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不假说
假话真不说
我的回忆录《无悔人生一局牌》，第一章“魔都五年”的三篇文章已推送完毕。
今天推送第二章“农村岁月”第一篇：“公共食堂昙花一现”。
这应该是七十岁上下朋友们永难忘怀的岁月吧。
自遭遇父亲去世的人生第一张“坏牌”开始，我经历了在农村12年的艰难生活，大多是饱受屈辱不堪回首的往事。
但既然是写回忆录，再痛苦和屈辱的事都无法回避，那就让我拂去岁月的尘埃，在尘封记忆中慢慢寻找逝去的生活碎片吧。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弟弟和我离开上海，来到余姚县五车堰蔡家村，投靠她的“干娘”（我叫她外婆），从此开始了我在农村“插队”12年的经历。
那年我还不到6周岁，许多记忆都已模糊。
多年来一直以为五车堰是个乡镇，最近为写回忆录查阅资料才知道，如今的五车堰只是个行政村，隶属于余姚市黄家埠镇。
蔡家村是五车堰下属、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的自然村，它在五车堰南约1公里，中间隔着329国道。
五车堰地处宁绍平原腹地，当时是宁波地区的余姚县和绍兴地区的上虞县交界区域。
如今的蔡家村位置图
它离母亲娘家上虞县小越镇只有4公里，这也是蔡外婆当年到母亲家帮佣的原因之一。
五车堰早在宋朝时就是一个较为繁荣的农村集镇，每逢三六九为集市日。
五车堰初称五叉堰，因境内有五条河和五条路相交叉，加之有一处堰堤而得名。
堰堤建在联通余姚与上虞两县交界的主河道上，这是为了分隔河流在此处的水位差所设，估计已有数百年历史，来往船只到此须靠人力把船拔（抬）过堰。
五车堰因水系发达，各个自然村落从东到北，都沿河而建。
蔡家村自然也建在河边，记得村口河旁有一个不知什么年代遗留下来的石制“接官亭”，附近还有一处用牛驱动的水车。
人到中年，又没有任何谋生技能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乡投靠干娘，一是实在无路可走，与其被遣送到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严重不同的外埠，比如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还不如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故乡。
二是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办起了大食堂，据说可“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子吃饭”，至少可以填饱母子三人的肚子，实现把孩子养大成人的愿望。
村（社）干部同意接纳我们，除蔡外婆帮忙说情，另外也有所权衡。
一是蔡外婆那时已60多岁，有一双缠了又放开的半大小脚，多走几步都很困难。她孤苦无靠，如有我们母子三人陪伴，也能有所慰籍。
二是当时农村实现公社化，搞公共食堂，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在乎多承担三个妇婴口粮。
三是乡人比较纯朴，具有同情孤儿寡母的天性。
当时全国掀起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1957年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领导人决心率领全国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提出了“三面红旗”（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议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口号，在农村由此派生了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在农村都是开天辟地的新生事物，食堂开张前，蔡家村刚从互助组、合作社演变而成的高级社被人民公社所替代。
存在于农村数千年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消失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被彻底改革。
所有土地、大型牲畜和农具归集体所有，社员们每天集体出工、集体收工。
田里种什么？
什么时候干什么活？
每家每户都用不着再操心，全由公社和村干部统一安排和指挥。
公共食堂更是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村民再也不用操心每顿吃什么饭，各家各户的灶都扒了，全村人都在公共食堂就餐。
大跃进提出了“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口号，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每家每户收来的铁锅统统上交，扔进了大炼钢铁的土高炉，化成了一个个铁疙瘩。
促进大跃进的主要方式是“放卫星”“拔白旗”。
“放卫星”是各村干部申报来年争取收获的产量指标。
五车堰是水稻产区，一年收两季，当时正常年份的亩产大约在五六百斤。
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鼓动下，各社（村）干部报出的指标从亩产千斤，到二三千斤、四五千斤、直到亩产万斤，越报越高，越来越离谱。
