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湾宋代海船若干问题综述

1974年8月，福建省泉州市东南郊的后渚港出土了一艘我国建造的古代远洋木帆船（后定名为泉州湾宋代海船），船舱内发现了大批香料药物和其他珍贵遗物。

1973年8月，福建省晋江地区负责人兼晋江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立，偕同厦门大学教授庄为玑、福建省博物馆许清泉、晋江地区文化组林文明及泉州市文管会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十余人，到泉州后渚港考察海外交通史迹。在与当地搬运工人和社员座谈时，后渚搬运站负责人陈山道反映该港的海滩上发现了一艘埋在泥层的木船。当即由陈向导实地勘察。根据暴露出来的船体局部观察，初步判断它是一艘规模不小的古代木船。

宋船位置：东经118°59′，北纬24°91′

1973年11月由省、地、市等有关单位指派人员成立由张立、陈汉泽和林文明为首的“泉州湾古船发掘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发掘事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74年3月制定了《泉州湾古船发掘、保护计划 》并报经省文化局和国务院国家文物局批准。1974年6月9日开始进行发掘工作。至8月25日基本结束田野工作，历时二个半月，计发掘土方1814立方。

船舱内堆积层出土有大量香料木、两宋铜钱等物，陶瓷均为宋代典型器物，可知此船系宋代海舶。船体之上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有宋元、明清、近现代的物件，说明了沉船以后的泥沙堆积年代的渐变过程。

50年前宋船出土现场

泉州湾宋代海船具有“首狭底尖”的特点，适于深海航行。优美的造型和坚固的结构，抗风抗浪力强，吃水深，稳定性好，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宋船以12道隔板分隔成13舱，采用水密舱壁建造，能够在船的某一部损伤时，不至于影响全体，这是保证抗沉性的有力措施。同时，这种水密隔舱技术，有利于利用货物配重来增强船舶的稳定性，有利于加强船体横向的承压力，有利于降低船舶结构造价，有利于货物分类和装卸。水密舱壁的创制是我国造船技术的一项重大发明。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出土，以实物证明了宋代以泉州为代表的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曾经领先于世界。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指出：1、出土海船的长宽比小、底尖、尾方的造型和多隔舱、多榄杆、多重板的结构，正是我国宋代海船的特征。2、根据船舱出土的香料药物、陶瓷器、铜钱、木牌本签和印剃品残片等遗物，也可以确定出土海船建造于宋代。3、船舱出土的铜钱，除少数是唐钱外，其余全是宋钱，没有元代或元以后的铜钱。船舱出士的钱中，年号最晚的是二枚“咸淳元宝”，背文一为“五”字，一为“七”字。据《中国货币史》载：“度宗在咸淳年间（1265一1274年），铸有‘咸淳元宝’，有小平和折二两种。背文自元年至八年……九年、十年大概没有铸钱”。这就说明海船沉没年代是在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以后。

以上结论基于实物证据，说服力足够。

宋代沉船出土的铜钱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高华等学者进一步分析更具体的时间，认为这艘海船只能是毁于宋末元初的兵火。具体理由如下：

1、从这艘海船中出土的铜钱，最晚的年代是南宋末的咸淳七年（1271年），这一年正是张世杰率兵围攻泉州之役的前六年，沉船中有此战役之前铸造的钱币是很自然的。

2、每年六、七、八三个月，是海船进泉州港的季节。张世杰围攻泉州的月份，正是海南商船进泉州港的时候……海船中出土的四干多斤（二吨多）香料木，应是这艘商船尚未售出去的货物……只是它从海外运进的货物中的一小部分。据此我们可以推知，此船在张世杰围攻泉州之前早已到达泉州港，并出售了大部分香货。当宋兵杀奔泉州时，这艘尚停泊在泉州湾的海船来不及开走逃脱，船上人员弃船逃走（可能是逃进泉州城），船即被宋兵毁坏沉没。张世杰自泉州撤退后，人们已不知该船的下落，故未组织打捞，让它一直沉没至今。

