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城市N多“有为人士”纷纷不停地讨论房价的时候，小地方的人其实还在思考这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种思考与其说是思考，更不如说是被迫去“压迫”自己。
我小的时候，村里有很多人都会“出去挣钱”，即便在那个城里公共厕所要收费的年代大城市的人会经常抓没有工作的外地人并“遣返”，但村里人依然前仆后继，在大城市里抱团取暖。因为留在村里，除了能挣到吃饭的粮食，基本没有其它收入来源，地里种出来的庄稼先要以低于市场价的收购价卖规定的数量给地方粮库，然后那个年代的九年义务教育学费非常之不亲民，尤其是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群体来说，因此不得不外出以增加收入来源。
印象里很多小伙伴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父母都不在身边，更谈不上少儿教育什么的了。而爷爷奶奶基本上还要忙农活和喂养牲畜，能保证全青少年子孙的一日三餐已经非常不易。这就引出了一个“出去挣钱”最明显的弊端和代价，那就是增加的收入是隐性的，但是付出去的成本却是无形和长远的。
不过，即便站在现在的城乡结构对比上，农村人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被动地去放弃一些看似暂时不会有很大负面效果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需要生活，需要看到希望。
在自媒体、短视频不发达的年代，你不去城市里走一遭，根本就不知道所谓的城乡差距到底有多大。所以其实这些渠道是有非常必要的存在意义了，它们拉平了城乡在认知上的差距，尽管对实际拉平实际贡献度几乎可以忽略，但是能够让农村群体认识到这种生存状况上的差别，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顺带产生的负面效应就是进一步刺激了“出去挣钱”的需求和迫切性，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自然也就不会产生欲望，一旦知道了，这种需求就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时刻撺掇着那不甘于贫穷、不甘于人后的心灵。
时代不同、地点不同，即便是相同的一个人，结果会出现非常大的区别么？
这几乎是必然。
同样的一个人，从改革开放开始，留在农村辛勤耕耘，与假如他去往城市，哪怕是做个小生意，差别大么，非常大。
因为，这么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红利主要是在城市，而城市发展的主要红利是在土地和住房，如果你一直生活和拼搏在农村，抱歉，从购买力的角度来说可能并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但是如果你早早尝试去往城市，即便不考虑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加成作用，即便你在城市里从事体力活，享受所谓人口红利的可能性也远远大于留在农村。
“出去挣钱”与知青下乡完全是两个概念，当然二者主体的流向本身就是完全相反的。前者是流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可以说是主动的选择，但代价就是“老无所依”和“留守儿童”，但是也有很多确实是实现了类似于“鲤鱼跳龙门”的改变命运的案例，尤其是在以往的那个到处充满机遇的年代；而后者则是流向农村和落后地区，这肯定不是完全的主观意愿和自我选择，多是被动和苟且，但是大多数结局都还可以，因为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出身的城市，保留了近距离接触时代发展红利的机会。
前段时间看陆铭老师的《大国大城》，就强调一定要人口自由流动起来，尤其是劳动人口，逐步放开户籍等方面的限制，会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实际上短时间内实施起来难度很大，而且即便如此实现了“出去挣钱”的便利性和相关保障，本质上就更加支持了地区间差异的客观存在性和要素禀赋的重要性。
我始终认为，从我们的经济发展历程和当前的实际现状来说，造成所谓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异，最大的因素并不是人员素质的差异或者说勤劳程度的差别，更可能是区位上的差别和政策禀赋上的不同。比如现在的三大所谓一线城市，一个是首都，一个是解放前长期浸淫在资本主义经济理念里，还有一个的发展过程是贯穿着对外重新开放和香港回归大陆怀抱的全过程的。可以说都离不开一定的偶然因素，而且将这三个一线城市现在所享有的那些政策、央企总部驻地、税收差别待遇、政策功能性部门放到全国任意一个城市，我相信那个城市，即便是在新疆西藏，也不会很差，照样可以崛起一座超级城市来。这不是我们国家的特殊性，其实很多国家都是在迁都的操作中证明了这一点。
可能确实也到了思考一味“出去挣钱”，帮助大城市抬高要素价格和生活成本，最后落后地区从仅剩“老弱病残幼”到“空村”直至消失在地图上的时代局限性和合理性的时候了。大城市固然需要燃料，但是小镇和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靠现在所谓的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只能说是暂时只是“治标不治本”。如何让“出去挣钱”人的隐性成本降低，不用放弃那么多精神报酬去换取经济报酬，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上山下乡运动或许过于极端，但是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至少可以让先富起来的城里那部分群体跳出绑定在地产财富幻觉的思维，换位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避免合成谬误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