相关问题时也需要在长期视角下“更进一步”。

相关文章：

[1] Chen, X., Cui, X., & Gao, J. (2023). Differentiated agri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adaptability to rising temperatures across regions and sectors in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19, 102801.

[2] Cui, X., & Tang, Q. (2024). Extreme heat and rural household adaptation: Evidence from Northeast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67, 103243.

[3] Cui, X., & Zhong, Z. (2024). Climate change, cropland adjustments, and food secur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67, 10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