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辉
北京：那一个寒冷的冬日
192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很冷，白天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两天前，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所有街道都结上了冰。下午四时许，一趟来自天津的专列缓缓驶进前门车站，数万欢迎人群伫立街头，顿时忘记了寒冷。
走下车的是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陪同他们的有汪精卫等国民党要员。
一位正在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念书的学生，站在欢迎人群中：
尽管那天天气不好，大约有十万人聚集到前门火车站去欢迎孙博士。当孙博士走出专车时，国立北京艺术学院的乐队奏起了中国乐曲。成千上万的人为即将看到他的风采和听到他的教诲而纵情欢呼。可是孙博士重病在身，他只是向欢迎的人群点头示意，就乘上小汽车径直驶向北京饭店。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3页)
北京来过多次，这却是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胆囊腺癌已到晚期，但他仍在拚命一搏。
两个多月前，他还不可能走进北京。1924年10月下旬，北京刚刚更换主人。
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直系重要将领冯玉祥反戈一击，导致直系大败，“贿选总统”曹锟被软禁，“讨逆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率残部逃遁。
在这一次直奉大战中，南方的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站在一起，吴佩孚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奉系大胜，对于一直缺乏军事力量的孙中山来说，眼前又出现了建立强有力政权以统一中国的机会。他重病缠身，知来日无多，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当占领了北京的冯玉祥致电邀请他来京商谈国事时，他欣然前来。
以往，谈到此事时，相关文章或史书，只强调冯玉祥的个人邀请，而回避整个奉系的背景，其实，此时冯玉祥已与奉系结盟，他的邀请不妨看作是整个奉系的动议，而非个人行为。事实也如此。
孙中山从广州前来北京，途经上海、日本的长崎和神户、天津，历时一个多月。在他抵达天津前，11月24日，几年前下野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重新回到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冯玉祥则通电下野。
但即便如此，孙中山继续着与奉系的接触。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5日中午，被曹锟赶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设宴为孙中山洗尘，同席作陪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大获全胜的奉系首领张作霖。
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为其安排行辕，这座房子曾是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宅第。
孙中山一生中常常做出惊人之举，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北京之行依然如此。
一年前，1923年1月26日，他和苏联特使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宣言，开始了与苏联的紧密合作。他欲重振国民党，在三民主义基础上，提出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治理想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引导下走到了一起。这是特殊形式的政治联合：共产党员也可以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要职。
与此同时，自民国初年屡受挫折的孙中山，一直因缺乏军事实力而疲于奔命，遂在苏联派来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指导下，于1924年5月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官，按照苏联红军的管理模式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军队设立党代表制度……
他的理想执着如初。巩固广东根据地——北伐——统一中国，一切将重新开始。不过，即便在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开始之后，孙中山仍未放弃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合作的努力。
于是，很有意味的历史画面就出现了：当孙中山在天津与张作霖见面时，他的党和军队正在广东进行着北伐的准备，而两年后北伐最大的敌人正是张作霖。
惊人之举不限于此。
当开始与苏联密切合作后，孙中山仍希望与西方列强特别是与美国合作。
1924年1月6日，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访问广州时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再次要求美国予以支持，他仍认为这种支持是最值得争取的。孙中山对舒尔曼说：美国是中国唯一可以信赖的国家。他吁请美国调解，以结束中国的内乱。
据《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称，这次孙中山走得最远，他建议美国及其他西方列强共同干预，并在中国实行为期五年的监护统治!