文章还认为，泉州湾出土的这艘海船，很可能就是蒲寿庚降元后出海的。理由是泉州港海船出海的月份虽无明载，但广州的情况却可参考。据当时的记载，广州“海舶去以十一、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因此，蒲寿庚降元时，正是海船从泉州启程远航的季节。

笔者以为，陈高华先生对沉船时间的论证，颇有见地。但“泉州湾海船出海月份没有明载”的说法，则可商榷。事实上泉州商舶出海的月份，在九日山祈风石刻上有记。早一点的有淳熙十五年（1188年)林枅等祈风石刻的冬十月，较晚的为冬十一月下旬祈风遣舶，总体来说比广州稍早，毕竟泉州出发的路程较之广州为远，季风合适的时候，早一点走是正常的。且蒲寿庚是德佑二年十二月与知州田贞子以城降于元，该船在此之后才启程远航的可能性尚有疑虑。

泉州文史学家陈泗东先生的研究结论，在沉船时间上与陈高华先生的认知一致。但在为何沉船的分析方面，则有较大不同。泗东先生的看法是：1277年张世杰围攻泉州的七月至九月的战争爆发之前，有一艘从四、五、六月份趁南风国程的远洋海船，归达后诸港，货物部份起卸，突遇战事爆发，舶商及船员各自星散逃命，船只处于无人状态，船上之物于是受到军队及当地人的掠劫（无主船只或遇灾破船，附近居民前往船上搜取各种物品，在旧社会是长期以来的惯例）因而船梳被拔，船板被拆，货物被拿走。再遇秋季台风大水，或海潮大作，无人管理之船颠簸而沉。泗东先生进一步推论说，南宋景炎二年即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的七月份，极可能是后渚港宋代海船沉没的绝对时间。

笔者从沉船铜钱的年号分析，认为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宋船出航与回舶的可能时间。董遹所撰《钱谱》文中有“咸淳元宝，度宗年号。德佑元宝，幼主年号。”的记载，但德佑元年始于1275年7月，而德佑二年（1276年、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276年2月4日），元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南宋朝廷已不可能发行“德佑元宝”。由此推论，德佑元宝只有几个月的发行时间，发行量和流通量必然极为有限，以至于今人常为是否有“德佑元宝”而争论。而德佑二年五月一日（1276年6月14日）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九岁的赵昰为帝，是为端宗，改号景炎。据《八闽通志》记载：“德佑二年十一月，元兵寇闽，陈宜中、张世杰奉帝航海至泉州。”由此可见，兵荒马乱当中，发行量和流通量极少的“德佑元宝”，宋船上的商人未见持有，属于正常现象。

德佑元宝－无锡博物馆藏品

综上而论，泉州海舶若是咸淳八年、九年、十年（德佑元年）、德佑二年（景炎元年）回航泉州的话，大概乘四月开始的东南季风而来，五月起已陆陆续续有船到港，泉州港还是安全的，不需要毁船或弃船。但如果是景炎二年（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回港的话，则有可能在售卖货物的过程中，遇到张世杰领宋兵攻打泉州之事。

一番比对，或许可以多一种判断，即：德佑二年十一月，陈宜中、张世杰奉帝航海至泉州。此时，这艘海舶已离开泉州，来年夏天回港售货或卸货未完，遇兵火而不得已毁船或弃船，最后沉没于泉州家门口的港湾。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当时海舶航行的路线和时间来看，大概率是走南洋诸岛。这一问题在本文第六部分另述。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描述出土海船的船型与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尖底造型；船身扁阔，平面近椭圆形，尾方；船壳为二、三重板结构；船内分为十三个隔舱，第一舱和第六船有头座和主榄座。这种长宽比小，底尖，尾方的造型和多隔舱，多榄杆，多重板的结构，正是我国宋代海船的特征。宋船总长约34.00米，最大船宽约11.00米，满载吃水3.50米，排水量约393.4吨左右。可见宋船不小，且水密舱壁的造船技术是我国在造船历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关于载重量问题的看法比较多元。厦门大学庄为玑、庄景辉二位教授在《泉州宋船结构的历史分析》一文中认为，泉州湾宋船长度与宋代徐兢所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指“中船长十余”的长度是相一致的。又据古船的船长，船宽和船深的推测，推断宋船的载重量1000～2000料约等于200吨左右，系宋代中等远洋帆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高华等学者同样引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载的“客舟可载二千斛粟（即二千料一者）”，“其长十丈余，深六丈，阔二丈五尺。”，但得出的结论是：一千料船载重千石，载重应为六十吨。二千料船应为一百二十吨。据此认为，出土海船载重量应在60吨到120吨之间。

