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专题
环境与资源：野火的经济影响
专题编辑：汪凯文、任立锋
导读
上期推文中，研究者发现高价值住宅区域更有可能得到有效的野火扑救，揭示了资源分配不均和公共资源配置差异。这种现象不仅加剧了财富不均，更凸显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公平高效地分配公共资金以应对野火风险的紧迫性。本期介绍的文章探讨了美国西部野火扑救支出与危险区域中房屋开发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野火风险且低房屋密度的区域往往得到更多的扑救支出，而高密度开发区域的平均扑救成本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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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Baylis, Patrick, and Judson Boomhower. (2023) The economic incidence of wildfire suppr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5(1): 442-473.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土地使用决策，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的野外灭火费用在过去30年中翻了一倍多，且预计还将继续上升。火灾季节期间，为避免财产损失而付出的高昂努力占据了野火总成本的大部分。尽管保护受威胁房屋的费用主要由联邦和州政府承担，但房屋的选址和建造方式主要由地方政府和房主决定。这种权责的不对等导致房主和地方政府在决策时难以充分考虑未来的防火成本，进而引发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
该文系统地分析了政府在野火防护上的公共开支在多大程度上隐性补贴了高风险区域的开发，揭示火灾保护成本（fire protection costs）的地理差异及其对住房开发决策的影响。
研究使用了来自联邦和州机构的行政数据，构建了一个涵盖美国西部11个州、1995年至2014年的野火数据集。该数据集包括4663起300英亩及以上规模的火灾，涵盖了野火扑灭支出、地形信息、危险评估、火灾发生时间和地点的天气状况等信息。作者利用各县评估员数据汇编了位于美国西部的森林-城镇交界区（Wildland Urban Interface，WUI）的房地产数据集。最终数据集包括美国西部860万户家庭的位置信息、交易价值、建造年份及其他相关信息。
研究通过一个简化的概念模型（见下图）分析了灾害保护支出与住房开发决策的关系。模型假设，人们在选择居住地点时，在安全地区和高风险地区之间进行权衡，并通过竞争性保险市场完全覆盖所有灾害相关成本。住房供应曲线用 S 表示，显示了在容量限制内住房供应是有弹性的，这种限制可能是由于土地可用性或法规造成的。曲线 D 表示居民在承担按人均分摊的预期保护成本时的住房需求，曲线 D′ 表示居民仅承担自己财产损失时的住房需求。两条需求曲线（D 和 D'）之间的垂直距离表示按人均计算的预期防御性支出。这些支出随着人口增加而减少，意味着提供保护的成本不会随着人数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
原文图1
作者首先分析了住宅与火灾地距离对扑灭成本的影响。作者发现，在同一国家森林（national forest）存在多场起火点不同的火灾。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火灾的扑灭成本来识别火灾发生地点距离住宅的远近如何影响扑灭成本。在回归中，作者使用了距离的分箱函数（binned step function ），并控制了国家森林级别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研究发现，住宅越靠近火源，扑灭成本越高。距离火源不到5公里的火灾扑灭成本比40公里外的火灾高出70%以上。
基于同一模型，作者通过固定一个半径30公里的圆形区域，分析火灾扑灭成本如何随着该半径内受威胁住宅数量的增加而变化。研究发现，扑灭成本与受威胁住宅数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低密度、高风险地区的住宅保护成本最高，而在达到一定开发密度（约300套）后，额外增加的住宅对总体扑灭成本的影响较小。
最后，作者计算了每个住宅的预期保护成本，发现这些成本在高风险、低密度地区可以占到住宅交易价值的20%以上。随着开发密度的增加，每个住宅的隐性补贴成本显著下降。因此，通过在高火灾风险地区推广更高密度的开发，可以有效降低野火扑灭的公共支出。然而，高火灾风险区通常对市场条件变化反应更敏感。由于这些地区土地供应充足、法规限制较少，以及防护成本的非竞争性导致人均成本随着人口增加而减少，这些地区可能会被过度开发。
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通过实施差异化的火灾保护费用（例如通过增税或保险）来内化野火保护的成本，从而更有效地激励个人和地方政府采取预防措施，减少未来的防火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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