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是先妣去世的忌日，到今年已经整整49周年了。
每想起先妣，就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特别是回忆起我遭遇的人生第一杯苦酒，其实大半都是由母亲代我喝的。
这是我回忆录《无悔人生一局牌》的第三篇。
母亲年轻时照片
1958年初秋，我刚踏入人生的第6个年头，就接到了决定一生命运的第一张、也是最关键的一张“坏牌”，喝到了人生第一杯"苦酒"：父亲突然去世了。
人生尚未开始，我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这是我幼年时所喝的第一杯苦酒，有了这杯苦酒垫底，一生中就再也没有我吃不了的苦。
父亲自患病至去世，只有短短几个月。
那时弟弟出生才几个月，我刚过5周岁不久，懵懂中仅记得母亲的哭泣、兄姐们的悲伤，父亲从此成了留在我脑子里淡淡的影子……
父亲殁了，断了一家人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犹如塌了天。
大哥、大姐与二姐一母所生，大哥当时可能已毕业后实习，养活自己当无困难。
大姐婚后已生下一女一儿，经济虽然窘迫，但还是把不能独自生活的二姐接走了。
七浦路松同里突然冷落下来的家中，只剩下人到中年又再次成为寡妇的母亲，带着2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完全失去了生活基础。
母亲作为全职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和谋生技能，可能连当帮佣都难以胜任。
就算能找到可以胜任的工作，襁褓婴儿和5岁幼童又交给谁来照看？
没人可以商量、没人能提供帮助。
每天以泪洗面后，还得面对现实。
如何保证母子仨活下去？成了摆在母亲面前的天字第一号难题。
正当母子仨陷入生存危机时，上海市正在经历第一次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动员没有正规工作的闲散劳动力支援外埠。
其目的地大都是新疆、宁夏和北大荒等边疆地区。
1957年春季，松同里邻居中有个30多岁的无业单身男子，报名去了宁夏，政府给他发了安家费和被褥衣物，里弄居委和邻居们敲锣打鼓地送他上火车。
结果，不到年底他就逃回来了，说是气候恶劣，生活困难，吃的是杂粮，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
但偷逃回沪后，成了报不上户口的“黑人”，连临时工作都轮不到他做，后来不得不再次回宁夏去。
有他的先例在，母亲自然不肯也不敢报名去这些地方。
里弄居委很同情我们，倒也没有逼迫我们去这些地方的意思，只是让我们自己选择投亲靠友的地点。
该（能）去投靠谁呢？
没有了经济收入，城里肯定呆不下去了，总得有个去处吧？
母亲当时几乎无路可走：原先的婆家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回去。
上虞小越娘家别说住的地方，连关系近一点的亲戚都没有了，我外婆早已亡故、外公寄住在绍兴二女婿家。
两个舅舅，一个牺牲在朝鲜战场，另一个离开上海后不知去向。
天下之大，何处是我们母子三人的存身之所？
母亲搜肠刮肚，终于想到了浙江省余姚县五车堰的蔡干娘，不知道她那里是否能收留我们孤儿寡母？
我在《1953年，我出生于上海》（点击可读）一节里写过，蔡干娘我也叫她外婆，年轻时曾到外公家带过母亲，母亲生下我后，也到上海来照看过我。
她回余姚时，母亲还带着我和她拍过一张合影。
母亲带我与蔡外婆合影
她当时大约60来岁，是母亲故乡唯一保持联系的“亲友”，于是就写信去询问。
万幸、或不幸的是，当时农村高级社正升级为人民公社，正在以自然村为单位筹建公共食堂，宣告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所有人在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后，都可以在公共食堂免费就餐。
与偏僻遥远的新疆、宁夏、北大荒相比，地处宁绍平原腹地的五车堰蔡家村，条件堪比天堂。
蔡外婆收到母亲的信，就开始行动。
老太太是孤寡老人，在村里辈分较高，又有一个本家侄子担任高级社社长。
农村人普遍比较有同情心，听说我们母子仨的困境后，经过讨论，就慨然同意接纳我们。
家里本就没有多少财物，大姐接走二姐时，拿走了一些。
父亲去世几个月来，为了维持生活，又卖掉了一点。
母亲把剩下的归整了一下，把能带走的打成几个包袱，到上海火车站（老北站）办了托运。
一只铁床太重，农村也不适用，还有父亲亲手为我铸造的两只飞机模型，都让居委会收去大炼钢铁了。
1958年初冬某天，母亲抱着弟弟，一手牵着我，家住40号担任居民小组长的邻居杨秀琴妈妈，代表里弄和邻居，送我们母子仨到老北站上火车。
60多年后的今天，我回忆起那沉重抑郁的瞬间，深深地为母亲的坚忍和刚毅折服。
一个40多岁的家庭妇女，孤身携带两个完全不懂事的孩子，前往一个无法预测前景的地方，开始完全陌生的生活，今后怎么走过艰难岁月？
仿佛记得火车还要个把小时才开，杨阿姨摸了摸我的头，与母亲告别后，先回家了。
家里还有许多事等着她呢。
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冉冉离开上海站月台……
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在火车离开上海站那一刻，划上了句号。
母亲和弟弟再也没有机会回来，我再次到上海要在20多年后的1981年冬。
面对人生这第一杯苦酒，许多同情我的人都说：你太不幸了，如果你父亲活着，你也不会离开上海，那就会拥有更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
品尝这杯苦酒确实不幸，但“祸兮福所倚”：1970年2月，当我从浙江农村以农民身份加入产业工人队伍时，那些留在上海的绝大多数同龄人，正在作为知青远赴边疆、上山下乡呢……
《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对母亲说：“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应付”。
同理，有了幼年时的这杯苦酒垫底，一生中再也没有我吃不了的苦头。
扯远了，回到当年那场景。
一个很少出远门的家庭妇女，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在火车上的窘境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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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依稀记得一个细节，我们本该在萧甬线一个叫作“五夫”的乘降所下车，精神恍惚的母亲却坐过了站头。
列车员们倒是非常负责，她们没有任何训斥和指责，到了前方马渚站，3名列车员热情地帮我们提行李、抱小孩，把我们送到站长室，交待车站把我们送上往回开的火车。
回程的火车把我们送回五夫乘降所，这里没有站台和工作人员，列车员们又七手八脚帮我们递行李，扶妇携幼，安全送下车。
六十多年过去了，那场景仿佛还在眼前，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当年那些热情的列车员阿姨们。
从此，我回到父母亲的老家浙江农村，直至17岁当上煤矿工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12年苦难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