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深藏尊孔思想的李贽

“敢倡乱道”之罪得从明万历三十年（1602）闰二月乙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¹⁾说起。

敢倡乱道之罪有：“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 

另有惑世诬民“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之恶。

张问达虽属罗织罪名，意图加害李贽。但如果对弹劾之文采用反向思维的话，则可谓李贽一生集大儒的睿智和叛逆为一体的精彩总结。

张问达与李贽无冤无仇，何故弹劾李贽？可能是此时的李贽已经住在距离京城不远的通州，让沈一贯产生了不安。

沈一贯与张位曾经同在内阁为官，二人与援朝的辽东巡抚杨镐有密切的私下往来，杨镐兵败和丧师酿乱之事，是沈一贯、张位一起与杨镐交结欺瞒了朝廷。时任援朝军赞画主事（明代职官名）的丁应泰揭发了此事。事发后张位罢官，沈一贯却官至内阁首辅。李贽在“复焦弱侯”的信中称赞了敢于揭发这件事的丁应泰：“丁公此举大快人意！大快生平！亦大有功于朝廷矣。从此大有儆省，大有震惧，不敢慢法以自作殃，何可当哉此疏也耶！”⁽³⁾

如今李贽来到京师门户通州，沈一贯心中难免纠结，不知道这个目空一切的“狂人”会不会“捅娄子”。为保自身官运的情况下，沈一贯出手指使近人张问达弹劾李贽的原因和力度，也就不言而喻。

张问达弹劾李贽事成，“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著书。”⁽⁴⁾李贽终“逮死狱中”，但其书虽焚而不灭，其说虽禁而不绝。明天启五年（1625）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⁵⁾

泉州城南万寿路的李贽故居

李贽的一生，走过了青年的被动尊孔、盛年的激烈“反孔”、晚年的主动尊孔这样的过程，经历了完整的对立统一思想发展脉络。

1、青年李贽的被动尊孔

李贽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乡试中举。四书五经的考试，是乡试取录的主要依据。走过童生、生员、举人之路的李贽，自然是儒学弟子。对于青年李贽来说，科举是获取功名的必经之路，尊孔至少是顺势而为。

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四书五经是历代儒家学者根据所处时代的不同，在传承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解释、解读、总结的儒家经典。那些特别具有哲理的部分，经由儒学家们锲而不舍的研究，发展出了性理之学，作者在经注里面的天理、心性等哲学思想，被重点挖掘和关注。当四书五经系统化之后，就变成了经典和官化，逐渐取代古代的注疏，成为士子读书问学的首要选择。

从时间顺序来看，“四书”之名出现的时间较晚，盖因南宋朱熹集唐代韩愈、李翱以及北宋二程（程颢、程颐）等学者的经典之大成，并加以个人的阐发的《四书章句集注》而得名。“四书”之名始于朱熹的旁证还有纪晓岚“四书之义备于朱子”⁽⁶⁾的判断。而“五经”之名则始于东汉班固的“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⁷⁾那么，经为何五经？班固如是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四书五经作为科举系统的官学地位，诞生于元代的“延佑复科”（1315年左右）。元代“延佑复科”之事，即恢复科举考试。延祐元年（1314）八月在全国设立17处考场，举行乡试。延祐二年（1315）二月和三月相继在大都举行会试和殿试（廷试）。清人何琇在其《樵香小记》中认为：“世谓五经四书试士始明，此不考也。”查《元史·选举志》有载：“延佑科举法已然，其用宋儒传注，亦同一例。”

明永乐皇帝敕修《四书五经大全》，成为明代的科举用书。“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用书的核心典籍，得到了学者和士人的追崇，应试的李贽自然无法例外，说明其思想深处依然是尊孔的底子。李贽参加乡试与中举的结果，恰与儒家思想有着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统一关系，尽管他内心或许不太乐意甚至是复杂纠结，但对孔子的尊敬之意，必然是存在的，起码并未反之。

2、从矛盾的斗争性看李贽的“反孔”思想

李贽的反孔并非反对孔子，而是对孔子所代表的儒学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作动态修正。反对的是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样的观点很自然地不能被当时的儒学人士所容忍，被当成妖言惑众而视之为反抗，“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其罪也。

