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张义村,位于榆次城西7公里处,东傍榆次工业园区,西与太原小店区接壤,南与小店区北格镇郜村、榆次区永康村、张庆村接壤,传统的种养业优势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势头强劲,正向建设城郊型经济强村目标大步迈进。
摄影:张敬志
双塔白云笔,济世开书张大义,长扬正气;
单龟青石碑,克私负重显仁心,再抖精神。
——王三娃
注释:
①双塔,村南有白塔亦即笔塔,白塔一对是两支石笔,汉白玉笔杆,青石笔头,两侧还有两洼砚池即大水湾,是当时大张义村在宋财主家私塾学成后,被举荐到商号顶起生意或充当掌柜的有名望的人士集资兴建的。一为宋财主歌功颂德,二为祈求多出文人。
②石碑,立于村北,由一青石龟驮着,又名赑屃。龙生九子,赑屃行六,象征坚毅、吃苦、长寿、吉祥。
在五六十年代,你会发现潇河流域的村庄周围,均分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塘与沼泽。面积大的水塘,每个足有两三个足球场大,大张义村子周围也同样有很多水塘,村里人叫它们:东边水圪洞、雁儿地水圪洞、后大门水圪洞、河神庙水圪洞、姚家圪洞、南营水圪洞、老虎湾水圪洞…… ,那时候人们不晓得这些水塘与沼泽叫“湿地”。
那时的气候与现在不一样,到了农历六七月,潇河流域降雨总量比现在大的多,除正常浇地用水外,往下游河道中排不及时的多余河水,往往顺水渠下泻到地势低洼的各村水塘里。因此潇河流域灌溉区的村子周围,随处看到的便是一洼一洼的水塘,一年四季不干涸。
水塘湿地有调节大自然气候的重要作用,人们并未在意,现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大小小的水塘已经几乎全部干涸,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它存在的重要性,才感到了无比的惋惜。
现在仅存的大张义村与小张义村、东贾村、南营村四村交叉地带的水塘,因紧邻东贾村南的庞涓墓,村民习惯称这个水塘为“王墓滩”,地势非常低凹,这个水塘或许是历史上数千亩面积的大沼泽洼地,遗留给我们后人的一点“淳湖”记忆。
暖春时分,从永康方向退水渠涌来大量消冰水,南方飞来的各种候鸟,看到这种情景后,便降落下来,其中有许多白天鹅和大雁。这些美丽优雅的水中贵族在这片水域游弋、嬉戏、觅食,好不自在。一时间,十里八村的人们争相观看白天鹅,成为正月的一景。
这片水塘有白天鹅、捞鱼鹳、黑背长腿鹬等大型候鸟,还有石鸡、反嘴鹬、金眶鸻、凤头麦鸡等多种美丽水禽在此栖息、生活,这些有的是这里的匆匆过客,有的则在这片水域中“结婚生子”。
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刚刚浮出的小鸭子,一群一群的在鸭妈妈的带领下,在水面上、在草丛中的沟沟叉叉中游来游去。只要你一声吆喝,大小鸭子便“呱呱”叫着,迅速游回茂密的草丛内,有时还经常会从草丛中惊吓出几只石鸡、鹌鹑,划破水面,惊恐飞向蓝天。
摄影:张敬志
深秋以后,水草逐渐由绿变黄。水塘一泓秋水,波澜不惊,很容易使人想起《诗经.蒹葭》 的诗句:“蒹葭苍苍,白露为芒,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这时,正是秋收农忙的季节,水塘也在变化,但是变成了什么状况,人们全然顾不上了。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时光变幻中,成群的候鸟飞到遥远的南方。
冬天,水塘成了冰封的世界,成为孩子们天然的溜冰场。孩子们拿出自制的简易滑冰器具,在冰上愉快的打闹玩耍。偶尔有城里人穿着冰鞋在宽敞的冰面上滑冰,飞快地表演着各种各样的动作,舒展的姿势,轻盈的体态,让村里的孩子们非常羡慕!
