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计划撰写的回忆录，总标题叫《无悔人生一局牌》，是因为我把人生理解成一局牌：每个人出生时都会拿到一副或好或坏的底牌。
人生各个阶段，也会拿到几张或好或坏的牌，关键时刻还要选择如何打好决定命运的牌。
每个人的底牌和拿到的牌，许多时候是无法选择的，如何打好手里的牌，却由每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决定。
有人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也有人把一手平常的牌打得风生水起……
七零童出生时拿到的不能算是一副好牌，5岁时还拿到人生中最坏的那张牌：父亲突然去世，母亲带着我与襁褓中的幼弟回到农村……
70多年的漫漫人生长途中，特别是成年后多次面临人生波折，我都秉承内心的良知作选择，努力打好命运发给我的每一张牌。
虽然未能成为人生赢家，但如果时光倒流，造物主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仍然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这就是《无悔人生一局牌》的含义。
《无悔人生一局牌》的第一章“魔都五年”，第一篇是《中元节缅怀父母》点击可读，已于不久前推送到七龄童公众号。
这是第二篇“1953年，我出生于上海”，请你点评指正。
1953年4月17日（农历癸已年三月初四），星期五，上午8时许，我领到了命运发给我的第一副、也是最重要的一副底牌：我出生于上海市闸北（现静安）区一个城市贫民家庭。
这当然不能算是一副上等好牌，勉强只能算是中下牌。
按母亲38岁的高龄，实在已不适宜再生育，但那年月政府要求育龄妇女争做“光荣妈妈”，社会上也没有节育措施，所以她与父亲结婚一年多后，顺理成章地生下了我。
我出生于上海市牛庄路医院，牛庄路据说紧邻南京东路。
多年后，我经过多番寻找，也没有找到牛庄路上的这家医院，也许当时规模就不大，所以后来就消失了。
按照当时我家经济条件，去医院分娩还是比较奢侈的行为。
可能是因为母亲已是38岁的高龄产妇，为确保母子平安，才破例去的医院吧？
5年后，母亲生我弟弟时，更是43岁高龄，也是在医院分娩。
如今想来，父母亲虽然不能给孩子优渥的生活，但也已经尽其所能了。
对父亲来说，我是他的第四个孩子。
但对母亲来说，却是她独子夭折10多年后再次做母亲。
况且以38岁高龄生育，所吃之苦可想而知，因此她后来始终对我倍加宠爱和呵护。
此时我家住在闸北区（现并入静安区）七浦路松同里312弄某号。
家里房子小，人多住不下，就从后门往北面塘沽路与其他住家的夹道上，又搭建了2小间简易房子，与著名的蕃瓜弄“滾地龙”仿佛。
我家隔壁住着的杨阿姨夫妇，原籍扬州，是环卫工人；杨还曾兼任居民小组长。
她家有一个比我迟生一天的女儿，小名叫阿玉，是我儿时玩伴。
我1981年冬到沪上寻亲时，她刚好从北京回上海迁户口，又有过一面之缘。
原闸北区被上海人称作“下只角”，我家邻居们与杨氏夫妇一样，大都从事环卫工作或重体力劳动，属于底层群体。
但邻居们都很和善，经常相互帮助、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解决困难。
七浦路东起虹口区江西北路，西止于静安区热河路，全长约1公里。
我出生时，七浦路沿街都是老房子，道路狭小，天天拥挤不堪。
除了附近的塘沽路有几幢像样的洋房，其余都是简陋的平房和低矮的棚户，是名符其实的贫民区。
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开始，七浦路慢慢发展为上海市有名的服装一条街，犹如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
