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辉
汉口：满城风絮，一江云烟
且把叙述的时间上推到1927年3月中旬。
此时，山东军阀张宗昌还控制着上海，“征服者”蒋介石的车队更是看不到影子，一艘苏联小火轮从远东海参崴驶进上海，停泊在黄浦江港口。这艘船名叫“纪念列宁号”，船上装载着茶叶，目的地是汉口。
一天，船长迎来了四位神秘的客人，他们的主人是一位俄罗斯中年妇女，船长马上为她腾出自己的房间。这位妇女就是武汉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另外三人是她的随从。
鲍罗廷夫人不知道，自己很快就将成为中国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人质。
“纪念列宁号”离开上海港，缓缓驶进伟大长江。鲍罗廷夫人走出包厢，和船长一起站在舷梯上。这很危险。“赤色”国民党的船只在浦口必须穿过反对国民党的中国人和“白俄”军队的夹击，才能溯江而行抵达国民政府的首都汉口。当船行至浦口时，满载中国士兵的巡逻船从岸边驶来，鲍罗廷夫人和她的三个随从躲起来逃避盘问。
……突然，中国军官抓到了鲍罗廷夫人，“你是谁?”
“我是格拉斯贝格太太。”她回答。虽是撒谎，但却又绝对是事实。从1908年至1917年之间，她和著名的丈夫在美国芝加哥的确是格拉斯贝格夫妇，丈夫是格拉斯贝格预科学校的校长。
上周，这个真实的撒谎没有作用。中国军官可能早已得到了情报，知道鲍罗廷夫人即将到来。他逮捕了她和她的随从，把她们押上武装守卫的火车，作为有价值的人质送往济南，那里是她们的主要敌人、卑鄙无信的军阀“张山东”的省会所在地。
……中国人会认为，“格拉斯贝格太太”将证明她是中国内战期间最有价值的人质。
(《时代》，1927年3月21日)
夫人被捕的消息，令在汉口早就焦头烂额的鲍罗廷雪上加霜。如今他正从声望之巅跌落下来。他将黯然失色踏上归国之路，面对斯大林的质疑与斥责，随即走向政治生命的终点。
美国作家彼得·兰德(Peter Land)写过一本关于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探险与磨难的书，书中这样描写处在汉口风雨飘摇之时的鲍罗廷：
不妨让我想象一下壁画中的鲍罗廷。
他也许看上去像一个绅士，处在这幅画中并不特别显眼的位置，坐在吴佩孚那辆有棕色坐垫的防弹两用旅行车里，几乎被人群挡住。他的眼睛大而黑，嘴巴周围胡须浓密，褶子很深。他的黑发在头顶中央分开，轻轻飘在前额上。在这幅壁画上，鲍罗廷的脸庞瘦削，坐在这辆赫赫有名的车里他多少显得有些小。他有一种煽动者代理人具有的疑心性格，不免颇为紧张地从车里偷偷打量他周围的无政府状态。
当时的人民认为鲍罗廷漂亮，像一头鹿，但他实际上只有五英尺十英寸。他们把他看作中国革命的独行侠，完全独立掌握着中国革命，但实际上他不过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923年作为斯大林控制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名代表，被派到中国来指导孙中山。
(《走进中国》，第32—33页)
1923年10月，三十几岁的鲍罗廷在两名苏联军官的陪同下来到孙中山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辉煌事业。几年来，他曾风光一时，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是被许多中国人仰望与崇拜的俄罗斯人。
他直接促成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后，在世界媒体眼里，他是这里的灵魂，是最神秘、也最值得关注的人，因为他的背后耸立着布尔什维克苏联。
鲍罗廷有他可以自豪的理由。在他的直接引导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一直在朝着有利于苏联利益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是不大注意或者有意回避。《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一段话读后颇令人感叹：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八十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为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即广州沙基惨案——引者)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69页)
高潮之中的民众，没有想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背后，还有着如此复杂的背景，或者，身处浪潮之中，根本来不及考虑，就被冲到了前列。反对英国，而非所有列强，这的确是奇怪的现象。在汉口，有英租界，也有日租界，但民众率先冲击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4月3日，一名日本水兵和一名汉口人力车夫发生斗殴，人力车夫被杀，日租界随即受到愤怒民众的冲击，杀死两名日本人。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九名中国人。为平息事态，国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民政府立即下达禁止报复的严格命令。(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99页)这与对英租界事态的处理和收回，有着明显不同。
写到这里，我才对一些困惑有了新的认识。譬如，我们以往常常乐于提到的，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立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过去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可是，读读北方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回忆录和其他民国史就不难看到，在双方谈判中，苏联从来不愿意放弃沙皇在中国获取的权利。
北方政府一直在与苏联交涉，希望他们从外蒙古撤军，维持外蒙古自治的现状，尊重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就在1924年，苏联还是强行使外蒙古的独立成为既定事实。苏联对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管理权的控制，也未曾放弃过一日。