孩子、鸭子、蝌蚪、青蛙、蜻蜓、小鱼、小虾、芦苇、水草、石头、泥土、河沙、水中的生灵、岸上的植物,以及各种水鸟,他们的和谐共生,成了身处水泥钢筋中的我们,所奢望的场景。
明清时期,榆次晋商的四大家族分别是:车辋的常家,大张义的宋家,聂店的王家、王村的郝家,由于常家庄园的修复,人们大多都知道常家,而其他三家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而晋商研究的专家也还没有把目光聚焦于除常家以外的榆次其他晋商大家族。
根据《宋氏家谱》记载:大张义村原名“西前社”,因为明朝正统五年1440年时,该村富户宋鉴赈灾贡献突出,被皇帝赐封为“义民”,为了弘扬义举改村名为“大张义”。张义具有伸张正义、张扬仁义、信义的意思。
大家知道,车辋的常家以其“财取天下,逐利四海”的宏大气魄,把买卖做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而榆次的其他三个大家族也同样在自己的领域里创造了非同凡响的业绩。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称雄五百年的晋商大面积衰落,在将要整体谢幕的关键时刻,榆次大张义村新兴的优秀晋商代表宋寯臣、宋纯如兄弟,顺应历史发展的滚滚潮流,牢牢把握时代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逆势崛起,他们不仅在商业领域成绩斐然,尤其在推动榆次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山西工商业历史舞台上,上演了精彩的一幕。
例如:1921年宋家与合伙人一起在榆次开办利晋织染公司(后更名为利民染织工厂);1924年宋家又与曾任“山西晋胜银行”行长的贾继英一起开办榆次魏榆电汽厂;1928年宋家又发起创建了魏榆面粉公司;尤其在当代曾经名噪一时的晋华纺织厂,也是宋家于1919年联合当时诸多军政商界要人发起创办的民族工业企业。
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起,宋寯臣陆续在榆次城乡投资创办商业、金融字号,并且不断把这些字号扩展成集团性、连锁型商号。1916年至1930年,以超人的战略眼光和顽强的毅力、把从商业上赚到的利润,果断地投入到以义聚煤油庄、利晋织染厂、魏榆电汽厂、魏榆面粉公司、晋华纺织厂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民族工业和现代商贸业之中。有效拓展了传统晋商继续发展的新路子,率先成功实现了传统商业向民族工商业的转型,为榆次的经济发展、城市扩展、工商业布局和山西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宋家企业的发展和崛起,在当时的山西省,产生了非常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宋家还投资办学,开展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热心参与社会公益公共事业,为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完成了宋寯臣、宋纯如兄弟崇高的人格修炼,赢得了社会长久广泛的赞誉。
(一)榆次大张义宋家家族起源
根据大张义村宋家于大清道光十五年(1835)编修的《榆次县大张义村宋家谱》记载:明朝初年,有个叫宋润民的人,由徐沟县迁入榆次县西前社(后来西前社更名为大张义村),故宋润民为大张义村宋氏始祖。到清朝道光、咸丰时期,宋寯臣父亲宋名土(字玉书),在大张义村宋家族谱排序为“四股之十九世”。这时的宋家已经繁衍成一户支脉众多,人口超过六七百人的大家族。宋家祖上一直以种地为生。
宋名士又叫宋宝森,不光有吉大来字号,还在大张义村开办吉豫亨木厂,在东阳镇开办沅记生面庄,经济实力今非昔比。家境逐渐富格起来,生有宋寯臣和宋纯如二子、宋启明一女。
(二)逆势崛起的榆次宋家工商企业群
1. 吉字号商业的“总参谋部”——吉逢厚绸缎庄、吉逢成贸易行
2. 推动榆次粮食期货交易的——吉履亨粮行、吉泰公粮行
3. 引领榆次营造产业的龙头——吉豫亨木厂
4. 开时代先河的“中外合办”企业——义聚煤油庄
5. 榆次仓储物流业的领头雁——吉泰隆货栈
