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¹⁾。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负责刑狱复核、重审或判断适用法律等司法职责的官员孔承恭，时任大理正，他向朝廷上言，希望颁行仪制令，让行人车马照此规定遵守通行。
贱避贵，庶民让士人先行，下级让上级先行。少避长，年轻礼让年长先行。轻避重，轻载车礼让重载车先行。这个规定对避免交通事故，减少交通伤害来说，很契合实际。去避来，出城的礼让进城的先行。进城是为了办事，一般走得急。出城大都是为了回家，可以慢一点。古时道路狭窄，城门不宽，礼让进城之人车，是古代文明出行的表现。至于泉州古城来说，有一句“扁担挑坦横”的俗语，可见泉州人对交通文明的态度。古代泉州城街巷狭小，横挑扁担的话，基本上就把路面给占满了，其他人只能躲闪。这种行为，被泉州人视为不讲道理的行为。因此，在坊间就有了“扁担挑坦横”的说法，用于形容处事蛮横的人。
相对于城市交通仪制规定，在公路方面，北宋朝廷也设立了服务设施，类似于今天服务区的驿站按照一定距离设立，不同距离的配置也不同，以适用交通参与者的具体需求。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客舍），路室有委（粮草膳食）。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接待过往官员或外国使者的驿馆）⁽²⁾。
北宋真宗年间的宰相王钦若主编的《册府元龟》对仪制令的阐述更为清楚：“道路街巷贱避贵、少避长、重避轻、去避来，有此四事承前，每于道途立碑刻字，令路人皆得闻见。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各遍下管内县镇，准旧例于道路明置碑，雕刻四件事文字。兼于要会、坊门及诸桥柱刻碑，晓谕路人。”⁽³⁾若论这交通仪制四事，更早是五代时期后唐明宗李嗣源所言，但因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几无响应。反倒是不久后的宋初被再次提及，从而得到推广。
宋代是历史上城市文明改革和转折时期，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带动城市人口大量增长，严格划分和管理的城市空间，已然窘迫。 居住里坊顺势瓦解，代之以开放式的街巷。严格的时空管制转变为市民在生活和活动上的自由，“城市居民”概念出现，居住和商贸活动以线状或带状形式，沿主街、河道和交通交叉点分布。是时，泉州通过降低舶税、存恤远人、优异推赏、严格法纪、技术进步和平安航路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极大了提升港口城市地位，吸引了海内外客商云集。与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相适应的扩城需求，日益迫切。南宋·绍定三年（1230），泉州郡守游九功扩建城池，建立翼城，逐步形成新的南门城。城垣从“周二十三里有奇”扩展到“周三十里有奇”⁽⁴⁾，泉州古城与海外贸易同步发展。
城市的扩大，交通参与者就会越来越多。除了仪制令的交通四事制度之外，古代还有“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的“靠右行”⁽⁵⁾的规定，使得交通更有秩序。对于交通纠纷，虽以仪制令为裁决依据，但也兼顾情理法。例如，有一位士人被负重的小贩给撞破了衣服，闹到了官府。临安府尹以“轻避重”为由，令贩夫拜之（赔礼道歉），无需赔偿。士人不服，以“贱避贵”为依据要求小贩赔偿十千。临安府尹无奈之下说：“我偿汝十千，汝还他八拜”。士人语塞而去。此外，非公务急事，严禁在繁华街巷快马加鞭或马车疾走的“飙马”行为，违者将受到鞭打的处罚。
虽然古代的交通环境与今天有很大不同，但古今交通管理有法可依和突出文明礼让的共同之处，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参考文献：
【1】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仪制令》
【2】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驿》
【3】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十九·帝王部·兴教化》
【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福建五·泉州府·晋江县》
【5】唐·刘餗《隋唐佳话·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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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阿拉伯菜农 图片 | 网络 排版 | 吴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