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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政经：中国农地政策影响新探
专题编辑：龚腾达
导读
接着上篇推文，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关于我国土地确权政策效果的研究。这项研究实证探究了土地确权对乡村企业发展的影响。作者发现，土地确权显著促进了我国乡村企业的增长。背后的机制可能涉及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等诸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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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Di Bu and Yin Liao. 2022.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Rural Enterprise Growth: Evidence from Land Titling Reform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7:102853.
乡村企业（rural enterprise）一直被认为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减少城乡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其增长率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异常偏低。现有文献主要从政府管制、资本获取、职业选择以及投资风险等角度探究了乡村企业增长低迷的原因。今天介绍的这项研究则关注了另外一个角度 — 土地产权的稳定性（land right security）。
作者发现，我国2009至2018年间实施的世界规模最大的土地确权改革（land titling reform）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准自然实验（quasi-natural experiment）。在此之前，农村土地权利的维护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的持续使用而非土地权证（land title）。这很可能限制了村民的职业选择，包括创立乡村企业或在乡村企业就业。此外，因为权利不明引发的土地纠纷等也可能抑制了村民流转土地。土地租金收入本可以用作乡村企业的初创资本。土地确权通过颁布土地边界和权利明晰的法律凭证可以避免或缓解这些问题，促进乡村企业增长。作者实证研究了我国土地确权对乡村企业增长的影响及其背后机制。
鉴于各县土地确权实施时间不同，作者主要采用了渐进双重差分法（staggere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的实证方法。除了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之外，作者还控制了县级宏观经济指标等可能影响土地确权实施时间的潜在因素。数据方面，作者从我国农业农村部获得了各县土地确权时间。作者还从我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得了企业注册和会计等信息。此外，作者从我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中获得了企业家、土地和银行贷款信息。
作者首先分析了我国土地确权对乡村企业增长和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新增乡村企业数量因为土地确权提高了约4%。与此同时，新增企业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员工数量、销售额和总资产以及所有者权益均有显著增加；总负债则显著下降。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原有乡村企业的总体质量并未因为更多的新增企业而出现降低。土地确权也未引起企业家年龄、受教育程度和金融知识等的不利变化。不过，职业农民出身和来自城镇的企业家比例显著提高了约10%。这些实证结果表明，土地确权对我国乡村企业发展产生了全面的积极影响。
接下来，作者探究了上述积极影响背后的可能机制。作者研究发现，土地确权显著增加了村民的土地租金收入，可以为其开创企业提供部分流动资金，即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渠道。其次，土地确权所带来的土地流转的增加也为租入土地带来了便利，可以促进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企业的增长，即土地整合（land consolidation）渠道。此外，土地确权也促使了部分村民租出土地转向非农就业，尤其是成为当地雇佣工或乡村企业家，即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渠道。最后，土地确权还显著增加了社会信任，降低了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有利于乡村企业的增长，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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