然而，李贽的针砭，恰恰是对当时社会环境变化的灵敏感受与积极思考。当时空倒流到李贽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但自然科学却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经济意识和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人们逐步开阔的眼界，使得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以及思想界因循守旧的习气，变得不再那么权威。同时，西学东渐中的近代科学开始传入中国，新的见识促使一些先知先行的知识分子心中有了理想宣泄的欲望。李贽，就是这样的一个先知先行者。

李贽对于经济社会的观点是开放务实的，“农无心，则田必芜；工无心，则器必窳；学者无心，则业必废……非真无心也，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也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也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⁸⁾。这些言论准确地刻画了人因为私的方向而努力的基本态势，承认私欲是一种正常现象。对于道学家宣传的“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谋其利”、“有国者必正其义，不谋其利，杜亡国败家之本也”等虚伪说法，李贽不以为然，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不过，难能可贵的是，李贽在认同私欲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国家发展的方法和理念。发展经济“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保家卫国须有“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同时，应该耕战结合，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这个提法类似今天的平战结合，还是很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

姚安李贽桥

正是因为李贽敏锐地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社会现实环境，感悟到社会现状和思想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或改良，所以才有对既有文化思想体系的挑战问题，也因为如此，李贽被冠上“别立褒贬”等离经叛道的各种罪名。攻击者不敢正面接招，只能以背叛圣贤为名群而攻之。如今回望历史的话，李贽的思想正是其时的正解，而非异端。

《李温陵集·卷之十四·藏书纪传总论》有关是非对错的判断理论，彻底颠覆了儒教社会的是非善恶标准，堪称李贽“反孔”思想的核心之作。李氏曰：“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 李贽首先阐明人的是非标准最初并没有一定的性质，人的是非也无法定论。没有一定的性质，对的和那个错的共同存在，就不存在相互伤害。不能定论，则这个对或那个错的，也就共同存在而不相互排斥。李贽感慨今日之是非，算我李贽的是非，可以。说是历朝历代的大儒大官的是非，也可以。如果简单地以孔子是非为一切人、一切时代的是非标准，事实上等于取消了是非。即便是孔夫子再世，又当如何辨别是非？若无是非，又当如何赏罚分明？卓越不凡的李贽提出了一个严肃而且震撼的问题，是非“无定质”，就算是孔子也要随时代变化其是非标准。因此，孔子的是非观，实在不可以成为一成不变、唯一的评判历史人物之标准。

自孔子的《春秋》开始，对历史的褒贬时刻攸关礼教风化、道德是非的认可，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与社会稳定挂钩，进而让人害怕改变。李贽认为孔子的是非观不能一成不变，不能作为唯一的判断依据，这就直接影响到儒教社会统治思想基础的合理性，使得儒教正统的“是非善恶”观念，被打击得体无完肤。不得不说，李贽挑战了儒教社会的道德观念底线，手法是那么的不加掩饰，堪称惊世骇俗。

历史上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东汉时，光武帝迷信天命，对于建筑灵台十分重视，事先诏令群臣会议，研究灵台建造在什么地方，并对经学家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言谶之“非经”，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戏。光武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桓谭大惊失色，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明代的李贽，看不惯并且一心要反的就是“非圣无法”的盲目崇拜。他直截了当地剖析这些人的特点：“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既不能学，又冒引圣言以自掩其不能。”⁽⁹⁾几句话就让假道学既无真才实学，又无真知灼见，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行追求富贵和趋利避害之实的虚伪，不假思索地摊在阳光下，读之不禁大喊痛快也。

李贽毕竟是李贽，越批越来劲，索性批个翻箱倒柜，直接掀了底牌。“……汉儒之附会，宋儒之穿凿乎？又况继此而以宋儒为标的，穿凿为指归乎？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无怪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¹⁰⁾这种直入痛点的说法，无怪乎假道学之流惶恐不安，进而暗中加害。以至于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之时，最狠的罪名就是 “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