于是，在我们的历史回顾视野里，就对中国民族利益的蚕食与控制而言，苏联仍在延续着沙皇俄国的扩张梦，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点，在以后不同历史阶段中我们还将陆续看到。
鲍罗廷及共产国际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把敌人主要锁定在英国身上，其宣传策略无疑是聪明而有效的。对于中国一般民众来说，身边的外国租界，比远在关外的蒙古以及满洲(当时中外都这样称谓东北)的得失，更能给他们个人的民族感情带来直接的伤害。
每日目睹列强势力高高在上的“治外法权”，看着外国军舰停泊于中国港口旗帜飘扬，郁积于心中的不满与愤慨，当然更容易被革命的口号点燃成熊熊烈火，随即汇成波涛滚滚的洪流。
《时代》报道过这样一个细节：
从汉口逃到上海的人，带来了一张国民党号召民众反对英国的传单。传单是一组画，有些像美国的“滑稽漫画连载”。第一幅是四肢匀称的俄国，向年轻的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接下来是臃肿的约翰牛(即英国人——引者注)把靴子踩在两个中国人的脖子上，两个中国人突然站起来掀倒约翰牛——最后一幅，约翰牛在群情激昂的中国人中间被刺死。
(《时代》，1927年1月17日)
还是回到鲍罗廷身上。
一个人命运转变之际，麻烦总是接踵而至。鲍罗廷的不幸正如此。他正在为夫人的下落而焦虑时，北京传来消息：张作霖不顾国际法，命令士兵于4月6日冲进苏联使馆，带走了包括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在内的数十名苏联和中国人员，还抄走了许多秘密文件：
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外交豁免权。张对此当然清楚。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的同意，但肯定会得到默许。他判断得不错。随即，统治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的紧急事务部，雇佣“白俄”武装士兵包围苏联领事馆，搜查所有进出的人。这当然也违反了国际法惯例。但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的列强们的同意，此举也会被原谅。人们希望在北京和上海赤色机构搜查到的文件被翻译之后，会在被捕者以及反共的公共舆论面前，证明搜捕行动的正确。
(《时代》，1927年5月9日)
与鲍罗廷非常熟悉、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共领袖李大钊，在4月28日被张作霖送上了绞刑架。
《时代》对于北京事件的报道，比上海大屠杀的报道篇幅还要长，这恐怕与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参议员此时正在北京访问有关。这位参议员与张作霖会见，会见的同时，对李大钊等人的处决就在他们附近进行。
还有什么场景的映衬与反差，比这一场面更具新闻性，更有强烈的震撼和戏剧效果?今天来看，《时代》的叙述，恰恰为中共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命消失，提供了难得的细节：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大块头的美国佬宾厄姆(Bingham)上周抵达北京。他有七个儿子，其中一个正在北京学习中文。在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他受到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张作霖的接见……
……据《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就在参议员和张作霖一起品茶时，张元帅的军官们就在相隔仅百米之遥的地方，忙于执行残暴的处决……
此种酷刑叫做“绞刑”，被集中用来处决他们在违反国际法情况下冲进苏联使馆逮捕的中国人。在此次行动中，还查收了各种文件，张作霖正用自己的人根据需要予以翻译。这些文件，上周被用来作为秘密审判的证据。四十名囚犯中的一半人被判处绞刑。没有说明他们中间谁被判处死刑，谁被监禁，谁会被释放。他们只是简单地被集中到一个院子里，距参议员和军阀张饮茶处很近……
根据设计，每个囚犯的绞刑都尽可能慢慢执行，以增加他们的痛苦。囚犯们不知道下一个是否会轮到自己的喉咙被勒住，眼睛被勒得鼓出来。一个女囚犯被绞死时用了十分钟。
《纽约时报》记者电讯称，张作霖向参议员解释说：“是我下的命令。我不允许在我的地盘上有反对外国的主义存在。”
(《时代》，1927年5月9日)
在走进1927年新年的时候，谁能预料几个月里中国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历史转折。转变之迅疾，令今天试图理清脉络的人也喘不过气来。而对于武汉国民政府，这还只是混乱、突变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危机四伏。夺取政权时，罢工、罢市曾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手段，但一旦不能控制，就造成经济的瘫痪，殃及角色已变的国民政府自身。
冯玉祥曾是他们最后一个希望，6月10日汪精卫率团亲赴郑州与之会谈，带着双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张作霖的协议回到汉口；可是，一周后，6月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两人也达成一致，主张宁、汉合一。这彻底打破了武汉政府的希望。再过不到一个月，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
鲍罗廷的使命彻底结束了。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却没有结束，几年后，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德国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指导革命，他将是另一个“鲍罗廷”，亲历新阶段革命的起伏跌宕。他的故事，会在以后的叙述中出现。
鲍罗廷终于踏上了归国行程。这时，传来了他的夫人被张作霖释放的消息：
上周，有报道披露了内部消息，称美国参议员宾厄姆最近在北京向大军阀张作霖求情，希望他能释放被逮捕的著名人士鲍罗廷夫人。身高六英尺的参议员，声音刺耳，他告诉矮个瘦小但却冷酷无情的张作霖，如果他下令处决鲍罗廷夫人，那么美国公众舆论就会认为这个军阀是个残暴的野蛮者。
