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潇河村庄探源，要说到明朝的军事防御呢？因为潇河岸边的村庄大多均成形于明朝，而且很多村庄都是由军事防御转化而来。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山西军事战略地位演变发生在明朝，随着军事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山西军事地理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逐渐减弱。
同时明朝山西军事地理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军事史和中国古代地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明朝山西的军事战略地位，在明朝前中期和后期有着显著的不同。明朝前中期，山西地区作为明朝的北方屏障，承担着防御辽东、抵御蒙古等北方民族的重要任务。
在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军事地理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明朝后期，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动荡，山西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逐渐下降。
在明朝前中期，明朝政府通过对山西地区的严密防御和对西北边疆的逐渐巩固，有效地保障了明朝北方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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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山西的军事布局中，卫所分布、镇的分布以及军事管理与后勤供给都是重要的方面。明朝时期，山西地区卫所分布广泛，是重要的军事防御力量，各地卫所的分布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镇的分布也是明代山西军事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同镇在山西的军事防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军事管理与后勤供给则是军队作战的保障，对于明朝山西的军事防御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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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沿边行屯田制。洪武三年，太原、朔州诸处已有了屯田，以后不断发展，目的在于使北边军士完全用屯田自给，不再劳民输纳。为了加强屯田管理，明政府规定每百户为一屯，六七屯或四五屯择近建堡，屯设正副屯长各一人，大堡有守备、操守等官，小堡则只设防御操堡官或总旗官，屯堡成了军屯的最基层组织。万历十一年，三关塞下有荒田3万余亩，都御史侯公于赵题请准作官垦田，“且相险阻，就水草立堡十五，立仓二十，立庄二十有二，分官库居耕其地，而委官督率。”其实庄也就是堡，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如果我们这样理解，万历十一年屯军堡就有37处。
乡堡又称民堡，是百姓为了避“贼所必掠”,“民居散乱远在郊外者”，“或百十余家筑一大城，或五六十家筑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为守，少者徙以附焉”。时人尹耕也说：边方村落多，民堡缘役起，闾阊谋鲜周密，亦有一乡数堡，一堡数家者，又素无弓驽火器，虏入，守空陴坐视恒有陷失，杀戮动千数百人，宜著为令：凡孤悬寡弱，度不可守者废之，并其民于附近大堡，俾协力拒守，每堡择材力者为堡长，次者为队长，堡垒长得以制队长，队长得以制伍众。当时沿边州县、卫所的乡堡数量很多，这些民堡的建置没有一定的规制，设置较官堡简单，只是把当时的乡村聚落用墙围起来即可。小的、较小的村落或一两个或两三个村落合建一堡，大的村落则独建一堡或分建几堡。这类堡寨的数量很大，几乎占到当时村落的百分之七十五。
明亡清兴，这些军事城堡随着军事职能的转化，一些转化为府县治所，如偏关、五寨、神池、宁武等，而大多数堡寨则转化为乡村聚落。
《明史•兵志》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为吴王时，设置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司。革除军中诸将袭用元朝旧制的官号，核定兵额。五千人设指挥，千人设千户，百人设百户，五十人设总旗，十人设小旗。
天下初定后，要害地区驻军，属一郡者设所，建郡者设卫，大概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
洪武元年，太祖定军卫法。以卫系籍，兵与官皆附卫为籍，世世不改，附籍之后，官与兵受地执业，一家之内，为军及官者一人，其余人丁，官之子弟为舍人，兵之子弟为余丁，承担出缺时按家籍充补，又承担正兵出征、官兵调发、军队操练时耕田纳租等农事。
军卫法定后，卫所格局成创，大明“兵非浮浪之人，充兵非消耗之业，养兵非靡费之事。”
同时明朝卫所受地执业之制，出于屯田，明初军制，无军不屯田，此沿袭唐府兵之根本制度，成就明卫所之根本制度。
朱元璋大举封藩，其中三个“龙子”封在山西，建有三个王府，分别是太原晋王府、长治沈王府、大同代王府。
皇三子朱棡被封为晋王，藩地晋省会城太原府，娉纳功臣谢成之女为妻。为皇子晋王将来行住的安稳，朱元璋钦命谢成为之打造晋王府邸。太原被誉为“锦绣太原城”，源之于明代拓建后的太原府城。
明太原城的拓建者永平侯谢成，是朱元璋的老乡兼同事、忠臣兼勋臣、莫逆兼亲家的死党。
晋王府城建成后，谢成又及时上疏，请扩建太原府城。新扩建的太原城，原计划周长二十华里，但把晋王府城圈入城中，实际完工时，城周长已是二十四华里有余，超逾计划完成。这是太原建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清军攻克太原后，迅速安定战乱局势，立派汉臣右副都御史马国柱为山西巡抚，进驻太原府。新王朝以“山西为神京右臂”，国之重地，增置宣大山西总督，驻节太原，位在山西巡抚之上。
清初之太原，虽很快恢复正常秩序，但大事却层出不穷。先是顺治三年（1646）四月十二日（有说四月十八日）夜，富丽堂皇，雄宏壮观，在太原府城中雄卧了近二百五十年的晋王府并其宫城、外城，失火焚毁。锦绣太原城的那朵添之于锦上的花，永远地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一片烟熏火燎的断壁残垣，狼藉瓦砾。
又三年，顺治六年，大顺军在陕西北部的残余力量，最终被平灭，戍守黄河东岸军渡口一线的正蓝旗、镶蓝旗各一部旗兵，调防省城太原府，永驻于此。
逮经康雍乾盛世，朝廷派员巡视晋省，见明晋藩府火毁之址，百余年间不堪，有伤府市观瞻，遂责成山西巡抚，在晋藩府邸废墟之上，建“精营土城”，也就是人们口语上所说的“精骑营”。这座再建的精营土城，便是今西起精营西边街，东至精营东边街，北至北正街，南至南横街这一片地方。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进士第。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因严词斥责朱高煦而受宣宗赏识。后巡抚河南、山西。宣德五年（1430年），又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明英宗时，因入京觐见不向权臣王振送礼，遭诬陷下狱，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而复任。“土木之变”后，英宗兵败被俘，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升任兵部尚书。明代宗即位，于谦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抵御瓦剌大军。瓦剌太师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见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朝廷因功加封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世称“于少保”。与瓦剌和议后，于谦仍积极备战，挑选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得以安宁。当时朝务繁杂，于谦独运征调，合乎机宜。其号令明审，令行政达。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居所仅能遮蔽风雨，但因个性刚直，招致众人忌恨。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大将石亨等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明宪宗时，于谦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谥“肃愍”。明神宗时，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传世。《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潇河岸明朝军事防御，欢迎提供线索，下期详解。
《晋文化颂》苏秉琦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
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