惊叹于李贽的狂与怒之后，静思之下，又能够透过李贽“反孔”的犀利之词，看出李贽“反孔”言论中的孔子，只是顽固不化“非圣无法”所代表阶级的符号，而非具体化的孔子。李贽的“反孔”反的是假道学的盲目崇拜，揭发的是服儒服、冠儒冠却不能客观务实地理解孔子之道的儒士们。如果我们深刻思考以后，或许可以感知此时的李贽，“反孔”的实质，并非反孔子这个圣人，而是出于维护孔子及儒家“以求道为心”的根本宗旨，是真正的“童心”。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言论之妙，就在于让被批判者无言以对，甚至惊吓得语无伦次或恼羞成怒者比比皆是。李贽言语的尖锐，从酸削假道学们的这段话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夫世之不讲道学而致荣华富贵者不少也，何必讲道学而后为富贵之资也？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然则今之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断断乎不可以不讲道学矣。”⁽¹¹⁾几句话下来，假道学的真实面目几乎无所遮掩，以学道为名，冒孔子门徒，取人间富贵之流，虚伪、可恨的形象跃然纸上。李贽在批判假道学的过程中，呈现的立论内容，是对儒家学说的批判，批判的方向是揭露假道学的虚伪和私欲。实事求是来讲，这样的批判，不仅入骨三分，而且还从另一方面强调了尊孔即尊道、行道的“童心”思想。

3、从矛盾的同一性看李贽的尊孔思想

一个人面对一个阶级，李贽的压力可想而知。缺乏资源且孤独的人，唯有采取极端的方法来引起社会的重视。蔑视儒家经典，挑战礼教，批判经学，刻意以偏激言辞贬低儒家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等作为，达到了他所想要的四海为之一惊的效果。但这种对儒教社会意识形态和正统观念进行全面无差别的批判，颠倒儒教社会是非善恶之立教根本的做法，也让李贽不得不被贴上“反孔”的标签，使其在内心的尊孔与言论的反孔之间来回不断地纠结。细细琢磨之下，看似矛盾的两面，又是同一的本真。

李贽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曾经去往济宁府的曲阜晋谒过孔庙。经过此次晋谒，李贽在《续焚书·卷四·杂著·汇释迦佛后》当中表达了自己尊孔的诚意和深度。一是赞美之意溢于言表。李贽说，余偶来济上，乘兴晋谒夫子庙，登杏坛，入林中，见桧柏参天，飞鸟不敢栖止。一草一木，皆可指摘而茎数，刺草不生，棘木不长，岂圣人之圣真能使草木皆香洁，乌鹊不敢入林窠噪哉！至德在躬，山川效灵，鬼神自然呵护。二是恭敬之意一览无余。李贽说，庸夫俗子无识不信，独不曾履其地乎？何无目之甚也！李贽认为自己之前没有来此晋谒，实属见识短浅之极。三是推崇之意不吝言辞。李贽以佛与释迦类比孔子，其曰，夫孔夫子去今二千余岁矣，孔氏子姓安坐而享孔圣人之泽，况鲤也为之子，思也为之孙，累累三坟，俎豆相望，历周、秦、汉、唐、宋、元以至今日，其或继今者万亿劫可知也。盖大圣人之识见度量总若此矣，而又何羡于佛与释迦乎？

同年，李贽在芝佛院置孔子像，但又把事由推给了众人，在尊孔这一点作了自我圆融：“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¹²⁾显然，年老的李贽，历经岁月的折腾和磨难，心里清楚自己以往太多的批判，已被贴上“离经叛道”的标签。为了避免“尊孔”之举变成过往“批孔”言论的回力镖，万般无奈之下的他，借以“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为由，作了进一步的自我解释。摆出一副不是我要尊孔，是大家要尊孔，我虽然看得清楚实质，但也没办法，只能随大流的被动架势。因此，李贽用“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¹³⁾的说辞，给芝佛院置孔子像之事，做了个似是而非的下台阶。此时士大夫心里的面子问题，终究未能免俗。不然的话，以李贽一辈子我行我素的性格、特立独行的习惯，如果不是孔庙之行的内心接受，众人安可让其尊孔乎？

李贽在阅读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的《文公先生赞》时，提到了吴澄和朱熹都能够从祀孔庙。然后又说：“夫两庑之享不享，何关后贤事！所患者，以吾无可享之实也。使吾有可享之实，虽不与享，庸何伤！祗不免重增讥诋者之罪耳。然好讥诋者原不畏罪也。夫讥诋者既不畏罪，彼不与享者又不相关，则恐泰山乔岳无以自安于两庑之间而已！”⁽¹⁴⁾用今天的话来说，有些羡慕嫉妒又有点自知之明，认为自己即便能够从祀孔庙，也难免被诽谤攻击。李贽借阅读此文，表达了自己死后也想入祀孔庙的愿望，把他尊孔思想的表白，相对冲动地摊在阳光下。当然，作为明代泉州几个思想大家之一，李贽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唯独蔡清一人在清·雍正二年入祀孔庙，成为唯一从祀孔庙的泉州读书人。