现静安区七浦路位置图
松同里又叫七浦路312弄，在我印象里，它弯弯曲曲很狭长，后门一直通到北面的塘沽路和海宁路。
从七浦路进巷口，右侧第一家是高明寺，据说历史上它曾经香火旺盛，是上海有名的寺庙之一。
但当我出生时，这个庙已经香火衰落了。
我记忆中庙里只有几名僧人，偶尔也口齿不清地为附近居民做一些规模不大的佛事，这时就成为小孩子看热闹的场所。
1981年冬某天，我到此处寻亲时，七浦路面貌依旧，高明寺却已做了居委会办公处。
高明寺往里走不远，有一处空地，平时堆放着木材，外面围着竹篱笆，我记得曾钻进竹篱笆在木材堆上玩。
有一天，我把一只不知什么人扔在那里的辣椒搞到眼睛里，痛得睁不开眼，跌跌撞撞哭着回家。
母亲吓得不轻，不知我被什么东西迷了眼睛？
跟着我到木材堆旁找到现场，才知是被辣椒辣的，用清水反复冲洗了几次，红肿才慢慢消退。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离天目东路80号的上海火车站（老北站）不远，估计直线距离不足千米。
夜深人静时，我常被火车的汽笛声（上海人叫回声）从梦中惊醒。
没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以原上海铁路局员工的身份，经常到这里参加会议，莫非我与上海铁路早已在冥冥中结下了缘分？
大哥那时已经20岁，住在读书的上海机械制造学校，平时不在家住。
大姐那时在一家拉链厂上班，好像也住在厂里。
只有长我7岁的二姐与我们同住在这里。
大姐谈了个男朋友，是无锡江阴人，比大哥小1岁，长我19岁。
两个哥哥休息时常约在一起回家玩，我分别以“姐夫阿哥”和“自家阿哥”称呼他们。
大约在我约二周岁的时候，全家到照相馆拍过一张“全家福”。
唯一的“全家福”照片
照片上父母居中而坐，我与二姐分立父母两侧，后排左一是“自家阿哥”，另二人自然是大姐与“姐夫阿哥”，只是小弟当时还没出生。
母亲生我时已38岁，我自然吃不上母乳了。
开始吃奶粉，几个月后改吃奶糕，洋铁皮罐子装的，上面印着一个胖娃娃的头像。
之所以有这么深的印象，是我与母亲回到乡下后，母亲还保存着一只空的奶糕罐子放针头线脑。
母亲生第一个孩子时，年纪还很轻，家里有钱，雇人照料。
生下我后，她没有照料娃娃的经验，就把当年照料过她的余姚乡下蔡家老太太接到上海，帮助照料我，我叫她外婆。
当我2岁多时，外婆要回乡下了，我们仨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年代久远，照片保管不善，已经斑驳模糊。
母亲、我与“外婆”合影
毕竟我太小了，对上海这几年的生活和这处住宅没留下更多印象。
估计家里当时没有自来水，喝水要到巷口高明寺的自来水龙头买。
当然更不会有通畅的下水道了，记得有一年刮台风下大雨，地上积水漫掉一截床脚，几只木拖板（鞋）漂在水上象小船。
我记事时，父亲已由姐夫介绍到协镕翻砂厂做工，他自制模具，用铁水浇铸了两只飞机模型给我当玩具。
1957年底我离开上海时，因为大炼钢铁需要，这两只玩具飞机和家里的铁床全部成了大炼钢铁的原材料，此是后话。
母亲带我与弟弟回到乡下后，没多久弟弟营养严重不良夭折，我患重病，母亲把上海带来的一些物品都换钱给我治病了，只剩下父亲在协镕翻砂厂时发的一只棕黄色茶杯。
父亲留下的唯一纪念品
这只编号为38的茶杯，正面有“协镕翻砂厂”、底部有如意商标和“公私合营华丰搪瓷厂，1957－12－7”字样。
这是目前我保存的父亲留下的唯一纪念品。
陪伴我儿时的玩具，除了父亲自己浇铸的两只小的铁飞机外，还有一只外蒙红布、内用锯沫充填的大象。
好像是某一年父亲带着我，参加“五一”劳动节大游行后，在一家玩具店买的。
岁月倏忽，儿时往事如今只在心中留下淡淡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