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介绍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世界上享有盛名的文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其中《吉檀迦利》英译本出版，让他在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生于印度（现孟加拉国）加尔各答市一个富有哲学和艺术修养的家庭，是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诗人，也是一位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他创作的歌曲《人们的意志》于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其学识涉猎文、史、哲、艺、政、经等范畴，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精。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鲜为人知的是，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印度，他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在自己的家乡，泰戈尔一直进行着一种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农村设立学校、医疗队，加强畜牧业和手工业，并提倡全民性的文艺活动，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
泰戈尔中国行
一百年前，印度著名文学家、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接到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前来访问中国。
1923年初，泰戈尔的朋友和助手、英国人恩厚之在北京与诗人徐志摩会面，透露了泰戈尔有意访华的想法。徐志摩非常高兴，马上请梁启超、蔡元培等人以讲学社的名义向泰翁发出了邀请。
虽然当时中国有许多学者和诗人都深受泰氏哲学和诗歌的影响，但徐志摩认为，中国知识界对这位东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认识仍然不足，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来增进双方的沟通与了解。
1924年4月12日，应中国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一行乘坐的“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东方大都会上海。
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有梁启超、蔡元培、林长民、胡适、梁漱溟、蒋梦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濂等文化名流。
与在上海时不同，除徐志摩外，泰翁身边又多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就是才女林徽因。徐志摩和林徽因这对出色的青年，伴着一位白发苍苍的哲人，长者衣袂飘飘，一对金童玉女宛若璧人，营造出一种浪漫的诗的氛围。
在1924年4月至5月间，泰戈尔在中国举办了三十多场的巡回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大谈东方文明的好处，批判西方只重物质文明，忽略了精神文明。
同时，泰戈尔还善意地提醒中国人，不要去乱学西方，以免“中华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
在演讲中，泰戈尔曾经多次提到：西方人过度重视物质文明，而轻视了精神文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
同时，泰戈尔还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说欧洲文明的“破产”是迟早的事，并且他表示西方文明现在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所以：“以物质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已经濒临破产，以精神为主导的东方文化更值得推崇。”并且他还提到，科学的无度发展和滥用，会限制人类精神发展。
泰戈尔说的这一番话，是非常有远见的。
如果说1924年，泰戈尔的一番演讲，对于极寒贫困的中国来说，是超前的，那么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的前提下，再来听听泰戈尔的演讲内容。当中国正在“激进的改革”和“流血的革命”时，他提醒中国认识到西方文明只重视物质文明，放弃精神文明的短视。我只能哀叹泰戈尔比较倒霉，一个身材高大的印度“美髯”公，怀揣着善意来了一趟中国以后，结果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人骂成了“人妖”，这简直是一场“无妄之灾”！
泰戈尔山西行