归根到底，李贽作为一个正统教育培养出来的文人，内心深处确实很难完全抛弃儒学至尊的思想。这一点从李贽被捕以后面对审讯的回答也很清楚看出来。明代贺复征所著的《文章辨体汇选·李温陵传》描述了李贽与金吾（负责京城治安的官员）的对话。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

年过古稀的李贽，很多为之锲而不舍的抗争，对他来说已到了思想学术盘整和休养生息的时候。少了杀气而多了淡定心绪的李贽，在晋谒过孔庙之后，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开始有了渐趋温和的理解。无奈隔年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初春，芝佛院被一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四大皆空。幸亏马经纶闻讯从通州赶来迎接李贽北上，并负责他的生活所需，使李贽在通州还能经常接待朋友和仰慕者的拜访和请益，生活过得还算可以。但也因为距离京城太近，终究惹来杀身之祸。

晚年的孔子对《易经》最为痴迷，他勤学不倦，以至“韦编三绝”。后来的儒士大多效仿孔子，晚年也把研究《易经》作为一生最后的学习或总结。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家历史观，表现在李贽身上，同样没有免俗。李贽晚年写就的《九正易因》，自言前前后后修改了八九次，故有“九正”之说。《九正易因》每卦先列经文，次以己意总论卦象，又附录诸儒之说于每卦之后，共有六十四卦。关于该书的卷数，史料记载比较混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经部七》记为“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末清初黄虞稷所撰《千顷堂书目·卷一·易类》记为二卷，《明史·志第七十二·艺文一》记为四卷。可以说，李贽晚年研究易经，也是效仿孔子之举，也是尊孔的思维。李贽自己还觉得《九正易因》既然书成，自己的生命也快终结。

晚年的李贽文下，不乏极度赞美孔子之词。“余又愿后之君子，要以神圣为法。法神圣者，法孔子者也，法文王者也。则其余亦无足法矣”⁽¹⁵⁾。对孔子的仰慕，已然达到了推崇备至的程度。甚至用“可尊可亲者、至圣者至诚者也”⁽¹⁶⁾来形容孔子。意犹未尽的李贽又云：“夫君子安能不从时也，必也至圣乎至圣，则聪明睿智已具。虽未尝临民，而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等咸具，虽未尝容物，而自足以有容、有执、有敬、有别也。”⁽¹⁷⁾此时此刻的李贽，似乎忘记了曾经反对的“非圣无法”教条主义，进而认为孔子“乃万世之宗师，夫子之所以为至圣也。”⁽¹⁸⁾凡此种种，其发自内心的“童心”之本质，除了“尊孔”之外，恐怕不可能有其他。

虽然李贽在《焚书》《续焚书》等作品当中，也有赞扬孔子安贫乐道、好学不倦、识人惜才、教子有方等说法，但都难与其晚年时期的极致吹捧相比。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李贽的尊孔也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尊孔应该志在求道、不以富贵名利为念；尊孔不应亦步亦趋、盲目崇拜；尊孔不能借道学之名，行自私自利之实。

更有趣味的是，李贽的尊孔，并不妨碍他出家的决心。而李贽的出家又是不完整的，他只是将自己的头发剃了，并没有履行出家人的手续，依然蓄须。因此，佛教界对李贽的定义为居士。李贽本人也有着好些个别号，例如，温陵居士、宏父居士、思齐居士、百泉居士等。他能跟黄檗和尚妙谭禅理，也能被明代蕅益大師所欣赏。蕅益大師在论“修身”问题的时候，就引用了李贽的解释，即“身字，不必改作心字。首节，见身之有关于心。次节，见心之有关于身。”⁽¹⁹⁾当然，同一个李贽，不同的人看法也大不同。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大师认为“以秦始皇之暴虐为第一君，以冯道之失节为大豪杰。而古贤人君子反摘其瑕颣，大学所谓好人所恶，恶人所好。灾必逮夫身者，其贽之谓乎。”⁽²⁰⁾很显然，云栖大师对李贽有些不以为然。关于李贽出家后的是是非非，清代藏书家吕抚更是不留情面，说其“寄居麻城，谓大道不分男女，作观音问，引诱士人妻女归教，用邪术掩人耳目，诡言入房中传道，白日行淫。”⁽²¹⁾ 

