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日，是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中元节，又称盂兰盆节。
是敬祖、祭祖和尽孝的节日，此时此刻，有人正在路边点燃香烛、烧化纸钱祭祀亡灵。
七零童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会也不能去点香燃烛。
今借中元节之际，推送一篇怀念仙逝多年父母亲的拙作，以寄托对先考妣的哀思。
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不满5岁就殁了父亲，跟随母亲离开上海回乡下，在农村苦苦挣扎12年后，未满17岁就离乡背井到皖浙两省交界的长广煤矿当工人。
5年后，年仅60岁的母亲突然因病辞世，因此我缺乏对父母和其家族的直接和详细了解，只能凭几位亲属点滴口述和自己的零星记忆，努力还原历史真相。
父亲1908（农历戊申）年出生于今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的柴桥街道，具体什么村已无从查考。
这是个临海小镇，毗邻东方大港－北仑港，离宁波市区也很近。
说来惭愧，我虽然年逾古稀，至今还没有去过柴桥。
并非我薄情寡义，只因为彼地已无我能联系上的族人。
宁波自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始，当地贫困人家许多十三四岁的孩子就离乡背井到上海“学生意”。
一般是到小“烟纸店”、饭馆、药店当学徒。
当学徒要有开店铺的同乡担保，叫“铺保”。
找不到“铺保”的，只能从事各种打杂和跑腿。
许多年后听长我20岁的大哥说，父亲也是十五六岁从乡下孤身到上海谋生的，也许因为没有得力的“铺保”，开头几年他在街头修过自行车、摆过小书摊和打各种短工。
应该属于城市贫民阶层。
我出生时，他经大女婿介绍，已在公私合营协镕翻砂厂找到一份工作。
他到上海后，因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又肯吃苦耐劳，几年打拼终于在上海娶妻生子。
只是命运多舛，1950年代初，他中年丧偶，亡妻给他留下一子二女。
他们后来成了我同父异母的大哥、大姐和二姐。
父亲宁波乡下老家留存下来的信息更少，我至今不知道祖父母的具体情况。
先母在我10多岁时对我说，父亲有个弟弟，后来也到了上海，这个我无缘相见也不知名字的亲爷叔，只比我父亲略小几岁。
1948年12月3日，爷叔乘坐上海招商局的“江亚轮”，从上海回镇海乡下探亲，船刚出吴淞口就发生爆炸、沉没……
历史资料载：“江亚轮”1939年由日本神户制钢播磨造船厂生产，原设计载客1186人，交付上海招商局改装后，载客提高到2250人，失事那天载客竟然达到4000多人。
因出事时是夜晚，救援不及，只救起900多人，有3000多人罹难，死亡人数超过坦达尼克号，我的这位爷叔就在罹难者之列。
事后，只打捞起1300多具遗体，许多人死未见尸，小爷叔的遗体也没找到。
他身后留下一个儿子，也就是我大哥生前闲聊时多次提到的唯一堂兄，但我从未见过他。
2020年8月8日，在85岁逝世的大姐葬礼上，我曾遇到这位堂兄的女儿，她只比我小2岁，按辈分却要叫我爷叔。
2022年5月，我与她通过一次电话，询问老家与老辈的相关信息。
可惜她出生西北，从未回过故乡柴桥，对那里的了解并不比我多。
只告诉我她父亲受过很好的教育，从事航天航空方面的工作，曾长期生活在西安和太原等北方城市。
她现定居上海，她家与柴桥老家也早已没有了直接联系。
说过父系家族，接着说母系家族。
母亲1915（农历乙卯）年夏，出生在今浙江省绍兴市现上虞区（原上虞县）小越（镇）街道。
小越地处绍兴与宁波两市交界处，它始设于唐代，是个千年古镇，离县城百官镇只有五六公里。
外公在小越街上开了家屠宰猪羊的作坊。
曾听母亲说过，她家每天要宰杀10来头猪羊。
当时的小越镇不大，人口也只有千余人，这些猪羊肉本地居民肯定消费不完。
就向周边乡村（包括几公里外的余姚五车堰）供货，此时她家可算小康之家。
我有一帧保存多年的外公相片，略已泛黄的8英吋照片，镶嵌在专用镜框中，相片右下角烫金印刷“王开 上海南京路 ”中英文字样。
虽时过百年，仍依稀可辩。
外公时值壮年，戴瓜皮帽、着对襟绸袍，仪态雍容，气度端庄。
外公的照片
可见他当时对生活的自信和踌躇。
“王开照相”是中国照相业老字号，原先开在北京。
1920年王开老板王炽开进军上海，斥巨资在南京路（现南京东路378号）开设上海第一家照相馆。
当时拍摄一张这样的照片，价格应该不菲，这也从侧面证明外公当时的经济状况不错。
看到过这张照片的许多人都说，我的相貌有点像外公，我大约25岁时的照片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但我的眉眼虽然有点像外公，只可惜我没有他的气质。
