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有个同事是老股民，炒股很多年了，过往年份业绩据说还挺不错的。
连他最近都对A股彻底失去信心了，原话是“从未有过这么强的想尽快把资金从股票账户全部撤出来的感觉”。
因为整个市场和参与其中的各股力量，已经完全变了。
改革开放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普通人而言，开放的意义远远大于改革。
改革的起点是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可以说是一种偏被动的、试错性的选择，但确实是改变了农民阶层的命运，类似于是一个0到1的过程。
但是农民完全缺席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大繁荣的时代红利，除了部分城市城乡结合部由于发展所谓的新城、新区得到了拆迁分房的好处外，大部分农村家庭都是高房价的被动接受者，而且由于后知后觉的原因大概率在房价相对较高的阶段“斥巨资”加30年的杠杆去城里“抬轿子”。
再谈开放。
这个毋须多言，以深圳为例就知道了，深圳发展至今，开放因素肯定远远大于改革因素，如果把涉及开放的相关改革归类于开放因素的话。
正是与世界的结合，贸易的大发展，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释放了长期过剩的劳动力，想过上好日子的欲望与要素的全球性趋利流动恰好契合。
要知道，可能就在小20年前，应届毕业生求职时，最热门的选择不是公务员，不是银行券商，而是外资企业，什么快速消费品，什么四大会计事务所等等。外资企业所谓的global pay，在大陆当时是已经考虑相关因素进行压低了的，但是相较于体制内的状态那时候还是很有优势的。
那现在呢？
外资持续退出，原因可能是多样性的，既有经济上效率最大化的考虑，肯定也不乏政治或其它方面的因素。
这种影响注定是不均衡的，对部分行业来说，可能是好事，比如基础薄弱暂时还不具备竞争能力纯靠保护而生存的相关产业；但对于外资进来之后已经把透明度提高、服务标准拉起来的一些行业来说，那就肯定会出现不知道是不是暂时性的迷失，不知所措。
看香港的报道可能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不论是外资公司，还是外籍人员，撤离香港的速度应该是回归后最明显的时期了。
也不要一谈到外资因素就说政治，很多外资企业可能就单纯觉得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现在的工业地价和营商环境，人家也是有感知的，跟十几年前比的话。
我家后面有一大片农田，像现在这个季节，前半夜是有持续的蛙鸣声的。我在想这可能是青蛙的本能，有一只带头叫了，其它就会自然的跟随。
这个时候，最早叫的那几只青蛙就非常重要了，节奏就由它们所把握，叫声的大小、节奏都大概率由它们做决定。
从引领社会变化的角度来说：
改革开放初期，试图在城市里也引入家庭联产承包的时候，乡镇企业就是那几只青蛙，包括分税制改革后的下岗潮和股份制改造；
加入WTO之后，外资企业成为了那几只青蛙；
进入房地产大繁荣时期，那些开发商，火上添油的影子银行和背后的金融机构，接过接力棒成为那几只青蛙；
地产熄火，全民进入保守缺乏信心的状态，现在谁又能站出来，接过来那接力棒呢？单看我家后面这块田来说，周边钢筋混领土越来越多，农田受到多方向的挤压，如何确保身后的这帮青蛙群体能够长期稳定的生存下去，不可谓不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