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辉
南京：炮声响起
很快，1927年3月24日，混乱在南京发生。
这一天，蒋介石手下的程潜将军率部打败直鲁联军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攻进南京城。南京顿时失控，市区出现抢劫，到处是燃烧的火焰，外国领事馆也未能幸免。集结在南京下关江面上的列强军舰，随即向城里轰炸。“一种思想制止了枪炮”，《时代》所说的历史变化，在南京停下了步伐。
这一天的洗劫到底是谁造成，没有一致的说法。《中国革命史讲义》语焉不详，只是说“南京刚被攻下，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即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对南京市内和平居民开炮猛烈轰击，结果死伤军民两千多人，毁房屋财产无数”。
《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称：“直鲁联军的溃兵和地痞流氓趁火打劫，袭击了各国领事馆，造成外国人伤亡。”《时代》则用大量篇幅和故事，报道北伐军直接参与了对“洋鬼子”的洗劫：
混乱无序和抢劫在南京爆发。尚不清楚是哪一方率先开始，他们冲进美国、英国、日本的领事馆进行打砸抢，所有外国人的房子都被抢劫，只有金陵学院(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引者)幸免于难。因为一位年轻的革命军的军官有位妹妹在该校念书，他带来一队士兵，保护校园不受骚扰。
……在南京被杀死的人有：美国公民一人；英国公民二人；法国公民一人；意大利天主教神父一人；一名未经证实的日本水兵。
……
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和夫人、孩子，与其他逃难者一起匆匆逃往名胜地，即中国古代诗人所熟知的栖霞山，现代人则称作美孚山(即美国美孚石油公司驻地——引者)。此计划早就拟订，美国和英国的军舰停泊在港口，能够以火力保护财产，求救信号是发射一颗信号弹。
美国领事戴维斯，十一名美国海军士兵和二十四位逃难者大胆地决定从中国抢劫者的火力中夺回栖霞山。只有海军普拉姆利(Plumley)一个人受伤，但尚能行走，他又继续向中国人射击。在栖霞山，戴维斯夫人以及其他逃难的妇女儿童，挤在一间浴室里，在地板上躺着。孩子们并不在意，数着射向美孚大楼的子弹。
戴维斯领事与中国进攻者交涉，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试图花钱让他们离去，一直到困在大厅里的人再也掏不出钱。这时，一个中国士兵说：“我们不要钱，我们要杀人。”
戴维斯领事的几个中国革命军朋友此时赶来了，带来一面国民党的旗帜。这让也举着同样旗子在进攻的中国兵很生气，他们把旗子撕成碎片，开始向美孚大楼开火。
(《时代》，1927年4月4日)
金陵大学副校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中文名：文怀恩——引者注)博士，是唯一在此次混乱中被打死的美国人。金陵大学校长鲍温(Bowen)博士，向外国记者叙述了他的现场目击：
我和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们一起走过校园，这时，我们注意到被认为是北方军队的人(鲁军)在洗劫和点燃行政人员丹尼尔斯(Daniels)的房子。我们走向丹尼尔斯的房子，此时，遇到七八个身穿南方军队(革命军)军装的士兵。他们命令我们交出值钱的东西。威廉姆斯博士是有名的中国通，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
于是，他走上前去与一个士兵交涉，想制止他们的行为。这个士兵马上朝他的胸口开枪，他当场丧命。之后，他们继续抢劫，拿走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还把他的衣服脱掉。
在抢劫完我们和枪杀威廉姆斯之后，这些士兵若无其事地离去，相互闲谈，就像他们刚刚打死的是一头猪，一条狗。
(《时代》，1927年4月4日)
关于南京城里出现的混乱，《时代》的描述感情色彩非常明显，试图表达的意味是——义和团又来了。
有意识地与义和团进行历史连接，在美国政府的调兵遣将上更为充分地体现出来。汉口等地发生英租界相继被收回的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不赞同英国提出的立即武装干涉中国的方案，但同时也紧急增派军队前来中国：
上周，作战部命令巴特勒(Smedley Darlington Butler)立即赶往上海，在那里指挥三千名海军陆战队，以准备可能即将展开的与现代“义和团”的战斗。
(《时代》，1927年3月7日)
选派巴特勒准将来华绝非偶然。不只是因为他是海军陆战队中赫赫有名的一员猛将，更是因为早在1900年他就来过中国，参加过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战斗。
《时代》非常重视巴特勒的重返中国。巴特勒在前往中国和抵达中国后，一直是被报道的对象，屡次强调他与义和团的联系。3月底，巴特勒抵达上海。报道写道：
巴特勒将军上周抵达上海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正逢最初的骚乱开始平息。巴特勒将军持谨慎乐观态度。记者电报称，在长途航行之后巴特勒显得疲倦，他说：“别无其他，海军陆战队惟有保持良好状态，以确保在中国做我们应做的一切。”
美国海军部部长威尔伯(Wilbur)先生上周接受华盛顿的记者采访时，向他们重提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拳乱(义和团)危机中的出色表现。
威尔伯先生说，这支海军陆战队已明确宣布并通报其他列强军队的指挥官，他的部队不应该向群体中国人开火。建议被采纳，中国人被宽恕；不过，随后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在与一位外国官员交谈时，指责了这位海军官员，于是，他答复说：“哦，我不是说没有危险。”
海军部长威尔伯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海军陆战队精神抖擞，堪与拳乱时期相比。
(《时代》，1927年4月4日)
《时代》甚至把巴特勒选为封面人物。这样，巴特勒也就成了《时代》创刊后，封面上出现的第一个与中国事件直接有关的外国人。封面选用一张照片。未戴帽子身着戎装的巴特勒，正在审视一张地图。巴特勒回来了——这是报道的标题。
“老将锐眼”，“凶煞般的海军陆战队战神”上周以准将身份回到天津。二十七年前，他还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少尉，当时，斜眼角的“中国拳民”紧紧包围着北京的西方人的驻地，他急于与之作战。
为了避免再度发生他年轻时经历的战斗，巴特勒准将(见封面)上周抵达天津，率领一千八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先前是在上海登船。他知道南方的国民军正稳步向北京前进。但他不能确定是否会再度发生“拳民”之乱。
柯立芝总统上周从华盛顿下达命令，除非北京状况恶化，美国使馆和公民才会从北京城转移到天津港口。要确保撤离通道畅通，以在必要时开始撤离行动：这便是“老将锐眼巴特勒”上周面对的问题。(《时代》，1927年6月20日)
