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刘湘统治的时代，马玉之是做过三任县长的，两任在四川的洪雅县，一任在大邑县。洪雅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它在川西的边区，属于那种丛林茂密、山高路险的地方，大家一看这种地方就知道出土匪。而且，当时四川地区的土匪造成的危害在整个中国都是少有的。那个时候，比如说在淮北地区也有土匪，在西北地区有土匪。

程衍樑

陕西叫刀客。

郑诗亮

对。可是你纵观整个中国，即便是在当时土匪如此猖獗的民国时代，四川的土匪之厉害也是很少见的。有学者做过统计，说1927年的时候，四川的土匪有差不多快10万人。

程衍樑

而且之前王笛老师也来过我们节目讲袍哥。他在研究里说，袍哥其实都不能单纯当作一个劳工的社会性组织，它几乎是所有四川男性大概率都会加入的其中的一个全社会的共同身份。

郑诗亮

这跟当时社会生活物质太贫瘠、民众太困局是有关系的。你必须得加入这样的自组织才能自保嘛。在那样一个时代，马玉之属于一股清流。就像程老板讲的，当时四川的成年男性或多或少都跟袍哥沾点亲带点故，牵扯到一点关系，但马玉之就是坚定要剿匪。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时候就有点《让子弹飞》那味儿了？因为马玉之出过一个奇招来剿匪，一举把洪雅县最大的一个匪帮剿灭了，所以给他赢得了很好的为官的名声。据说他1937年的时候到大邑县去赴任的时候是万人送行。所以，小说里写张牧之到刑场途中，老百姓也是一路送行，把他叫作“张青天”，可以解读出马老在这个作品中灌注的对父亲的感情。

马识途原名是叫马千木，他是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加入中共的，而且他是入党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马识途。当时他的入党介绍人叫钱瑛，也是著名的革命家，马识途管她叫钱大姐。当时钱瑛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要改名字，马识途回答说，我遇到了党组织，就像一匹迷失的马找到了前途，所以就改名叫马识途。钱大姐当时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错……后面还有一次他们的对话也很有意思。当时钱大姐就要求他做一个“职业革命家”，马识途说“职业革命家”这个名词对他来说是闻所未闻。经过一番了解，他才知道这是“我们党在白区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神圣的职业，这些同志担负着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党的各级领导工作。担任地下党领导工作的同志必须是对党最忠诚的、最坚定的革命家，过最清贫的生活，担当最危险的任务，进行最复杂的斗争。总之，这是一群心高志远、大智大勇、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已经有成千成万这样的人成为烈士，他们代表中华民族的正气，他们与人民共生死，与天地同不朽”。然后，钱瑛问他说，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马识途讲，“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

看到这一段，我就想到潘汉年的一个理论，非常有意思，他说搞情报的地下党员一定要用文艺工作者。因为这样的人一旦认准某种理想信念，就会奋不顾身地投入进去，哪怕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也会坚定不移地完成任务。我觉得，不管是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很多地下党员，还是在西南地区马识途这样的地下党员身上，都可以体现出这一点。这个理论我觉得确实是那么回事。

程衍樑

就往往这种左派更富于激情。

郑诗亮

不仅富于激情，而且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也可以赋予他们很多工作的便利。

程衍樑

其实我们讲金庸的时候就提到过，金庸他精神层面很大部分的影响来自一二九运动那一代人。但如果算年龄的话，其实一二九运动这批人对他来说还是要年长个几岁。但马识途恰好就是正当年，对吧？一二九运动的时候，马识途应该正好20岁……

郑诗亮

马识途当时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在上海读书的，他读到了很多进步文艺杂志，接触到了很多进步作家。他当时对革命有一些可以说是模模糊糊的认识，但还不够清晰，恰恰是一二九运动把他的整个认识变得清晰了，让他愿意去思考一些更加触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问题。

