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规模宏大，目标高远，从法令的内容看，可以说是法良意美，但也并非全无阙失。例如募役法实际上是差、募并行，第四、五等户原来没有职役，如今要轮差壮丁。而且民户除了应缴的免役钱外，又必须再缴二分宽剩钱，到了实际施行之后，更是弊端丛生。

王安石自己曾对宋神宗说过，免役、保甲、市易三法，“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又讲到市易法，“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临川先生文集》卷四十一《上五事札子》）。据《名臣碑传琬琰集》《东都事略》《宋宰辅编年录》等宋人著作，因章惇推荐给王安石而获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的张商英，在熙宁五年（1072）出任此职后，也曾对宋神宗讲过这三项新法，说过“得其人缓之即为利，非其人急之则即为害”这类的话。

但很不幸的是，王安石对于新法的推行，在心态上既未能缓而图之；而获得王安石信任、协助他推行新法的官员，有许多也正是速求成效以希功幸赏之人，如掌管市易务的吕嘉问，以及郑侠上书王安石所论青苗法、免役法施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吏的作为，即是明显的例证。这些人揣摩到宋神宗和王安石急于充裕国家财政的心理，加以逢迎，使得新法在实施时，社会政策的一面晦而不彰，财政政策的一面则充分暴露，政府不断追求收入的增加，造成民众负担的加重。

政府中的部分官员，认为政治的改进应着重择人，而不强调立法，对于理财的方针偏向于节用，而不赞成开源。他们对于政治、社会的弊病，虽然也未尝在某些部分和王安石有相同的看法，例如范镇、苏轼都曾有过改革募兵弊病的想法，吕公著、司马光都认为在科举考试中应该提高经义考试的地位，司马光曾论及如何改善差役对民众所造成的困扰，程颢也主张取士应出自学校，但是他们对于王安石大规模的变法，并不以为然。到新法施行后，弊端丛生，更增加了他们反对的理由，而司马光就是这些反对者的代表。

司马光在宋神宗即位之后，和王安石同受擢升为翰林学士，并代理御史中丞，他向宋神宗指出，君主修心之要在于仁、明、武，治国之要在于官人、信赏、必罚。这完全是就人而非法的因素立论，和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说的“方今之法度多不合先王之政故也”，在态度上完全不同。

熙宁元年（1068）八月，他和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曾经有过一次争辩，当时河北发生灾荒，司马光认为国用不足，应该节用，建议中书省、枢密院两府官员辞谢皇上的赏赐，而王安石反对。司马光《司马文正公集》卷三十九《八月十一日迩英对问河北灾变》：

介甫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介甫曰：“此非善理财者。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这段对话，清楚地表现出王安石与司马光对于理财看法的不同，两人立场的分歧已经十分明显。

自从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策划变法之后，司马光和部分官员就不断提出批评。新法陆续颁行之后，批评更加激烈。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要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因为不赞成新法，拒绝了这项职务。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年间就已经结识，而且成为好友，由于多年的友谊，他先后写了三封信给王安石，劝王安石不要自信太深。王安石回信为自己辩解，说“两人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两人因为政策立场不同而生的嫌隙，已经不可能再弥补。司马光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请离开朝廷，到洛阳专心从事《资治通鉴》的纂修。但是即使出居洛阳之后，他仍然不时针对新法提出批评。

反对新法的官员，如富弼、韩琦、欧阳修、文彦博等，都是元老重臣，富弼、韩琦、欧阳修在庆历改革时期就已经很活跃，是庆历改革的支持者。在庆历改革时，整顿行政组织的措施占了重要的地位，而在熙宁变法时，却从大规模的改变政策着手，而不太理会行政执行上所可能带来的弊病。这也许是他们支持庆历改革而反对熙宁变法的原因。其他如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也都颇负时望。他们的反对言论，从国计民生出发，只是考虑的方向和王安石不同，和庆历改革时反对力量来自既得利益受损的官员已不一样。他们的反对，对王安石构成了重大的压力。