指标高的叫“放卫星”，“卫星”放得高的，插上红旗、披红戴彩，获得表扬褒奖。
产量报得低的，成为必须拔去的白旗，罢官贬职，撤职批判。
至于到时如何兑现？
能否真正兑现？
那就没人关心和过问了。
这就为随后不久发生的解散食堂和长达三年的所谓“自然灾害”埋下了祸根。
母亲从小到大未干过农活，不能胜任技术含量较高的农活，更无法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
按照“各尽所能”原则，村里派她放一头大黄牛。
蔡家村都是水田，牛是主要生产工具，除春播、夏种时耕田和灌溉时拉水车外，平时得有专人放牧，精心伺候着。
母亲开始时很怕牛，硬着头皮接近它，个把月后才慢慢适应。
好在蔡家村周边都是河流，水草丰茂，放牛用不着跑很远的地方。
母亲每天一早就出门放牛，虽然就在附近，但已无法照料我与弟弟。
村里也没有托儿所和幼儿园之类的场所，照料弟弟与我的任务就落在蔡外婆身上了。
父亲去世时，弟弟出生未满百天，回到乡下时也还不到6个月。
他从小没有吃过一口母乳，在上海时还有奶粉和奶糕吃，到了乡下，只能跟着我们一起吃食堂。
蔡家村的食堂办在村祠堂里，离蔡外婆家只有五六十米路。
这时所有农田和土地都成了大伙公共财产，收获的粮食除了上交公粮，剩下的都由食堂统一安排。
与各家各户过小日子精打细算不同，公共食堂的口号是“放开肚子吃饭”，从没人想过粮食吃光后该怎么办？
开饭时，食堂门前高高升起一面旗帜，乡亲们都管它叫“饭旗”。
“饭旗”一升起，在田里劳作的人们看到信号，纷纷扔下手头的农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赶到食堂吃饭。
图片由AI生成
蔡家村虽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但都挤在食堂里也坐不下，大家把饭菜用大盆小锅盛放，带到家里与家人分食。
起初按村民自己需求，需要多少给多少，菜肴也比较丰富，每顿都有荤腥。
母亲把包括蔡外婆在内一家四口饭菜打回来，我和外婆先吃。
母亲把食堂打来的饭菜，用我们从上海带来的一只“五更鸡”（煤油炉）重新加工成弟弟能下咽的汤糊状，喂饱弟弟再自己吃饭。
记得食堂开办不久，就过1959年的春节了。
这是社员们千百年来第一次聚在一起集体过年。
公社和村干部为了体现共产主义生活优越性，食堂里杀猪宰羊，年夜饭食品丰富。
大年初一汤圆水饺，各取所需、老小皆欢，倒也热闹红火。
当时母亲内心肯定很庆幸：投靠蔡干娘的路选对了，如果留在上海，母子三人都不知如何度过这个年？
可惜好境不长，仅仅过了几个月，到1959年开春，食堂的粮食因为浪费太多，还没等新粮接上，就吃得差不多了。
开始是从干的变成稀的，后来连稀的也难以为继了。
这时有人发明了一种让米增加出饭率的方法，就是把米先蒸成“头煮饭”，把“头煮饭”摊在匾中晾干，再加上水重新煮饭。
说白了，无非是让米饭再膨胀一次，表面上看似乎增加了米饭数量，其实根本不可能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成份和营养，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但当时的管理者病急乱投医，什么办法都想拿来试一下，结果自然劳而无功。
后来就连这样的饭食也难以为继了，全家饭菜统一打回家去，也改成由本人拿着碗到食堂领饭，我最眼馋的早已不是什么红烧肉和鱼虾了，因为我根本看不见有这样的饭菜。
当我饥肠漉漉拿着碗去打饭时，吞咽着口水，只盼着大师傅能多给我打几片青菜汤上飘浮的菜叶子。
那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寻找野菜甚至剥树皮来充饥了，有些人的脸和脚都开始浮肿了。
到夏天时，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端午节食堂凑不够包粽子的糯米，只得用少量糯米掺入一些细米糠，舂了点年糕，每人发一条，算是过了端午节。
这段时间，村里人口较多的人家，把食堂领回家的食物再加水或其他菜叶、野菜等重新加工，统一调剂，让体力消耗较多的壮劳力多吃一二口。
蔡外婆有一个远房侄子，就住在隔壁，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没有家人与其调剂口粮，平时已饿得连走路都摇摇晃晃。
端午节那天分到那块糠年糕后，几口就吞下了肚，实在只够他塞牙缝的。
当天晚上饿得实在忍不住了，他悄悄爬进食堂，一头扎进白天舂过年糕的捣臼里，喝光了捣臼里浸泡捣捶（捣捶上还粘着几星年糕残渣）的水，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趴在捣臼里就咽了气。
第二天早上，食堂的人打开门，看到他蜷缩的尸体，吓得腿都软了。
派出所派人到现场一看，排除了他杀嫌疑，就不再过问。
我亲眼看着他的尸体从食堂里被两个小伙子抬出来，好像比原来更瘦小了。
这是村里饿死的第一个人，当时还引起邻居们的议论和不安。
但随着饥饿状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就再也没人大惊小怪了。
没多久，轮到我的长期营养不良和病弱的小弟了。
一天早上，与我同睡一床、未满周岁的小弟在我脚后咽了气。
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两颗明亮的玻璃球，仿佛表露着对这个陌生世界的最后留恋。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在身边去世，小弟那双不肯闭上的眼睛、两颗像玻璃球一样的眼珠，至今还烙在我脑海中……
附注：本文题图系AI作品，与本文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