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乡约，萌芽于战国，成文于北宋的“吕氏乡约”，扬名于南宋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制度化于明代王阳明的“南赣乡约”。逐步从自愿的“公序良俗”之约转化为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约所”制度，选聘“里老”主持，以“与民共治”的方式，渐为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补充。林德民老师此文提出的“官办民约”观点，恰是“与民共治”的概括性表述，说明了“乡约”制度是地方行政制度延伸补充的背景，堪称佳作。（阿拉伯菜农）
从一方“条约”碑看明末泉州社会及乡治制度
林德民
一
一九九六年泉州东街拓宽改造时，在南俊巷发现一方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的“颁行条约碑”，现收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碑为白花岗岩质，方形，附碑座。通高267厘米；碑身高228、宽152、厚16厘米:碑座高52、宽121~160、厚41厘米。碑额正中镌竖排楷书“圣旨”二个大字字径16厘米，二旁则分别阴刻横排楷书“颁行约”四字，字径12厘米。碑文亦为竖镌楷书，计十九行十六条 250字，每字径约5厘米。因年代久远，加上人为因素，字迹多处已漫漶不清，但细审之大部尚可辨识，试加标点、抄录如下：
二
泉州自古“民淳讼简，素称易治”（宋王十朋：《止讼文》）。宋《淳祐郡志》称许泉人“爱身畏法，崇逊耻争”。⑥迄明代中期，尽管社会动荡危乱，但泉地“民淳讼简”仍蔚然成风，故时人云：“吾泉素称民淳讼简，昔人至以佛国为之号。夫概以佛待泉人，人固有未然者，然即是亦可以谅泉俗之厚矣！”⑦又明隆庆年间修纂的《泉州府志》，对泉人传统的“崇逊耻争”之风亦赞美有加：“泉地风气温融，人素质实……民性愿悫，习俗敦厚，率以爱身畏法为重，原无较计乖戾之风”。
但迨至明中晚期，里甲毁坏，社学失修，社会动乱，内忧外患。上至帝廷，下至民间，勾心斗角、尔虞吾诈习气盛行；“椎剽嚣讼”、“较计乖戾之风”蔓延，如万历末年发生于宫廷的“梃击”“红丸”、“移宫”等波及数朝、牵涉无数大臣的“明末三案”便是显例。上行下效，江河日下，流风所及，概莫能外。其时，号称“满街都是圣人的“泉南佛国”，先前那种“爱身畏法，崇逊耻争”、“性善弱忍事，少争讼”的淳风朴俗已不复存在，或者说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不良社会风气，正所谓“泉州人个个猛”。对此，隆庆年间惠安县令叶春及在其施政笔记《惠安政书》中便深有感触：“迩来风俗好讼，盖闻乱后，生理未遂，人性渐浇，或摭无证之词，或举已结之牍，或窥上意，或复私仇，铢两必争，睚眦必报，一旦被逮，其丧倍寻。阴险诡诈者，杀身之药;贪婪凶虐者，灭家之斧；强梁者不得其死；教唆者必逢其祸，可不畏哉！上失其道，民散久矣！”⑧正是基于这一时期出现的奸盗猖行，争讼不断等社会乱象以及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诸官场腐败，而统治者却还极力想挽救这已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社会肢体，才应运而生了嘉靖间的“部檄天下，举行乡约”之乡治措施，也才炮制出了这一遗留至今，约于“官”与约于“民”的类于乡规民约的法律条文。由此可以说，碑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末泉州社会“乱”与“治”；由“礼治”到“法治”的某个层面。
三
前文述及，虽不能遽然认定碑文为完全意义上的乡规民约，但至少应视同“官办乡约”，一如明惠安知县叶春及在《惠安政书》之《乡约篇》中所规定的那样。是篇中，叶氏鉴于“风俗好讼”面“今与民约”：“凡有父子、兄弟、夫妇不相亲睦,及争财异业，以至饮酒博奕、斗邻、骂里、淫盗诓骗等项，以每月朔望两日相会亭中，自陈或族长邻人代陈，小事不平，父老同众劝戒。事关大恶，明言责救，如有不从，乃闻于县。若城中，则子躬往”。⑨碑文正是针对“如有不从,乃闻于县”的“责救”无效的“事关大恶”案件所议定的官办乡约。
比较之下，两者均是对法律诉讼的规范与约束，只不过碑刻是以条文形式出现，增加了约于“士”（官）的条款，还有在程序上两者稍有不同而已。它们都是由地方官出面牵头，从上往下议订的乡治制度的一部分。