泰戈尔原计划是从北京到大连，然后从大连乘船东渡日本的，但当泰戈尔听徐志摩等人介绍山西的乡村建设搞得颇有特色，这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此时，阎锡山在山西倡导的“村政建设”正搞得如火如荼。泰戈尔要来太原访问的消息传到他耳中，他认为这是宣传“山西经验”的大好机会，便安排人手精心组织了对泰戈尔的欢迎接待。1924年5月21日下午4点多，载着泰戈尔的火车缓缓驶进了太原火车站，陪同人员有徐志摩和山西外国文言学校校长卫西琴等。山西督军公署交际课秘书潘太初和山西省教育会等省城30多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泰戈尔走出车厢时，现场顿时一片欢腾。军乐队奏响了欢快的迎宾曲，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欢迎的人群潮水般拥上前去，大家脱帽向泰戈尔致敬。泰戈尔兴致勃勃，和欢迎者不断地握手，热情地打着招呼。出了车站后，泰戈尔乘坐马车到督军公署花园外国文言学校稍事休息，之后由潘太初、卫西琴等人陪同前往山西督军公署访晤阎锡山。山西督军公署是一片中西风格结合的花园式建筑群。在陪同人员引导下，泰戈尔一边走，一边饶有兴致地观赏着督军府的各类雕刻、飞檐斗拱等。走过迷宫般的回廊、暗道、楼阁，泰戈尔雅兴甚高，他打着手势，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我觉得住在这迷宫里的阎锡山更是个谜，让人回味无穷。”
▲督军府西式四层钟楼称进山楼，亦称梅山，民国七年至八年（1918-1919）所建
当泰戈尔一行来到督署内北厅门口时，阎锡山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他留着两撇黑胡子，身穿黑缎布褂，脚穿黑布鞋，一点也不像赳赳武夫，倒像个气质十足的乡村学究。阎锡山盛情邀请泰戈尔共进晚餐。为了表示自己的简朴与节俭，阎锡山请人吃饭从来不上大鱼大肉，就是“五盔四盘”招待。
所谓“五盔四盘”，即五个热碗四个冷盘，五热为豆腐丸子、烧豆腐、猪肉炖粉条、清炒豆芽、烧山药，四冷为熟牛肉、凉拌藕根、芥根丝、豆腐干。这次泰戈尔吃的也是“五盔四盘”，外加一个玉米汤。主食有馍，有油糕，还有晋北的小米捞饭。除此之外还加了一个玉米汤。泰戈尔觉得非常新奇，吃得津津有味。宴席上的酒，则是杏花村汾酒。
席间泰戈尔提出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的乡村建设实验。阎锡山当场答应下来，同意把晋祠一带地方划给泰戈尔做实验基地。泰戈尔很高兴，当即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泰戈尔不愧是伟大的诗人，在宴席结束后用格外优美的语言向阎锡山抒发激情，“凡是被征服的、被压迫的、被夺取活力的，都应联合起来，拿回主权，重现美丽、和谐的世界。相信以我们的经验与努力，这项乡村建设实验一定会成功的，然后逐渐向中国推广，让它全面开花结果。”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中国时局动荡，泰戈尔的山西之梦未能实现。五年后，徐志摩曾给泰戈尔的私人秘书、农业专家恩厚之去信说：“当下中国时局动荡、政策多变，腐败、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严峻，计划难以进行”，表达了对实验未能进行下去的惋惜之情。
这次会晤，阎锡山与泰戈尔还谈到哲学。阎锡山认为中国是“中道文化”，泰戈尔则奇怪自己此行经过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 “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回答说：“不只上海、天津、北京找不到，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们想要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泰戈尔答应留下一位英国朋友住在太原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后来阎锡山说，这个英国人在晋祠住了半年，离开太原时曾对阎锡山说：“在民间的交往上，伦理上与婚丧喜庆上，还能看出‘中道文化’来。”泰戈尔到达太原之后，受到教育文化团体的普遍重视。
5月23日，山西省教育会等团体在文瀛湖公园大自省堂（现山西饭店花亭、水池，即原自省堂旧址）召开欢迎泰戈尔的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界人士和大、中学生数千人，以至于自省堂门被挤坏，窗户玻璃被挤碎。泰戈尔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山西人民的好客之情，表示非常感动和感谢。他怀着诚挚的心情中肯地说：“这次我由印度来到中国，又绕道前来山西，得与诸位在此谈话，我的心中实在欢喜。中国与印度，在世界上都是东方的古国，而中印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中国来，好像是到了第二故乡。”泰戈尔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不断被欢呼声和掌声打断。一个在印度，一个在中国山西；一个是文学大师，一个是治理一方的著名政治人物，但由于有着同样的村政建设思路，临时起意的一个会面，使得泰戈尔与阎锡山相聚山西，共话建设方略，共饮杏花村汾酒，留下了一段历史佳话。山西村政建设，是晚清地方自治背景下发生的一场实践。
阎锡山认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虽然山西村政建设昙花一现，其中也有若干缺陷，但其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得到肯定。虽然和阎锡山在山西约定的乡村建设实验没有实施，但泰戈尔在印度桑坦尼克坦地区实施的乡村建设计划却一直进行，并创办了后来被誉为“东方国际大学”的乡村学校。在泰戈尔80岁的生命中，徐志摩、林徽因、阎锡山、乡村建设实验、杏花村汾酒……这些中国所见所闻所识，也应该是结下的“爱的果实”吧。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山西没有长驻诗哲的足迹，而他已经走过。
▲泰戈尔
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在访问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时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到中国的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