在报道中，boxers(拳民)是反复出现的字眼，而且少见地用了slant-eyed(斜眼角)这个专指东方人特别是中国、日本人的形容词。《时代》为“拳民”加了这样一个注释：
“拳民”是“义和团”的成员，一个发誓驱逐“洋鬼子”的中国组织，如目前发誓赶走“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
1900—1927，二十七年跨度的时间，在现实中，在《时代》报道中，就这样成了前后衔接的历史整体。
继汉口、南京之后，上海顿时成了最让西方忧虑的地方。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有最大面积的租界，汇聚着数万“洋鬼子”。
随着内地民族主义革命浪潮高涨，每日又有更多外国传教士、商人等逃亡至这里。事态会怎样变化?历史该如何发展?世界又一次在聚焦上海，聚焦中国。
上海：征服者走来
聚焦上海的目光，1927年3月底，落在一个以战胜者姿态走进上海的将军身上。他就是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4月4日，他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光头蒋介石表情冷峻，目光凌厉，有一种威慑的气势。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
GENERAL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将军)
……rose out of the Sun-set
(在孙陨落之后升起)
1936年11月9日封面人物蒋介石
这里，Sun既是指孙中山，又可能是指太阳。因此，根据后面报道的行文，这句也可译为“在日落之后升起”。
关于这个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征服者”蒋介石进入上海的细节，被《时代》生动地描述出来：
上周一下午，大约两点钟，一个长长的车队由南开进上海。车上坐着一百名全副武装的强悍士兵——现代型的保镖阵势。一个人穿一件完全未加装饰的外套坐在第三辆汽车上，他虽瘦长，却是果断指挥南方军队的人。他便是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汽车专队耀武扬威地强行进入设有路障的法租界，法国人慎重考虑蒋介石将军要继续进入公共租界的要求。一会儿，车队从法租界返回，这位征服者告诉人们是他的司机走错了路。很快，蒋介石和随从以及正规卫队，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挂起一面旗帜，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旗帜的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白色太阳。
(《时代》，1927年4月4日)
是否真的走错了路，已无法确定。但我推测，曾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蒋介石，应该熟悉这里的大街小巷，所谓“误进”租界，不过是在炫耀世人：我已是这座城市的新主人。
“洋鬼子”们不能不关注他。从1926年北伐开始，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权力、威望也步步上升。
到了1926年底，坐镇南昌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已经可以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他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分歧日益加深，矛盾已经公开。
这种分裂，却正是忧虑重重的“洋鬼子”乐于看到的。他们害怕义和团运动再度蔓延，害怕北伐军会夺走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
在席卷长江、凯歌高奏的国民党领袖中间，蒋介石一步一步走近他们。
1942年6月1日《时代》封面人物蒋介石
其实，早在攻下上海之前，蒋介石就已作出了一种与“洋鬼子”保持友好的姿态。
1926年8月20日，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声明，称：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
两天之后，长沙湘雅医学院及医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为蒋介石治伤。一位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为他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他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
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介石许诺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673页)
在“洋鬼子”眼里，这无疑是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的“国民党军阀”。在他们注视的目光下，“征服者”蒋介石走进了上海。他们显然有一种预感，中国的局势即将发生巨大变化。
对3月底蒋介石走进上海这一周的中国动态，美国媒体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表现出更大兴趣。
4月4日的《时代》说：“日本报纸上周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还没有对天皇衣食住行的报道多；伦敦和多伦多的英文报纸则索性全无。但美国的报纸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时代》选择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虽然他们不可能预测，八天之后，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浓重夜色就将笼罩上海。
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时，只有寥寥数语的介绍，此次大大不同，《时代》用了大量篇幅讲述蒋介石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家世，到他的经历，将近两千字的人物速写，不再是纯粹的新闻报道，而是典型的《时代》风格的文体。行文之中，倾向性十分明显，蒋介石的故事被泼洒上浓郁的传奇色彩。
蒋介石早年在上海的故事是这样被描述的：
中国革命(1911年)爆发时，他刚满二十三岁，奉命指挥革命党在上海的一支部队。有两年时间，他利用职务之便，沉溺饮酒、赌博、放荡。忽然间，他放弃了这些嗜好。
当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表示反对时，他大呼道：“我已抛弃这些生活，要真正为国家服务!你们说是我的朋友。朋友!呸!向天发誓，我再也不会把你们当朋友。你们不为国家服务，不为民众服务，不是我的朋友。滚出去!不要再来了!”