多年来，孙中山向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传递出强烈的友好愿望，屡屡被冷漠碰得粉碎。这一次同样如此。他所提出的“监护统治”的建议，尽管石破天惊，但对他总是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无法相信。
美国公使舒尔曼甚至认为，这一建议不宜向华盛顿报告，他连孙中山所表示的对美国的信赖，也不向华盛顿报告。在他递交的报告中，只概述了孙中山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还说孙中山给他的印象如同一名精神错乱者。
(以上参见《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06页)
不难想象，屡遭冷遇后的孙中山会有多深的失望、激愤和无奈。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些奇特、怪异、费解的历史场景。就如同毕加索立体主义的画面，人的躯体被分解成一块又一块，然后又重新排列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色彩与结构早已大大不同于常理，但视觉的刺激却再也不会忘记。
我很欣赏一位美国专家关于孙中山的一番话：
孙中山的作风令人费解，因他是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少使用武力的措施达其目的。这是环境及其气质使然。外国人造成的恐惧，使他阻止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只是到了最后，他才支持这种对抗。他反对鼓励阶级斗争，也不愿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国的不公正根源。简言之，他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这些品质使他看起来仿佛是唐·吉诃德式的而不是革命家式的奇怪人物，但更显出他是个纯粹的人。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后记)
924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天津寒冷的冬天，这位“纯粹的人”最后一次走进北京，病魔使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手握重兵、各怀心思的军阀面前，除了威望与神圣令人仰望，他再也没有充沛的精力和能量来改变现实了。
孙中山与宋庆龄（1）
孙中山与宋庆龄（2）
1925年3月12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十一号行辕，享年五十九岁。
梦想随他而去，留下一个伟大而笼罩神圣光环的名字，让人缅怀与仰视。他的梦想，以及试图实现梦想的方式与途径，成了内容丰富或曰庞杂的遗产。他身边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取其一部分而继承之。毫不奇怪，一个伟人身后通常容易出现类似的历史现象。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丰富及复杂之处恐怕就在于此。
孙中山身后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新排列组合，在他去世之日就开始了。关于他的临终遗言，就有不同的说法：
人们认为他临终还有许多遗言。鲍罗廷向莫斯科报告，孙中山重申“只要俄国人继续帮助……”；其他人则宣称，孙中山弥留之际连续叫蒋介石的名字；还有人说，他要恢复青年时代的信仰，并指示一位左派追随者“不要打扰基督教徒”；也有人记得他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23页)
孙中山雕像
孙中山书法
让人不解的是，关注中国局势的《时代》，居然没有选择孙中山作为封面人物，无论在他生前还是逝世后。无疑这是重要的、不应有的遗漏。
也许，在《时代》看来，多年来疲于奔命的孙中山拥有的仅是道义上的名声，其实力远不能与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相比。然而，他们不知道，正是这样一位未被他们选中的人，所拟订的路线和政策，所留下的遗产，随后几年将继续改变中国。
孙中山弥留时，在他身边的人有夫人宋庆龄、长子孙科、内弟宋子文，有他所信任和器重的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和陈友仁，另外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一个同样受孙中山信任和器重的人此时不在北京，他就是蒋介石，他正在广东率军进行东征与军阀陈炯明作战。但正是此刻这个不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两年后，1927年4月4日，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
两年后的中国，不再是孙中山生前构想的局面。他所拟订的三大政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危机四伏，最终被击得粉碎；曾经结为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当年试图结盟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吴佩孚失去实力后，成了北伐军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敌人；他弥留之际伫立在他身边的战友和亲人，最终因分裂而冲突，各走一方，或流亡，或转向，或永远在人们视线里消失……
潮起，潮落；人去，人来。政治局势变化莫测，舞台主角替换频繁；哀怨与悲壮，风光与飘零；一切似乎结束，但又分明重新开始。在孙中山去世两年后，1927年就这样走了过来。
汉口：又一次义和团的恐惧?
1927年年初，《时代》在1月31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开头写得很有意思：
上周，北京的中国人在零下十度的寒冷中瑟瑟发抖，而在南方一千英里之外的广州，另外一些中国人则享受着与迈阿密海岸一样的温暖。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可能听不懂对方的中国话，因为他们的方言有明显差别。但是，“洋鬼子”在所有地方都教一些中国人学会了英语，特别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词。
报道中，“洋鬼子”一词特地用中国话的发音：“Yang-kueitze”，英文注释为“Foreign Devil”，即：外国魔鬼。
两个词：“洋鬼子”和“民族主义”，把1925年以来蔓延中国的革命主题概括得颇为准确。对于《时代》这样的西方媒体，还有什么事态比中国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更让他们关注?
随着国民革命军(又称北伐军)1926年从广州开始的北伐战争一步步凯歌挺进，“中国是中国人的”——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口号，在广州、汉口、九江……一个又一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成了民族主义运动最为高亢的声音。
所有西方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治外法权、租界……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过去在中国获取的那些特权，正面临着被收回的威胁。他们害怕失去一切，他们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当年的义和团一样，把愤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洋鬼子”。
二十七年前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列强政府和普通的“洋鬼子”们，在走进1927年时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惧。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英国。
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底决定迁都至汉口，12月22日国民党汉口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指出：“租界已成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须打破此陷阱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
据《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记载，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当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三十余人。
《时代》的报道有所不同，没有提到中国民众伤亡情况，却详尽地描述了汉口民众冲进英租界的场景。报道还指出，此时中国与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时有了巨大不同：
暴民冲向英租界。一年半之前，在上海，有一批同样的暴民因做同样的事情而被射击驱散。
但一年毕竟是一年，当时广州的国民党实力尚弱，而今天，他们已经控制了半个中国。这样一来，持枪守卫英租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接到的命令则是：“不准向人群开枪”。
暴民继续前进，大声嘘叫，扔石块。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步枪当棍棒用。虚张声势和小打小闹延续了四个小时。曾有二十个劳工手挥棍棒，把一个英国士兵打翻在地，抢走他的枪支，用刺刀捅进他的胸膛。英方还是没有射击。此时，一支中国军队的士兵(国民党指挥的)突然过江赶到，开了几枪，将暴民驱散。指挥官歉意地向英方解释来迟了。英国公使当然不傻，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撒谎。骚乱不过是国民党的一种警告。
两天后，一群更多的暴民冲向英租界的栅栏，将它们推翻在地，冲进码头，高呼口号：“打倒英帝国主义!杀死英国佬!”