陈高华研究员的计算，应该是以宋代一石粮食约59.2公斤‌为依据。庄为玑、庄景辉二位教授则是直接给出1000～2000料约等于200吨的结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黄纯艳教授在《宋代海外贸易》一书中还有一说：“五千料约合三百吨，这些是常见海船的规模。泉州出土的宋船载重量约为250吨，属中等船。”对此结论，笔者颇感疑惑，因为泉州湾宋船显然没有4000多料的船体规模。

陈、黄二位学者是基于“料”是重量单位，一料等于一石，一石等于多少斤粮食的计算方式。近年来学界较多认可“料”指的是船舶的装载货物容积，若以容积为计算单位，则泉州出口的陶瓷，同样容积的载重量要翻2.5～3.5倍以上。当然，由于还有丝绸、手工艺品等物，载重量在200-300吨之间，似乎也有合理性。有船舶知识方面的书籍写到：“满载排水量的3/4～4/5为该轮的载重量”。若以此计算，宋船排水量约393.4吨，相当于载重量将近300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是基于“料”为船舶装载货物容积而言，以“泉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的贸易品种来看，诸货的平均比重肯定大于粮食，泉州湾宋代海船合理的载重量在200-300吨之间，也还合理。

宋代吴自牧所著《梦梁录·卷十二》有载：“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以此记载来看，泉州湾宋代海船在当时属于中型等级的海船。

北宋泉州惠安县进士谢履《泉南歌》有“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的诗句，说明造船业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是泉州的优势产业。北宋朝廷曾经给福建一次性下官船的订单就高达数百艘，因事情紧急，还派遣朝廷官员前来泉州督办。当时的泉州知州告诉朝廷使臣，订单太急，如果为此而使用新木材，造好的官船可能容易坏。不如先以现成的商舶顶上，又快又省钱。这段历史纪录说明朝廷给福建下达造船任务，实际上是由泉州承担。同时，还说明宋代泉州造船业的规模巨大，且非常重视质量。无怪乎宋代的《三朝北盟会编》有“海舟以福建为上”的记载。

此外，北宋朝廷派员出使外国的“客舟”，事先就“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根据北宋徐兢所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载，“（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搀迭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以“客舟”的尺寸而言，长度与泉州湾宋代海船相仿，但宽度就小了一些。由此也可见泉州湾宋代海船很可能不止二千料的规模。

到了南宋，朝廷更是动不动就把建造战舰的差事交给泉州来负责，而造舰的经费则按户口、田亩或区域为对象，征收造舰的临时税，谓之“科民”。这种横征暴敛的强行摊派办法，给泉州地方官府和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幸亏泉州海外贸易繁荣，地方政府财源滚滚，民间资本更是财力雄厚，加上造船业实力超群，因此，每次都能按期按质按量圆满完成造舰任务。

例如，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九》记载，在南宋·绍兴（1131—1162年）中，晋江知县黄彦辉就收到“会朝命滨海诸县造船”的指示，黄彦辉告诉主办官吏说：“民赋有定，不可加敛，县帑有所谓本钱者，尽刷出，以充其用。”当时晋江县的任务是造船九艘，因为直接使用财政资金，提高了效率，率先完成了任务，且没有向老百姓摊派临时税。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朝廷又下令大造战舰，还是通过“科民”的方式摊派费用给民众。时任晋江知县的林湜不忍增加百姓负担，打算辞官而去。住在泉州的外国商人被林湜为官爱民的风格所感动，自发集资造战舰，帮助林湜完成朝廷下达的造舰任务。此事并没有声张，甚至到战舰全部交付朝廷以后，泉州民众都还不知道朝廷要求打造战舰的事情。番商助力泉州官府完成造舰事宜，说明南宋泉州番商云集且经济发达的事实。