怀着一种虔诚的、脱胎换骨的负疚感，蒋投入到中华民国之父——伟大的孙逸仙博士领导的实际战斗之中。
接下来讲述一段蒋介石向孙中山请缨攻打惠州的故事：
问题在于如何攻打惠州。孙博士的将军们认为不可能。蒋介石请求面见伟大的孙博士，向他面呈自己的计划。
此时孙已年衰。他也许早已决定蒋应该如日中天了。据信他们过去从未见过面；但当年轻的将军走进来时，孙博士夸张地站起来，仔细端详蒋介石的脸，兴奋地说：“啊!这就是第二个孙中山!有一天他会接替我的地位!……说说你的计划吧。啊，年轻的正在升起的太阳。”
……
蒋指挥攻城战斗。他的一万军队有九千一百人阵亡；但他攻下了惠州。奇怪的是他没有受伤，在此次自己的部队遇到巨大伤亡之后，他的威望反倒大增，因为他身先士卒地一起参战。
这位改过自新的罪人，现在成了一个强大的英雄。凯旋之后，他退隐到一个寺庙里沉思冥想了三个月，此事后来他反复提及。1922年，他到了莫斯科，担任孙博士的军事联络官，当时孙已经决定为了实现以民族主义，即“中国是中国人的”，来征服中国，准备接受任何强国的援助。
(《时代》，1927年4月4日)
这里显然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剪辑到了一起，且具有中国说书一般的渲染与夸张。孙中山召见蒋介石是在1922年6月，当时孙中山在广州被军阀陈炯明围困在“永丰舰”上；蒋介石率领东征军攻打惠州是在1925年春天，而此时孙中山已到北京，病入膏肓。或许是素材来源有误，或是故意追求一种戏剧性效果。
不管如何，《时代》之所以选择蒋介石，一方面是他已经成了中国最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阀”，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洋鬼子”注意到他与共产党逐渐拉开了距离，而这正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走向：
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实现其目标，只要它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
八天之后，突变在上海发生。
在二十世纪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诸多夜晚中，1927年4月11日午夜至12日凌晨的上海之夜，恐怕最让世人震惊。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转眼成为刀枪相见的敌人；轰轰烈烈气势恢宏的街头革命和工人起义，突然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尽管南京的一时混乱招致列强的轰炸和紧急调兵遣将，上海进而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尽管一两个星期以来，南昌等地已相继发生冲突、对峙、枪杀的事件，局势越来越复杂；但是，又有谁能料到，与汉口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存在分歧的蒋介石，最终会采取这种冷酷而决断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进而使自己向成为新的统治者迈出最为关键的一步。
一个多月后，在南京遇难的美国人威廉姆斯博士的女儿回到美国，她在纽约曼哈顿接受了记者采访。父亲遇害时她并不在现场，但她却认定射杀她父亲的人，“是保守的蒋介石将军的军队(分道扬镳之前)中的一个共产党士兵”，她的镇静与清晰，令记者们感到惊奇：
记者们颇为惊奇地看到，威廉姆斯小姐不是以痛苦而是以相当清晰的思路，谈到目前中国的局势。许多人做不到，但她做到了清楚地区别国民党内部保守派和共产党派之间的区别(目前两派已经分道扬镳)。因此，她并不指责这位保守派将军，而是把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保守派的国民党政权，看作是对中国的拯救。
(《时代》，1927年6月6日)
说出这些话的威廉姆斯小姐，被《时代》称为“头脑清醒的逃亡者”——这是报道的标题。
走进上海的“征服者”，征服的不只是半个中国，还有“洋鬼子”的信赖与期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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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封面中国》、《传奇黄永玉》、《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在《收获》开设的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6年散文家”奖项。2014年因《绝响》一书再获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3年散文家”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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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 辉 责编：任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