张作霖漫不经心地说：“哦，那很好办，参议员先生，假如这是你们西方人对待女人的态度，那就不枪毙鲍罗廷夫人了。”
稍停一会儿，当参议员略松一口气时，张又轻蔑地补充说：“我总是不明白，你们西方人为什么这样愚蠢地对待女人。”
上周，张作霖对矮胖、温和、人到中年的鲍罗廷夫人，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她被大赦，从监狱释放，并当即匆匆送往天津，准备从那里上船前往海参崴。
(《时代》，1927年7月25日)
该走的走了。
不到一年，汉口潮起，潮落。举目四望，满城风絮，一江云烟。悲壮的人与事，从此成了历史的慨叹。
莫斯科：流亡者宋庆龄的冷寂
1924年最后一天曾在北京车站欢迎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那个法政大学的学生，1927年9月6日，又一次站在了欢迎宋庆龄的队列中。这次欢迎的地点是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宋庆龄的身份是孙中山的遗孀、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流亡者，陪同她流亡的是陈友仁等。
这个学生叫盛岳，此时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创建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材。
1931年蒋介石和宋美龄
盛岳回忆在莫斯科再次看到宋庆龄的情景：
……随后她下车，沿着月台步行出站，我们人群向她热烈欢呼，高喊口号。她报以满脸堆笑，尽管不难看出，她是在强作笑容。……在她抵达莫斯科的这天，她脸上微微露出的忧伤神情，比两年前孙博士逝世后更甚，这无疑是她在失去她和她丈夫为之操劳的中国革命后的一种反映。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4—155页)
他说得不错，亲历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宋庆龄，恐怕比任何人更感到失望、悲愤与无奈。在这一年年初，宋庆龄曾是世界关注的一位中国重要人物。《时代》曾报道过宋庆龄，并刊登过她的照片：
她自己在班级本上则是这样说的：“最大野心——当父亲的秘书；最喜欢的表达——中国；习惯——收信；嗜好——读报纸……”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位相当娇小、羞怯的宋庆龄，后来不是热衷于收到来信和读报，而是转向别处。她的紧张、软弱的性格(或许实际上她从未如此)却使她爱上了一位有着高尚灵魂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后来的“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正是以他的名义，年轻的国民政府最近已经攻占了南方的半个中国。对国民党人来说，娇小的孙夫人足以继承他们伟大的已故领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国民政府首都武昌，坐一辆道奇轿车，她是民族主义这一伟大运动活的象征。
(《时代》，1927年2月21日)
然而，被视为“象征”的宋庆龄，很快陷入了政治困境中。蒋介石在公开镇压共产党人之后，切断了汉口的财政来源，封锁了在上海和汉口之间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宋庆龄从5月起，就一天天面对现实的混乱，无力回天。
恐慌的人们冲向宋庆龄在汉口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一位接近宋庆龄的外国记者写过：
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
(转引自《走进中国》，第47页)
1938年年度人物
汉口潮落了。在孙中山弥留之际守护在他身边的一群人中，只有宋庆龄和陈友仁仍持同一立场，坚持奉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则都倾向了蒋介石，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最终合二为一。
蒋介石的亲笔信未能挽留住她，弟弟宋子文专程来汉劝说也没有让她回头，她义无返顾地踏上流亡苏联之路。
她失败了，但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曾经支持过她丈夫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身上，或许可以在那块土地上成立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尤其是女同学，对宋庆龄的卓越表现充满自豪之情。在学校为欢迎宋庆龄和陈友仁举行的招待会上，她仍在强调：“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我们曾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里受过训练。”“她敦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孙中山的最宝贵的遗训就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转引自《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6页)不只是思想，她的举止、美丽和妩媚，更是令他们为之倾倒。
然而，刚刚流亡到莫斯科的宋庆龄没有想到，关于她与陈友仁结婚的流言蜚语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正在酝酿，很快将向她袭来。
美联社1927年9月28日向全世界播发一条电讯：
伦敦，9月28日，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
……
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
(转引自《宋庆龄年谱长编》，第365页)
据《宋庆龄年谱长编》记载，这些谣言对宋庆龄的伤害十分严重，以致影响了她的健康，颈上一圈带状疱疹顿时发作。“她认识到这个谣言完全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政治暗箭，他们妄图把她同孙中山的名字分开，以削弱她为保卫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而奋斗的力量，从而使人们相信蒋介石才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真正继承人的谎言。”