历史翻过了一页。炮艇本可以炮轰汉口，海军陆战队本可以向暴民开枪，——但是，一种思想制止了枪炮。
……
当然，仍是“难以避免迟到”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赶来了。他拜访英国领事，表示“绝对道歉”，他说无法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失控……但又说：“当汉水泛滥洪水时，一个人要想用舢板上的木桨把水拦住，他一定是个傻瓜。”这显然是在传递具有逻辑性的暗示：只要英国海军陆战队留在船上，陈就会尽其所能劝说暴民离开英租界。
(《时代》，1927年1月17日)
尽管冲击汉口英租界的民众被称作“暴民”，但《时代》也注意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一时一地的简单个案，而是蔓延全中国的情绪。不管是哪一派别，哪怕政治见解不同，利益划分和权力分配上有种种分歧，但在1927年，“民族主义”成了所有的中国人手中的旗帜，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和指归。
在发生汉口英租界被收回的事件后，英国国防部宣布，到2月底在中国的英国军队将达到两万名，一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上周从伦敦奔赴中国，四百五十名英属印度旁遮普的士兵，紧急从香港赶往上海。这一消息甚至也引起了北伐军的敌人奉系军阀的抗议与反对：
这些部队调动的消息当然电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普遍高涨。在中国北方，目前以和外国人友好而著称的大军阀张作霖，也通过其子少帅张学良发表了令人隐忧的谈话：“英国正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他们像是要卡住中国的喉咙。假如外国人想捏死中国，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北方和南方将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击侵略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时代》，1927年2月7日)
战场上对垒的双方，却有着共同的民族情感。在民族主义高涨的1927年，“中国是中国人的”已是不同派别的共同旗帜。孙中山大声疾呼的口号，如今成了西方列强必须面对而又忧虑与恐惧的现实。
《时代》注意到，受到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在1927年7月高举的也是这一旗帜，强调“我们必须尊重孙中山的遗愿。”《时代》以《神圣的名字》为题报道此事：
冯元帅这样一个突出的现实主义者，在企求已逝“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神圣的名字。此举意味深长。说明尽管冯元帅得到莫斯科的资助，他也不敢向他的本国人提出别的口号，而只能在孙博士的理想“中国是中国人的”引导之下。以孙的名义，而非马克思或列宁的名义。
(《时代》，1927年7月4日)
然而，民族主义对于执政者或许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挥舞之时，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当年慈禧太后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对付西方列强，欲把它作为手中一张王牌加以利用，结果失控而仓皇出逃紫禁城，写下近代史最惨痛的一页。
如今，对于刚刚夺取半个中国的武汉国民政府(《时代》均称为“汉口国民政府”)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它需要这样的口号动员民众，夺取政权；需要如陈友仁所暗示的那样，借民众的振臂高呼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但是，一旦自己忽然成了执政者，陈友仁和他的战友们，并不能保证民众的一切行动都会在有效的控制之中。
身为外交部长的他没有想到，举凡大的社会动荡，群体性情绪被点燃之后，任何一个轻率举动，就有可能是整体运动致命的自伤。
洪水一旦泛滥，即便不用木桨阻拦，也有可能还来不及疏导就会汹涌而至，将一切淹没。更何况，西方列强重兵压境，虎视眈眈，在寻找着任何一个借口，实行武装干涉，就像当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一样。
没有阻挡也未能疏导的“洪水”，在汉口汇入长江，向下游的南京和上海奔涌而去。那里，与张作霖结盟的张宗昌、孙传芳的鲁直联军，正在与总司令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交战。在上海郊区的枪炮声中，春节如期而至。这一特殊时刻的情景反差，成了《时代》描述的画面：
上周，乒乒乓乓的枪声和鞭炮声，伴随着庆贺春节。子弹乒乒乓乓在上海城外一百五十英里的前线响着，而在城里，由苦力在满街上张挂绿纸剪成的纸龙。五百多名伤员从保卫上海城的前线被送进城里。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中国人还忙着到别人家里去还过去一年里借的债，或者在薄红纸上写上大大的“春联”。新的中国在战火中；老的中国在庆贺中。
(《时代》，1927年2月14日)
“恭贺新禧!”这则报道的题目也采用中文发音“Kung Hor Sun Hay”，就如同拼写“洋鬼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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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封面中国》、《传奇黄永玉》、《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在《收获》开设的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6年散文家”奖项。2014年因《绝响》一书再获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3年散文家”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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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 辉 责编：任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