他之前的想法都是比较模糊的，还没有想到要坚定地选择哪条道路走下去，恰好是一二九运动让他得到了这样的感召。最后真正改变他的人生的，就是马识途抗战初期加入中共，相对应地，他的哥哥马士弘——这真的是像拍电视剧一样——跟他恰恰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原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李昕写过一篇文章讲马识途，把他们两兄弟称作“国共兄弟”，就是两个人分别在国共阵营当中身居要职——两个人几乎同时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他们做了不同的选择。马士弘加入了国民党的士官学校，在抗战的时候打了好多场硬仗，据说还曾经从日本人手中救出152名中国年轻妇女，让她们跟家人团聚。他后来一直做到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师长；而马识途就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党员。所以，这兄弟二人都不用我多做渲染，大家听到这种介绍，自己就可以脑补出40集电视连续剧。

在西南联大当卧底

郑诗亮

当时的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正打算重建党支部的时候，1942年1月6日，西南联大爆发了一起非常盛大的游行示威，叫倒孔运动。当时郑伯克突然听到大街上有学生高呼打倒孔祥熙的口号，他感到很震惊，赶紧去了解情况，怎么突然就开始搞起运动来了？

程衍樑

这也是40年代很著名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和西南联大之间的矛盾。

郑诗亮

有一个著名的飞狗谣言，说孔家小姐不顾抗战局势之紧张，非要占用宝贵的飞机空间把自己的宠物狗运过来，其实后来证明是个谣言。郑伯克一了解才知道是马识途在这个运动当中发挥了作用，赶紧跟他取得联系，然后发现马识途是接不上组织关系，又出于对孔祥熙的义愤才参与倒孔运动。

程衍樑

成了一个独狼式的革命者。

郑诗亮

马识途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积极参与这个运动，推动了它的发展。很好玩的是这个游行示威不仅仅是有中共的地下党员参与，里面还有CC系和三青团——还把国民党的人搅和进来了——因为他们这些派系都跟孔祥熙是有矛盾的。最厉害的是，这个运动一下子得到了四川和贵州的大学响应，掀起了一股倒孔的高潮。郑伯克一看觉得马识途这个人不简单，之后直接成立了一个西南联大党支部，由马识途担任书记。这个党支部由云南省党工委直接领导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西南联大党支部逐渐地发展壮大，革命的火种在这边越烧越旺。

两个“十六字方针”背后的疑云与唏嘘

程衍樑

重点聊聊马识途自己的一些遭遇吧，尤其他和后来主政四川的李井泉之间的恩恩怨怨。

郑诗亮

是这样的，这个恩怨非常之复杂，马识途也在他的回忆录里做了详细记载。当然，他写的时候不会直呼其名，都说的是老领导、老书记，其实我们只要一对照这个时间线就知道就是李井泉。新中国成立之后，李井泉做四川省委书记，是一个来自老解放区的领导人，而且由于他曾经在军队的工作关系，人称“政委”。他代表的是所谓的“老区党”，当时老区党就全面接管了把四川的党政工作。从此之后，地下党全面被边缘化了。马老在回忆录中也详细记载了他在工作中如何不被信任和排挤，乃至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挨整的经历。

程衍樑

这很像后来华东的这批山东的南下干部……

郑诗亮

嗯，你可以想象一下扬帆、潘汉年在上海的经历，其中还是颇有一些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的共通之处的。其实，那个时候包括马识途在内的200多名四川地下党员长期地不被信任，一次又一次地在政治运动当中挨整，被迫不断地交代情况，一直到文革当中彻底落难。李昕在文章里讲，马识途一直都想不通为什么地下党总是受怀疑。等到他退休之后看到一份材料才恍然大悟，就是中央对怎么管理地下党有个16字的批示。

程衍樑

后 16 字方针。

郑诗亮

对。前16字是在革命进入低谷的时候，讲怎么样积蓄力量来等待反击的时机，后16字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些白区的地下党。叫做“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马老一下子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为什么他领导的地下党遭到这么多的不公平对待……

前面提到刘怡老师引用康生的说法，川康地区的地下党没一个是好人。其实江青也说过类似的话，她在1968年3月5号接见四川造反派组织的时候说，华蓥山游击队糟的很，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没一个好人。然后她直接做了个定性，说四川有一个由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组织的三老会很反动，要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