宋庆龄立刻打电报到上海宋宅，要求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根究谣言之由来”。宋子文也为此十分震怒，接待记者进行辟谣，准备起诉。
这一谣言的编造者，到底是国内的敌人，还是苏联的某些人?后来是否起诉，有何结果?我还没有查到相关史料。谣言，诬陷，总是来去无踪，伤人于无形。我所知道的只是，宋庆龄后来一直以孙中山遗孀的身份生活着，战斗着，直到生命的终点。
对宋庆龄最大的打击则是来自斯大林。
宋庆龄流亡苏联期间，苏联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开化进而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庆典结束，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越飞，这位1923年来到中国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的苏联特使，和托洛茨基以及宋庆龄等中国流亡者的关系都颇为密切，却在此期间自杀，这对宋庆龄是一打击。鲍罗廷晚于宋庆龄一个月回到莫斯科，但他也疏远了宋庆龄。想必他本人已因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备受指责。
1949年，早已被打入冷宫的鲍罗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他与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送往集中营，1951年约六十七岁时在关押期间死去。(参见《走进中国》、《剑桥中华民国史》)
《走进中国》一书这样写到此时的莫斯科：
这是布尔什维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临之时的最后一次猛烈的燃烧。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场失败的革命中幸免于难的瑞娜、希恩和中国流亡者，亲眼看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亡。有传言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捕；瑞娜在希恩到来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戏剧广场的一个窗户前，试图向人群发表演讲，但听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下去。传言在这座欢庆城市的一片混乱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飞因自我矛盾而开枪自杀(真的)，共产国际重组，苏维埃议会休会。
(《走进中国》，第70页)
在这种气氛中流亡的宋庆龄，几个月后，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时间大约在1927年12月或1928年春。这里取《宋庆龄年谱长编》的说法，为1927年12月：
与陈友仁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见。
……斯大林则表示，希望宋庆龄等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如何继续支援中国革命的问题，只说有待具体研究，今后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谈话达一个半小时。
这种敷衍搪塞的话，使宋等感到迷惘和失望，并决心离开苏联。宋晚年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
流亡者彻底失望了。宋庆龄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开始了在欧洲的新的流亡。
从此，宋庆龄也开始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另外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角色。她的美丽依旧，她的伟大依旧，但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或许可以这么说，她和以她的丈夫命名的事业，成为了过去。
更大程度上，她成了政治良心、道德力量、民间声音的象征，在不同时期按照她个人的方式发挥历史作用。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中，她的名字与人格，永远是美丽的化身。
上海——广州：婚礼与暴动，一切重新开始
当现实证明宋庆龄与陈友仁结婚的消息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谣言时，当宋庆龄不得不在莫斯科感受到冬天的寒冷时，她的妹妹宋美龄则在上海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的显赫——她与“征服者”蒋介石的婚礼，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的大华饭店隆重举行。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宋美龄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了，以后她还将多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时代》的报道题为《宋氏姐妹》：
两千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
蒋在上周以现代中国一个浪漫的婚姻征服者形象赫然出现，因为，他执着地向一位女士求婚。众所周知，起初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照他被拒绝了。
在中国，一般来说，被拒绝是求婚者“丢脸”的事，甚至有不少人难以忍受而选择自杀。通常，这种求婚还是通过媒人，但蒋介石不得不冒着“丢脸”的危险，因为他的新娘是完全西方化的“现代女性”宋美龄小姐。
在中国，“宋氏姐妹”是著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是民族主义运动“神圣”的奠基人孙逸仙的遗孀。据报道，她现在已和前夫的热情战友、原汉口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结婚。
三小姐是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