泉州湾宋船出土的牌签，其文字释读，尤其是解析“南家”、“南家记号”的不同见解，已然牵涉到该船的船主是谁的问题。对此，不同的学者各有见地。

1、泉州当地海商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高华认为，“南家”是金、元两代北方人对南方汉人的鄙称。这艘海船既然是蒲寿庚降元后出海贸易并返回泉州的，其时元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必然已在泉州地区推行，把原泉州的当地海商称为“南家”，也是不难理解的。

厦门大学庄为玑、庄景辉二位教授在《泉州宋船木牌木签考释》一文中认为，陈高华研究员的“南方汉人”说，缺乏历史依据。

笔者也觉得，南宋时期船行一趟东南亚，冬去夏回，一年才一次往返，货品就是生意人的命，怎么也得小心翼翼、清清楚楚标示货主之名，断不会搞一个“南方汉人”这么庞大的公共群体作为牌签。况且，泉州湾宋代海船是蒲寿庚降元后出海的说法，存在与泉州商船常态出航时间不太相符的问题。

2、贩卖南洋货物商家说

厦门大学庄为玑、庄景辉二位教授在《泉州宋船木牌木签考释》指出，宋代海外贸易繁盛，从南海进口货物最多。这些从南洋进口的货物称为“南路货”或“南货”。贩卖南货的商家，往往称为“南家”。永春德化的香业，至今仍称来自南洋的香料为“南路货”。木签“南家”即是一家专门贩卖南洋货物为业的商店名称。

笔者觉得这个结论似有可议之处，木签是船上寄存私货的标记，所记定为货主的名称或商店名号。如果泉州只有一家贩卖南洋货物为业的商户，则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问题是，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泉州城里贩卖南货的商户，依常理而言，应该不止一家。

3、南外宗正司船主说

厦门大学历史系傅宗文教授在纪念古船出土15周年（1989年）之际，撰写研究文章认为，后渚古船系宋季海船， 其牌签文字展现了南外海船之船上人员的结构图，南外宗正司的官员事实上转化成为海船的官纲纲首，海船具有完全官营的性质。时值宋廷风雨飘摇之际，南外宗正司鼓励并筹资继续海外贸易，试图借此扭转困顿局面，稳定人心，巩固景炎政权。泉州湾古船正肩负如此重任，于多事之秋扬帆。 但等到翌年返航时节，景炎小朝廷已播迁南海。

宋船里头的“南家”、“南家记号”牌签，在船中被置于两处。“南家记号”的一支货签杂在第十三舱。“南家”的十七支货签，有十六支在第六舱，一支在第五舱，两舱紧挨在一起。傅教授以首先排除“南家”为南方宋人的说法，其次指出唐宋以来，泉州不曾发现有南姓人口。第三，朝廷议事 或行文时，常省称南外宗正司为“南外”。而州军政府尊称“郡家”、“州家”等，泉州居民或南外宗正司所属官吏，当然可以仿效尊称南外宗正司为“南家”。

傅宗文教授的结论是：“南家”牌签特多（共19件，占 可辨认牌签26％）。 证明该海船主要货物归南外宗正司所有，与其他有关牌签统筹考察，可信该海船系以南外宗正司为船主，联合所属宗支房派集团经商的回舶。