麻城城角楼

就事论事而言，李贽的这些行为，虽有可议之处，但也犯不着这样片面理解李贽的信佛。其实李贽对佛教的理解，恰好是基于儒家的思想。他在《焚书·读若无母寄书》倡导“念佛者，必修行，孝则百行之先”，在《续焚书·金刚经说》认为即心是佛，所谓的金刚不坏之性实际上就是人的良能善性，提醒大家要“应生无所住心”。总体来说，李贽的宗教观点基本上是希望人人都能成佛，儒、道、佛三教应该平等。

李贽的佛学思想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贡献。李贽曾经说过，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过，后来的李贽，对儒释道三教皆无嫌弃，研学成果丰硕。说他反孔批孔，他又倡导三教皆崇甚至建议三教归儒。

这个李贽有出家人的思想，有尊孔的底子，另外一个李贽又是满脑子的江湖。李贽在点评《水浒传》第二十六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说：义气事不可不做。你看武松杀了奸夫，知府知县并一切上上下下的人，那一个不为他？缘何衣冠之中反有坐视其家之丑，甚至对人喜谈乐道也？尝欲借武松之手以刃之，未及也。李贽觉得孙二娘和武二郎，却好是一对敌手，觉得张青还不相配。李贽在评论孙子时说：“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比较奇妙的是，李贽的泉州老乡，理学家蔡清的弟子赵本学，就是一位成功把易学与军事理论相结合的大家，著有《赵注孙子》。俞大猷是其高徒，曾获益匪浅。不知道为什么李贽在评论孙子的时候，没有同时夸一下自己的赵老乡，难免可惜也。

在点评《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时，李贽说：“人生在世，惊天动地的事也要干得一两件，此后便可高枕而卧矣，如云长斩得颜良、文丑，曹操、孙权都不敢正目而视，即周郎有意图玄德，见云长在侧，胆自碎矣。”也许李贽的内心思维方面，原本也有狠狠干一下，吓死假道学们，然后再无障碍的想法。然而，李贽面对的是整个顽固的既得利益阶层，不是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而是过千关斩万儒，结局必然是寡不敌众，慨然自尽。李贽的江湖时期，是明代皇权专制渐次破碎的自由，是禁海政策走向民间贸易的无序，是官场僵化屡被市场经济挑战的惶恐，是思想冰封面临文学艺术溶解的崩塌。一切的一切，都陷入无边的冲突状态，统治阶级束手无措之余，只能采用“因病发药，随时处方”的对策因应，社会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李贽的人格和思想，在明代后期这个各种矛盾交织的社会，必然有人喝彩，也一定有人厌恶。李贽的江湖，注定是个多舛且无常的命运。

若论李贽，最精彩的也最有想象力的是明代的王士禛所言。王士禛出生在明崇祯七年（1634），即李贽去世32年以后，明朝灭亡的最后时刻。一般认为他是清初杰出诗人、学者、文学家。他批判李贽相当有趣味，把李贽思想体系当中的历史人物组合起来，组成个“影子政府”，谓之“若以李斯、桑弘羊、吕不韦、李园、贾诩、董昭为名臣，温峤为逆贼，所谓好恶拂人之性者也。以扬雄、胡广、谯周、冯道为吏隐外臣，亦大谬。”是否大谬，见仁见智而已。李贽如果九泉之下有知，必然不服也。

重才情以反复古，李贽深藏尊孔理念，却以狂者的姿态蜚声士林。同一时期也专于性理之学的陶望龄对其推崇备至，他在李贽死后以“祭李卓吾先生文”为悼。祭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可视为对李贽的高度总结：“吾不轻汝，汝当作佛。在尔近取，尔佛尔圣。”

李贽，作为一位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时代给了他呐喊呼号的启示，却没有给他实现愿望的机会。时代伟大了李贽，也毁灭了李贽，这是李贽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时代的悲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