(《时代》，1927年12月12日)
1943年3月1日《时代》封面人物宋美龄
报道说得不错，只是到了此时，蒋介石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他的地位。1927年8月受到来自三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派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等的压力，蒋介石不得已而宣布下野。
现在，与宋美龄完婚之后，机遇的天平再次偏向了他。他的劲敌汪精卫已经被迫下野，赴欧洲“休假”；逼他下野的冯玉祥，转而又力挺他出山，并将在两个多月后，正式结拜为“金兰之交”……
《时代》1927年最后一期刊物上，报道了蒋介石重返政坛的消息：
上周，一批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人在上海通过了一项与苏联决裂的决议。他们的领袖是原北伐军总司令、打下了半个中国的蒋介石，他说：“我欲竭尽全力实现国民党地区的和平，重整国民政府，提供充分军备以与张作霖(中国北方的统治者)作战，只有将他消灭，中国才会和平。”
(《时代》，1927年12月26日)
仿佛是巧合，或者说是历史的选择，同一期《时代》还报道了刚刚发生的广州暴动：
……
中国南部香港的《邮报晨刊》，上周这样描述了广州历时两天的可怕而典型的中国人暴动场景，此次暴乱由苏联共产党策划发动。
关于这一暴动，唯一电传到美国来的现场描述，是由美国驻广州领事休斯顿(Huston)发来的。电文称：“广州的控制权由据称是工人和士兵们掌握，大约五千人，警察均被解除武装。……”
“造反者由城里的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从乡下结队汇集到市区。”
“该运动由俄国人领导。据报告他们公开宣称是共产党人。……四十八小时内，城里到处是抢劫，大部地区被烧。”
“军队回到城里，在第三天上午十一点左右，粉碎了暴动。”
“士兵们在城里巡逻，成批成批地处决嫌疑犯和抢劫犯。”
(《时代》，1927年12月26日)
这次暴动，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史称“广州起义”，领导者是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张太雷战死，其他领导者在暴动失败后逃离广州，前往广西左、右江地区，与邓小平等人汇合，又发动了新的暴动。(参见《中国革命史讲义》，第268页)在这之前，还有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秋收起义等，但均未见《时代》报道。
然而，这些领导暴动的中共领袖们，将是未来七十年间中国历史新的主角，有的还将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这些暴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时代》以及所有西方媒体都不可能知道，就像许多中国人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一样。
许多投身其中者，也是要到一些年后才会清晰地回想它，描述它，概括它。亲历、参与、摸索，然后描述、总结，1927年之后的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形成。
一切，真的重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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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封面中国》、《传奇黄永玉》、《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在《收获》开设的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6年散文家”奖项。2014年因《绝响》一书再获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3年散文家”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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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说地名｜以个人视角讲述熟悉的地名历史变迁和故事，避免面面俱到，避免罗列概念。突出个人对地名的理解和历史变迁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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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的漂泊｜许多人的人生旅程，会在迁徙、漂泊中走过。用印象最深的几个地名，穿插个人的成长史、生活史，本身就是地名古今不可缺少的内容。
4、故居寻访｜千百年来，每个地方都有影响历史、文化的名人，故居寻访，在寻访中解读名人，使之古今融合。同样避免面面俱到，写最能触动自己的地方即可。
5、行走天下｜旅行已成为当今时尚所在。如何行走，如何把旅行化为自己生活、精神的一部分，把旅行与异地观感融为一体，既是游记，也有颇为充实、敏锐的诗意表达，这是最值得期待的行走天下。
6、回家的路｜远离故乡的人，心中永远牵挂故乡。每次踏上归家之路，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儿时的星星点点的记忆，家庭几代人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一棵树，一口井，一家人，左邻右舍，都是故乡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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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乡愁 叙说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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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 辉 责编：任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