泉州也有学者认为“南家”为城南的“郊行”等，但叙述倾向于探讨与推测。

笔者更倾向于认同傅宗文教授的南外宗正司为泉州湾宋代海船之船主的论证，总体来说相对具有合理性，且论据也较为清晰。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以后，关于该船的航线问题，各种争论比较多，意见不一。厦门大学海洋生物系教授李复雪，这位在1928年11月出生于泉州市南安九都彭口村的一个华侨职员家庭的泉籍专家，在1975年三次深入泉州湾考察，在古船的船底挖取附着动物和钻孔动物标本，与船舱里出土的贝类一起整理鉴定。根据这些贝类的种类、地理分布和生活习性等科学分析的结果推定：古船航行于东南亚海域，大约6至9月返航泉州湾时沉没的，而船上的贝壳系古船返航途中，系停靠在海南以南的海岛采集，并非当作古货币用。至今，我国海南岛和西沙群岛渔民仍常常捕捉到篱凤螺贝类。

李复雪教授这一科学发现，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为故乡出土的宋代古船之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997年9月，李复雪教授曾在一封信函中提到，回顾当时参加“泉州宋代沉船航线论证会”，本人曾多次到后渚港实地考察，从沉船仓里取出多种贝类（内有苍蝇蛹），及挖出在船板上的海生附着物，花了几个月时间在显微镜下加以仔细观察，对照不同海域的类似生物，从中分析得出科学判断，提出论文供各专家讨论，会上的各种争论才告一段落。

李复雪教授在信函中还表示，泉州是我的出生地，今后家乡发展海洋事业如需要帮忙做什么事，我当尽晚年余力为家乡经济建设贡献一点力量。

笔者在李复雪教授分析结论的启发下，尝试研究出土实物和相关史料的关系，感觉有机会进一步明确到南洋诸岛的具体某地。此事以后另外专文介绍。

泉州湾宋船主要出土香料实物有：绛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等。

宋船出土的绛真香

赵汝适，嘉定十七年（1224）提举福建路泉州市舶司，后又兼知泉州，再兼知南外宗正事，是南宋时期泉州一位有突出贡献的地方官员，其所撰之《诸蕃志·下卷·志物》提到：“绛真香……气劲而远，能辟邪气。泉人岁除，家无贫富，皆爇之如燔柴然。”这个记载让我们知晓这么一件事，至少在宋代，泉州的香文化已经非常普及。以至于家家户户无论贫富贵贱，除夕那天都要点燃绛真香，享受着香气清远的美妙，又寄托了避邪保平安的心愿。

宋代海外贸易的空前发展使每年数不胜数的海外商品进入国内市场。从王公贵族到寻常百姓各阶层都是进口品的消费者，为此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加工进口商品的行业。南宋吴自牧所著《梦梁录·卷九》如是说，宋廷在京城设有进口品加工机构“文思院”，在北桥东。随着香料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宋船出土的沉香

香文化在宋代达到全盛时期，香料的种类也增加了许多。为了适应香药消费的需要，香药的加工匠人根据不同的消费用途创制了很多香药配制方法。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编写的《岭外代答》就有沉香“以诸香草合和蜜调，如薰香衣，其气温馨，然微昏钝”的记录。

宋船出土的龙涎香

赵汝适通过询问番商，调查各国的地理、风土、物产等情况，在其撰就的《诸蕃志》当中提到：“人云龙涎有异香，或云龙涎气腥，能发众香，皆非也。龙涎于香，本无损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真用龙涎焚之，一缕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座客可用一剪分烟缕”。一剪可分烟缕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这段文字表明，当时人们已经知晓采用龙涎作为“和香”的添加剂，突出其聚烟功效的特点。由此可见，宋代泉州的香文化和香料制作技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出土，是我国海外交通史迹的重要发现，也是宋代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证，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因应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五十周年的纪念，拙文既集众家之高见，也融进个人的思考，第四部分和第七部分则为笔者学习的心得。如此“混杂”的综述，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期盼读者不吝赐教，留言提出宝贵意见。

林建强，笔名阿拉伯菜农，地方文史学者。长期专注于泉州地方历史文化的学习、研究和推广，现任泉州市鲤城文史学会执行会长、泉州市“政府立法咨询专家”、泉州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