王安石的个性，就熟识他的司马光看来，原本执拗。当宋神宗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看法时，司马光说，王安石并非如别人所讲是奸邪，他只是不晓事而又执拗而已。“执拗”是司马光在宋神宗面前为王安石开脱“奸邪”之谤的话，并非对他的攻击，纯就他的个性来讲，不含恶意。就如司马光在宋神宗面前评论韩琦有忠于国家之心，却有“好遂非”的短处一样，意指韩琦虽有为善之心，但方法错误，又坚持做法，以致得到不好的结果，并非攻击韩琦的话。

“执拗”的个性就王安石自己看来也许是择善固执，对政见不同的司马光来讲却是过分坚持己见，不仅听不进别人的劝告，而且有错也不肯改。司马光在上述劝王安石的信中，说他“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同样并非攻击性的言辞，而是以直谅之友的身份，直言自己心中王安石的弱点，而这两句话，正是“执拗”一词最适当的解释。“执拗”一词从这以后直到南宋中期以前，当用于指王安石或司马光时，含有宽谅的语意仍未改变，要到写成于南宋晚期的话本《拗相公》，含义才由宽谅变而为指责。

本性已使王安石不轻易退让，况且他又得到宋神宗全力的支持，他担任参知政事时的宰相曾公亮，就说过“上与介甫如一人”。所以面对澎湃的反对声浪，他毫不畏惧。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王安石事迹上》“熙宁三年三月己未”条载宋神宗询问王安石，是否听闻外间传言，指当今朝廷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足之说，王安石回答：

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即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事）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王安石一向认为自己的主张本于义理，所以对他来讲，是人言何足恤，不同的主张只是不合理的异论。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讲，批评新法而王安石看来是“异论”的言论，除了司马光反应特别强烈，认为法不善，推行者也不得其人外，有许多其实并没有从根本去抹杀新法的法意，不过或是指出实施时的弊端，或是指出法令内容有不妥之处，例如在熙宁四年（1171），御史中丞杨绘对募役（助役）法的批评就是如此。即使这样的批评，王安石也无法听进去，更无法容忍批评者继续发言，杨绘因此遭到罢黜。

新法在推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弊端，其实连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也看出来了，他在熙宁三年为应考省试而到京师，王安石一见面就先问新政实施的情况，陆佃回答说：“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王安石对他反映实况的回答，显然听不进去，他说法令出自他和吕惠卿商量，还探访过外界的意见。但这只是就法令的本身来讲，陆佃告诉他的却是地方上法令实施的情况。王安石似乎不了解，即使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富含理想的法令，在推行过程中，也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而出现与预期有很大差距的结果，何况即使青苗法的法令本身是否那样妥善，在当时就有着争议。在谈话中，陆佃又告诉王安石说，外界颇认为王安石拒谏，王安石说他并非拒谏的人，“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陆佃回答：“乃所以致人言也。”（《宋史》卷二四三《陆佃传》）对王安石来说，不同的意见不仅是异论，而且是邪说，这也就无怪乎他不愿意加以考虑，而人们会因此认为他拒谏。

王安石过分固执的个性，使他不知变通，既不检讨新法本身及施行时是否真有应该改进的偏失，也不尝试去争取意见不同的人来合作。对于不同的意见，他只是一味地压制和排斥，斥责批评新法的人无学问，是流俗，说“流俗之人罕能学问，故不识利害之情，而于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而好为异论”。这样的说法，对于同样以学问知名，只是治学方向有所不同的司马光等人，真是情何以堪。他又劝宋神宗要独断，要战胜流俗，宁可用寻常人，也不要用有异论的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庚戌”条载宋神宗想用欧阳修执政，与王安石间的对话：

安石又曰：“修性行虽善，然见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尽烛理有能惑其视听者，陛下宜务去此辈。”上问谁与修亲厚，良久，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明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见多乖理，恐误陛下所欲为。”上患无人可用，安石曰：“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上曰：“亦须用肯作事者。”安石曰：“肯作事固佳，若所欲作与理背，即误陛下所欲为。又陛下每事未免牵于众论，或为所牵，即失事机，此臣所以不能不豫虑也。”

王安石在嘉祐年间上书仁宗时，早曾强调人才的重要，如今为了贯彻新法的实施，竟然一转而认为“宁用寻常人而不为梗者”，这对一向充满理想的王安石来讲，无疑已踏上一个悲剧的方向。（节选自梁庚尧《北宋的改革与变法》，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