我25岁时照片
遗憾的是，外婆没有留下多少信息，甚至没有留下照片和姓名。
据母亲说，与父亲家人丁单薄不同，母亲家却是子女众多。
外婆生过10多个孩子，其中还有2对双胞胎，母亲是长女。
也许是囿于当时的卫生条件，外婆生育虽多，活到成年的子女却没几个。
频繁生育也严重损害了外婆的健康，她老人家不到50岁就去世了。
因为外婆生的孩子太多，自己照管不过来，就从毗邻的余姚县五车堰蔡家村请来一位孤身老太（当时还是年轻妇女）帮助照料。
这位老太姓蔡，作为长女的母亲就认了她当干娘，我也叫她外婆，这为我们1957年底回乡投靠她结下了因缘。
母亲20来岁时，嫁到邻县五车堰镇某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算时间应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
但非常不幸，她结婚没几年，年轻的丈夫患伤寒病去世，给她留下一个儿子。
更其不幸的是，在她守寡数年后，独生子又患病夭折。
这些都是母亲去世后，我听大姨母说的。
怕母亲伤心，她生前我从未问过她。
此时适逢时代鼎革，农村实行土改，母亲婆家的大部分田地分给农民，靠收租谋生已不可能。
此时外祖父也已家道中落，无力提供帮助。
她一度曾到嫁在平湖的四妹家帮助照料家务，但寄人篱下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熬到1951年冬季，万不得已，她只能到上海做帮佣养活自己。
不久经人介绍与父亲相识，成就了二人的这桩婚姻。
这段经历，我部分是听绍兴和平湖的两位姨母述说，部分是根据多年收集到的各种资料相互印证获得的。
大姨只比母亲小1岁，母亲出嫁不久，她也嫁到绍兴县偏门外某村一户王姓地主家。
解放前夕其夫死亡，留下两个女儿，她改嫁给同村的长工王先生。
王先生解放后成为该村（合作社）第一任中共党支部书记。
我叫他大姨夫。
大姨夫为人正派，做事公道，在家族中大排行居四，因此被村人尊称为四伯，大姨也顺理成章被人称为“四姆嫫”（伯母）。
只是大姨夫70余岁时就去世了，大姨母寿至92岁。
大姨90大寿时全家合影
大姨70岁时的照片
母亲有两个弟弟，1951年10月，兄弟俩同时报名参加抗美援朝。
大舅有点文化，又生性机敏，朝鲜战争结束后回国，先是在上海某公司工作，后来在浙江省衢州化工总厂电石分厂供销科退休。
我3岁时在上海见过他，后又分别在1994年6月和2010年11月去衢州看过他。
1994年6月与舅舅合影
2010年11月与舅舅合影
小舅舅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牺牲在朝鲜战场，骸骨也留在了朝鲜。
他没有结婚生子，也没有留下照片，小辈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他几乎什么痕迹也没留下，嗟叹。
在大舅与小舅之间，还有二姨和三姨。
上虞邻近越剧之乡嵊县（州），外公家道中落后，二姨只能学唱戏谋生。
她到上海尚未唱红，就与平湖到上海做生意的程先生结婚，婚后定居平湖，自然不再唱戏。
此时外公生意失败，就带着两个儿子到平湖投靠女婿。
随后二姨因病去世，没有留下子女，外公随即又让四女儿（即三姨）嫁给女婿续弦。
1949年秋母亲到平湖看望外公，姐妹俩留下了这张照片
母亲与三姨合影
左边手抱小孩的是三姨，她右侧穿棉袍的是母亲。
这张照片是姨父在台湾的大女儿，1988年返乡探亲时带来的。
从三姨隆起的肚子看，当时她正怀着孕，这是其出生于1950年初的第二个儿子。
据此推算，这张照片应拍摄于1949年秋冬之季。
没多久，母亲离开平湖到上海帮佣，邂逅了我父亲。
如今留存在我手里最早的一张父母亲合影，照片背面盖有“样张”二字，并有“1952年壹月廿叁日”字样，可以推测照片是这天或者前些天所拍的。
父母亲的第一张合影
“结婚照”照片背面
照片上的母亲面容清秀，好像还简单烫了头发，穿着立领的袍子，神态相对轻松。
父亲头戴八角帽，神态比母亲稍显严肃和拘谨。
这张照片大约算是父母亲的结婚纪念照吧。
可惜的是，放大的那张"结婚照"没保存下来，只留下了这张不规则2吋的"样品"。
查“万年历”，1952年1月26日就是农历辛卯年除夕。
拍摄此照时，父亲44岁，母亲37岁（正值本命年）。
1952年春节前夕，母亲成了三个孩子的继母。
此时的上海对居民迁徙尚不限制，只要及时到派出所报个户口，就能落户成为上海正式市民。
从此，母亲在上海市闸北（现静安）区七浦路松同里某弄某号，生活了6年多时光。
这里也成为我降生、生活了四年半，从今几十年间魂系萦梦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