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前确诊癌症晚期，一场濒临死亡的高烧，居然让我肺部的癌细胞停止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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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觅友 未经本人允许，请勿转载

*绒毛膜上皮癌：通常发生在子宫内，但也可能出现在其他部位如卵巢或睾丸等。随着有效的化学药物的应用，绒毛膜上皮癌的预后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死亡率从过去的90%下降到了约20%左右。

恐惧的源头是家庭的癌症史。1988年我的父亲因肝癌离世；父亲离世的8年后，我自己不仅被诊断出绒毛膜上皮癌，而且还出现了双肺转移。

当时虽然不了解绒癌，但我很清楚无论什么癌症，双肺转移就是晚期，我害怕，我不想让我母亲在失去丈夫后再次承受失去女儿的打击，更不想让我的弟弟妹妹在他们尚未成家的时候失去姐姐。

1995年5月，癌症确诊后，我带上所有的报告，鼓起勇气去找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我想要尽可能的活下去，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家人。医生看着我的病历，建议我先做化疗，而不是冒险做手术，因为绒癌喜欢跟着血液转移，万一手术期间癌细胞随着血流转移到脑。为了能活下去，对于这个决定，我没有反对，而是全力配合。

病情的严重性让我无法顾及除我母亲外其他人的感受，包括我的丈夫。他一度生气，认为我只考虑了我母亲，却没有考虑过他。在我解释我的想法之后，他也理解了我。我的丈夫还年轻，我们没有孩子，如果我不幸离世，他还有机会再次开始生活。但是，对于我母亲来说，失去我，对她来说就是一生的伤害。

这次治疗，我有幸用了当时治疗绒癌最好的药物联合方案，更生霉素与5-氟尿嘧啶。这种药在每个月工资几十块钱的九十年代里，非常昂贵，所幸费用都由国家报销，让我捡回了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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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治疗的过程中，我遭受了很多痛苦，我脆弱的血管承受不了几乎24小时的输液，到第三天后手肿得就连针都打不进去了，直至现在，我的手仍遗留着当时输液的痕迹，肝脏心脏的也遭受了损伤，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感染差点将我带到死亡中去。

化疗后，我的白细胞急剧下降，有一位来探望同病房病友的人感冒了，在他走后当天我发起了高烧，一烧就是72个小时。72小时里，我的体温始终在38至41℃之间，医生下了几次病危通知，说我高热可能是败血症，再不退烧，或许就要抢救不过来了。在这个危险的边缘，我神奇地、幸运地醒了，就这样活了下来，并且还能继续治疗。后续治疗中，我肺部扩散的癌细胞越来越少，医生说这可能与我发高烧有关。

我住院将近四个月，在这中间妹妹和医院的护工在治疗期间给予了我很大的照顾。我的同学为了不让我在虚弱的时光里觉得孤独，轮流来陪伴我，没有空缺。这种有人陪伴的感觉很令人愉悦，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他们的关怀让我感到温暖，他们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很多力量，让我有了与病魔抗争的勇气。

陪伴是一个很美好的词语，她们的陪伴在我心底种下了种子，让我想要将我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关怀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在面对病痛的时候，不再感到孤独。

治疗结束后，我曾尝试继续回去工作，结果两个月后复查情况不好，又被安排了化疗。为健康着想，我不敢再回去工作，去办理了病休，后来又办理了病退。

期间偶然的机会，我与云南省红十字会癌症康复专业委员会有了两次接触。起初，我在报纸上了解到这个组织的信息，随后在住院期间，两位病友的推荐让我对康复会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我害怕在康复会中看到病友离开，就像八年前看我父亲离开一样，认为康复会中必定充满了癌症患者的阴云。然而，我的病友们告诉我，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康复会里有许多癌症患者活得精彩，你应该去看看他们的精彩生命。

康复会离我家并不远，但我前两次去都没遇到人。正当我打算放弃的时候，我又一次路过那里，那次我看到了人，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姐妹接待了我，带给了我特别温馨的感受。我决定加入他们。

在康复会中，因为园林局给了我们免费入园证，我们为了感恩，经常到公园捡拾垃圾，一次在参加捡垃圾活动时，原秘书长胡琨问我想不想加入文艺队，在文艺队里大家一起欢欢喜喜唱歌跳舞。文艺队里大多都是乳腺癌患者，我是子宫上的癌症，在外人面前，我们不希望他人探及这个“禁区”，不愿意讨论自身的病情，但在文艺队里，我们不再“特殊”。

和她们在一起，我才知道我们原来也可以游泳的。她们游泳时也很坦然，在洗澡时只将毛巾搭在伤口处，有一位还问我：“你要过来看我的伤口吗？”我不敢看，她又说“没事，你过来看嘛”。看了之后，我很震撼，只觉得她们太勇敢了，能够这样去面对自己的疾病。而在这些姐妹的分享中，我也开始变得坦然，从那之后，我意识到我应该留在康复会，在我有生之年为她们多做一点事情。