碑文在约于“官”的前八条中，对执法者提出了“事必躬亲”的勤政要求，如“检验三日内正官亲行，不许委及佐领”，“鞠盗须正官隔别自鞠，不许听捕衙拷讯”，强调主管官员（古代，听讼断狱乃正官〈县令、府尹等〉的主要职责之一）在司法上应亲行亲为，避免因疏息于政务，委托助手代理或听任下属搞“逼、供、信”，而造成冤假错案或量刑不当；条文中的“审结沉滞，即直亦累，不许经年累月”，当是规范执法者在办案中恪尽职守限时具结，对当事者作出的一种“承诺”；此外，“牌票须用堂印，不许擅出私刻条记”、“词讼须奉堂批，不许擅受民词并私置监簿”等条文，规定申明了办案官吏在受理诉讼、拘传人犯时，必须出以公心、秉公处理，不得假公济私、私设公堂，乃是为了防止官场上司空见惯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情事发生;至于条文中的“罪有正条，不许律外罚纸罚谷，折银入已”，可看作是“廉政”的举措之一，以此明令禁止执法者借职务之便，对当事人敲诈勒索，索贿受贿，中饱私囊。上列诸条文，尽管只是形诸文字的表面文章，不见得便能全部付诸实行，但在封建专制政体下特别是在危机四伏的明末社会中，能做到这一步，殊属难能可贵。
碑文在约于民的“民约八条”中，规定了民众在诉讼过程中应遵守的义务和法则。这些义务和法则，在维护社区以至社会的安定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有效的作用，这是毋庸讳言的。其中如“人命自有正法，不许移尸抢财”，“盗情未入监即审，不许扳及良善”、“告词须真正乡贯，不许冒籍匿名”等条文，即使在今天看来，似仍有其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摆在第一条的“人命自有正法，不许移尸抢财”，泉州地区民间直至近、现代仍时有出现所谓的因非正常死亡而引发的“吃人命”陋习，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此条款似是针对此陋习“有的放矢”的硬性规定。此外，“有男子可告，不许告及妇女”条，虽然是从传统的封建道德思想观点（避免妇女抛头露面）出发而定，但客观上也起到一定的维护妇女利益的作用。
因为是自上而下的“官办民约”，这种乡治制度便也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局限性和消极的一面，如“民约”条文中规定的“一人只告一词”，“一词只告一事”，“不许更名图准多口，党与为证”，“不许变幻多情，举告多人”云云，这对那些含冤负屈的小民来说，则有如一道“紧箍咒”，未免近乎苛求。不过，从辩证观点看，利弊总是相辅相成的，这些规定，与前述“告词须真正乡贯，不许冒籍匿名”条一样，则足以令那些专门以包揽词讼为职业的讼棍以及那些朋比为奸、挟嫌诬陷、混水摸鱼之流望而却步。再如“民约”最后一条：“事已经结，不许听唆，希图翻案”，就是说，案件一经具结，便是铁案，谁也不能存翻案之心，如果判决得当，这当然是杜绝讼师教唆,维护当事人权益及社会安定的一种有力措施,倒也无话可说，但若是冤假错案呢？那就未免令人求告无门，含冤莫白了。我们不妨这么设想：作为乡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碑文（民约八条）和其他“乡规民约”一起，在约所这个“所庙合一”，具有自治性质的社区信仰、文化中心，由“以佐令敷政教”为已任的董正之官、乡绅耆老于朔望之日进行宣讲，并经常对“旦出暮入”的里人子弟“坐而课督之”，戳力“劝其为善，毋犯刑宪”，从而使之潜移默化，幡然向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社区乃至社会的警示作用。至于约于“官”的碑文前八条，实际上增强了执政者执法透明度，对官对民均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
注释：
① 《泉州旧城铺境稽略》——泉州市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泉州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合编，一九九O年。
②③ 陈健鹰《读碑三题》——《闽台民俗》创刊号 一九九七年。
④⑤⑧⑨ 《惠安政书》之《乡约篇》——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⑥⑦ 转引自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