6. “实物十足准备库”选中的“合作商业”——吉履新绸缎庄与吉履谦钱庄
7. 为宋家工商企业配套服务的金融企业——会元银号、和记钱庄
8. 向现代民族工业转型的企业——利晋织染厂、魏榆面粉公司、魏榆电汽厂
9. 发起创办大型民族工业——晋华纺织有限公司
10. 紧贴百姓生活的系列传统字号:永吉当、吉生庆、晋逢吉、利民商店、吉豫成
11. 其他字号等
(三)宋家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教育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上学读书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通衡大道,发展教育是启发民智的重要手段,它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成败兴衰。宋氏兄弟在其实业发韧时,就深刻认识到“启发民智首重教育、开发财源宜兴实业”的道理,自觉把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当作责任。
1.由宋家私塾改办而成的大张义小学堂
2.首创“半工半读”的私立女子技工学校
3.组织开办商业传习所
(四)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公共事业
1.为解决常年水患,亲自组织村民筑堀打坝
2.调解“下五渠九村”与王郝村发生的流血钜案
3.亲赴太谷县协调,力保“榆次城限庙五月会”
4.为了维护商户的合法利益,奋力抵制苛捐杂税
(五)宋家在榆次及山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1.宋家创办工商企业群,促进了榆次城市新格局的形成
2.授资现代民族工业,引领了榆次及山西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3.创办职业中学,推动了榆次及山西的文化教育发展,培养了大批抗日青年和革命
4.创办义聚煤油庄,改变经营方式,有助于市场竞争意识的提高
(六) 宋家在榆次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宋寯臣与宋纯如虽然是普通商人,但胸中蓄志、骞翮思远。守“利以义制、名以清修”之道、行“实业救国、富国强民”之实,商业与金融并行、贸易与制造业共进,高效率、快速度成功地崛起于晋商故里、其意义在于:
1. 改善了商人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
2. 带动了大批人致富
3. 解决了大量失业逃荒农民的就业生存问题
4. 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促进了现代文明的发展
5. 促进了地方百姓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七) 以宋家为代表的优秀晋商对后世的启示
宋氏兄弟是榆次乃至山西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是传统晋商向近现代工商业转型的成功者,他们的创业、发展、衰落过程,同样属于晋商文化遗产的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宝贵经验,特别是它的核心精神,对于我们改进商德商风,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创建和谐社会,具有不容忽视的启迪意义。
(以上资料来源于:榆次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郝仁谱:(?—1932),字济卿,北格镇郜村人。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举,任安徽当涂县教渝。任满返乡后即以教读为生曾在榆次大张义村宋启秀(寯臣)家任教师多年。
1925年(民国十四年)任太原县女子两级小学校校长。仁谱继刘大鹏任“女高”校长后,继续为校址问题奔走联系,终于使“女高”于1926年迁校于县城西街隆恩寺,从此校址固定下来。仁谱擅长文史,任校长期间,一直坚持代六年级国文、历史课。