因为之前有过得奖的文章，我成为了康复会里的编辑，开始做《云南癌症康复》通讯，逐渐将康复通讯从一张纸发展成了一本期刊。后来，在康复会里，我经历了太多太多感人的故事。我们一起评了抗癌斗士、抗癌明星、抗癌寿星，被评为抗癌斗士后，我们这些满了五年的“斗士”一起用一杯清酒敬生命的奇迹，告别了不能喝酒的以前，我为此写下《为生命干杯》，后来我们将文艺队改编成绿洲艺术团，我把它写成了《走向绿洲》，在时间走到第十年时，我又写下了《走过十年》，将我十年的心路历程印在纸上。

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尽可能的陪伴。期间送走了很多人，也迎来过很多新的病友，我有时会下到病房去尽量地帮助她们，力所能及地提醒她们复查，还会将自己的坎坷和艰辛剖析出来，不厌其烦地说给她们听，让她们知道患癌并非无望。在我的鼓励下，有些人会变好，但也有病友走不过去，我也会陪伴她们直到离开。

在康复会的第十年，我辞去了康复会绝大部分事务，开始做我喜欢做的事。我喜欢登山，并且成功地登上了哈巴雪山的顶峰，那一刻，海拔5349米的高度，让我看到了人生的无尽可能。

我曾经梦想攀登珠峰，那是我与一个朋友的约定。但后来我们发现费用太高，条件也太苛刻，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选择了哈巴雪山，哈巴雪山是登珠峰的“敲门砖”，海拔同样很高。

我与6位驴友一起攀登，他们按我的网名“笨鸟”来喊我“笨姐”，其中有一名来自福建的朋友，在离顶峰还有200米的时候，他因为高反而无法继续前行，我劝他就地等待或撤下山，他跟我说，“笨姐我一定要登顶。”我无法停下来照顾他，只能继续前行，在山顶等他。还好有登山队的协作帮助他登顶，当他最终到达山顶的时候，他一个一米八的大男人，激动地哭了起来。而我登顶后，心境瞬间开阔，那一刻之前所有的苦累都已经不再重要，只觉得生命有无限的希望，以后面对困难，我相信我都能平静的去对待。

我也很骄傲，我已经50岁了，还是癌症患者，但我依然能登顶哈巴雪山，而在我之前基本没有50岁还患癌的女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在心里边，真的很高兴，也为自己点赞。

在登顶哈巴雪山之外，我还带领着户外登山队，攀登了昆明附近的十峰，每一座都是2600米以上，虽然有时候走得都不如一些比我年纪大的人快，但很多人翻不过去的山，我都能翻过去。周围人了解我的情况后，表示很佩服我，每当听说我带队，很多人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去。

不过，虽然我的康复状况还算不错，可以进行户外活动，可以登山。但之前的化疗多少还是造成了骨骼损伤，近年脚开始不时疼痛后，我降低了登山的频率，转而开始建立龙舟队，龙舟队是我新的“探险”旅程，不仅可以体验户外的乐趣，还可以感受到团队的力量。

登山、露营……在我沉迷于挑战高峰的时候，2011年6月，在朋友的联系下，我与艺术团来到监狱演出，从那之后，我陆陆续续开始返回康复会参与工作。

但我的心还是野的，只要有机会，我就还要出去玩。直到2015年接触到另一个公益组织——那是一个专门服务于麻风病人的组织，在那里，我了解了社工这个概念，也积极参加社区考试，虽然没有通过社工的考试，但我学习到了很多关于社会工作实务、社工工作理论以及社会工作组织的一些法律法规等知识，并将其应用到了工作中。

期间，有一件事让我意识到，我必须要往前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乳腺癌癌友李苏，因太过劳累乳腺癌复发转移于2021年1月离世了。

受她影响，我参与了清华大学的公益慈善研修班，学习了很多东西，在她离开后，我更加意识到我也要担负社会责任，用自己学到的东西为康复会添砖加瓦，其中最多的就是在其他病友愿意倾诉时，做一个好的听者，并力所能及给出支持。

在29年的生活旅程中，我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面临过最大的挑战，是家庭的变故和离婚。我前夫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使我们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不得已我们选择了卖房离婚。这一切让我感到绝望，我甚至想过放弃生活，但在最黑暗的时刻，我的朋友们包括癌友从未放弃我，陪我度过困难，为我带来了希望。

他们都是我的贵人，不仅是他们，在每一次生活的挑战中，都有人能扶持着我，让我走过那些坎坷。他们的支持也转变成了我的力量，让我能够更加尽力地去帮助每一个人。

时间线走到现在，我将“心理团辅”安排进了我的工作重心，因为我发现，当人们聚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那种共享的力量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温暖和希望。我们艺术团用音乐、用自己的舞蹈、用自己的肢体表达出的感情，带着病友们一起，把在别人面前说不出的话说出来。

如果病友们愿意哭出来，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会在这时给予一个温暖的拥抱。最后我们还会安排老癌友讲述自己的故事，让她们看到癌症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走，我们都有无限的可能。

癌症是一场不该独自面对的战争，我也不会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会继续传递温暖与力量，让更多人在爱中获得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