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思考：精读《美国货币史》之七
财富
2024-11-30 10:25
北京
2.1.3小节主要讨论的是美国的通货，数据是1867年6月末的通货数据。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金元券，也叫黄金凭证，可以兑换黄金，关键在于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金元券是否由足够的黄金作为储备，在实践操作中，美国财政部可以发行超越其黄金储备的金元券，按照德索托在《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里的分析，金元券本身就是一种派生货币，从这个角度来看，金元券与美国财政部直接凭国家信用发行的美国流通券（绿钞）有一些差异，但也都内含了美国财政部的信用。在通货部分，弗里德曼首先论述了（1）通货，（2）净现金资产，（3）准备金之间的关系。翻译的比较绕，我们理解（1）通货构成了银行体系的净现金资产；（2）某家银行的净现金资产与银行体系的净现金资产有差异；（3）法定存款准备金包括在一定条件下在其他银行的存款；（4）不是每种通货都可以做准备金，就可以了。在当今银行体系下，准备金的法律规定更为清晰，历史上的数据了解就可以了。在货币与银行的逻辑上，我们只需记住（1）投放贷款，能够创造存款；（2）投放贷款或者银行扩表购买债券会消耗准备金，就可以了。国民银行券、美国流通券（绿钞）、其他通货、辅钞都是美国内战的产物，是凭美国政府信用创造出来的。这些货币在6、7年前都不存在。现在听的比较多的一句表述是央行又创设了某种货币政策工具，其内涵与美国内战时期是一样的，都是一国政府创造商业银行体系基础货币的方式。有关国民银行券的表述都是技术性的，一是发行国民银行券需要存入111%的特定政府债券，二是存入5%的偿债基金，三是额度不能超过银行资本的90%。这与当前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督管理部门对商业银行的各种监管规定和指标的管理是同等性质的， 比如在数月前，地方局要求商业银行压降或者控制SPV投资的规模，因为商业银行通过信托、资管、基金购买债券，若这些债券是非银行体系持有的，那么这个购买是扩表的，是创造存款货币的，那么若整个银行体系净压降SPV投资，就是缩表的。下面这段论述说出了国民银行券的本质，尽管名义上是发行银行的负债，但是它是联邦政府担保的，所以是联邦政府的间接负债。这里我们提及一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一是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所有债务不可能全部不管，二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对所有债务不可能完全不管。可能会让一部分债务违约， 但不会让所有债务都违约，这个边界尽管不好估计，但是它存在一个边界。这是由制度特征、社会惯例和文化特征决定的。14页的这一段表述，一是国民银行券与财政部直接发行的通货存在差异，主要是国民银行券不能当作国民银行的法定准备金；二是大部分州允许国民银行券作为州立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内战之后，诸多通货之间都是平价的，就意味着州立国民银行券、州立银行券、美国流通券（绿钞）是平价的，所以国民银行券不能当作国民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并未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国民银行券可以当作整个货币体系的准备金，创造存款货币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内战的一个显著贡献是统一了货币，类似于秦朝统一了中国的货币。上面这两段主要是从法律规定的视角分析了国民银行券的最大发行量问题。一是国民银行券发行量受政府债券存量的制约，二是国民银行券发行量受银行资本的制约。弗里德曼主要论述了这两个制约。在两者都不再有制约+发行利润依然存在时，为什么国民银行券的发行量依然低于理论上的预期水平，弗里德曼表示困惑不解。这里我们延伸一个点，就有关中国银行体系在过去20年里分别把什么当成了基础货币，进而创造存款的。一是加入WTO的初期，央行持有多少美元，都按照固定汇率投放多少基础货币，所以这个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美国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外需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周期和金融体系的货币周期；中国出口部门赚多少美元，中央银行就投放多少基础货币，通胀压力大了，就发行央票回笼基础货币。中国央行美元储备和存款准备金率决定了M2的理论上限。可以说，中国人民币的锚（基石）是中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背后是劳动力的劳动能力。二是2012年之后，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从老大与老三的合作关系，变为老大与老二的竞争关系，中国在战略上很难再把出口部门当成国家命运的基石，而需要把科技创新、现代产业体系和消费形成的内循环当成人民币的基石，其背后是中国亿万人的创造与创新能力，但是这个转变，中间经过一次显著的博弈，一些决策者想把人民币的锚定在基建地产上，而一些决策者想把人民币的锚定在现代产业体系上。最终的结束是，后者博弈占优，基建+地产的发展模式被抛弃。具体地，2012年之后，分成两个政策思路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中国基建+房地产当成中国经济基石，匹配是MLF和PS L，锚定是地方政府土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基本上MLF和PS L投放的总量+存款准备金率就决定了新增M2的理论上限。第二个阶段是2022年之后，中国开始把国债当成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当前正在进行尝试，第一个工具是买断式逆回购，这样就决定了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的理论上限是中央政府的国债规模，然后和存款准备金率在一起，就决定了中国M2的理论上限。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的确定有两个直接的约束，一个是汇率，二是通胀，但是背后最根本的约束还是产能与产能的质量，所以最近两三年，我们的最高级别会议总是把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放在通稿的第一条，因为未来现代产业体系决定国债发行的上限，进而决定基础货币投放的理论上限，从而和存款准备金率一起共同决定了中国老百姓能够拥有的存款（金钱）的理论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