他的国文课讲授得法,引人入胜,作文教学指导有方,批改细致,对每篇文章习作都有眉批,总批,并当面进行指导评讲,指出成功之处,纠正失误。此外,他还注意给学生补充计授“应用文”,并适当练习写作。因此,在他任教期间,“女高”学生的文章赏析水平,写作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仁谱於任职期间,还十分注意组织学生开展课外体育活动,他亲自率领师生开劈校院后荒地作体育场,并强调师生按时参加锻炼。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病逝,终年80余岁。
山西是古文物之乡,也是古文化之乡。而太原盆地正是山西文化的心脏。古往今来,三皇五帝、英才杰士在太原盆地这块土地上你方唱罢他登场,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篇章。所以,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不研究山西文化;研究山西文化不能不研究太原盆地文化。
五千年前的远古时期,太原盆地应是山连水,水连天,先民们靠渔猎生活,在交城七千年的广兴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的鱼骨、蚌骨和用鱼骨制成的骨器。由于共工氏之子后土被先民拥戴,故而此泽之初名为后之氐,据有的研究资料说氐字古意亦同于示。帝喾时期,台骀执政于此地。
《墨子》记:“古者禹治天下,….北为防原先秦时期,昭余祁名为“后之氐"。派,注后之民“可知最初之名叫后之氐。陕西岐山出土甲骨文中有甲骨文”王其乎更父陟西示”,作者考释”更”为人名或国族名,地望在古晋阳西南,而毕、邸均为氐。
公元前555年记载了一个地名--梗阳,对这个地名的来历,人们一直存在疑问,那么从《墨子》的这段记载中,能不能猜想为“更国的南面,湖水的北面,从而把这块地命名为梗(梗通更)阳,称为梗阳之巫皋”。更在古晋阳西南,梗阳在正好在此地南面。
从有明确记载的周朝公元前514年,祁氏之田被分为七县的布局来看,也能感觉到昭余祁泽薮在太原盆地的水量还非常充盈。秦汉时期,昭余祁分割成许多面积较小的湖泊。据《汉书·地理志》邬县(今介休东北)部分载:九泽在北,是为昭余祁,并州。清人王先廉解释说:"陂泽连接,其数有九,故谓之九泽,总名日昭余祁。"
文水县城西南《子夏山隐堂洞.隋开皇五年摩崖石刻》
分析文水子夏山隋开皇五年颂词铭:“凌波藕叶,对宝塔而俱开”之句,此文应颂扬开凿子夏山洞之善士,而此善士即为侨置云州之将领。“凌波藕叶”、“宝塔”则描绘的是子夏山前自然景观。“凌波"者烟波浩淼,“藕叶"者莲花盛开。石刻内容也反馈出了当时地貌。在北魏郦道元考编的《水经注》中也记述了邬泽与祁鼓,并指出:“此即《尔雅》中的昭余祁矣。”
上图遗漏淳湖(淳湖与洞渦泽几乎相连,可参考下图淳湖位置)
太原盆地亦称太原地堑,是典型的新生代断陷盆地。东边的太谷大断层,西边的交城大断层都是由一系列断层组成的断裂带,属北东走向的高角度正断层,它控制着盆地的形成与发育。太原盆地自中生代晚期以来,长期处于隆起,约至上新世早期,才开始断裂下陷。
多部古籍中记载唐通“汤”、“荡”,昭余祁浩浩荡荡,一望无边,古代就一直用“唐”来代表太原盆地,后周朝造字“晋”,其时以晋国的雄霸之气和对外交流的文化传播影响着整个欧亚大陆。春秋到秦汉,才有了祁、邬、梗阳、晋阳、平陵、平陶、京陵、瓜、兹氏、魏榆、涂水、平周、西都、界休、阳邑、中都、大陵、隰城、中阳等城邑。魏唐时期出现了清源、榆次、介休、太谷、平遥、文水、西河、孝义、交城。这些古城邑均分布于海拔在750米到800多米的地带。
陆地卫星多波段影像信息量大,有一定透视能力。古湖泊范围内地形低洼,长期积水,土壤多为盐化浅色草甸土和草甸盐土,反射率比其它土壤低。反映到卫片上的色调不同,这就是解译古湖泊的理论基础。
朝代不同,兵寨称呼各异:在盆地内,部曲营时间一般出现在汉代以前,宋代多称为寨,明代多称为堡。而带庄的村庄,则出现在明末清初。根据这些村庄的分布,我们则可以得出人类向湖盆中央大致推进的时间,而这个时间也就是不同时期的湖泊消失的时间。
以上扩展阅读仅供参考,倘若有更多历史资料以及地方故事、传闻可供参考的话,请不吝赐教,我们非常愿意一起讨论探究。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