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充满了杀戮和血腥的噩梦过后，翌日早晨，她将冰箱里所有的肉拿出来，铺在地上，然后扔进垃圾桶。眼前的景象让丈夫暴跳如雷：「你知道这些肉多少钱吗？」让他更气愤的是，因为忙着清理这些肉，妻子没有像以往一样为他准备丰盛的早餐，也没有为他奉上熨烫一新的衬衫。没有工夫系上领带，光是自力更生准备完出门的行头，已然险些赶不及上班的地铁。
这是韩国作家韩江小说《素食者》中的一幕。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 10 月 10 日下午 1 点，瑞典学院将 2024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位女作家，「以表彰她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
早在 2016 年，韩江就凭借 2004 年完成的《素食者》获得国际布克奖，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唯一一位布克奖得主。2013 年，这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因为书中荒诞、直接甚至暴戾的情节遭受了一些负面评价。有读者在网上评论，觉得这部作品无病呻吟，且处处充满冒犯。小说分为 3 个部分，从丈夫、姐夫和姐姐 3 人的不同视角讲述女主人公英惠的故事。丈夫俨然自觉是受害者，他认为变成素食者的妻子是在发疯，不仅毁了原本高性价比的婚姻生活（也就是妻子全身心为他服务），也让他无法融入同事的社交，成为一个边缘人。陷入中年危机的艺术家姐夫虽然没有像英惠的丈夫和父亲一样对她拳脚交加逼迫她吃肉，但被英惠的怪异所吸引，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这个素食者身上。
最终，小说在姐姐仁惠的叙述中结束。但从始至终，在这个关于吃肉和父权的故事里，英惠一言不发，无论在字面意义上，还是文化意味上，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语者。
在被翻译成英文，进入西方视野之后，《素食者》成为文学界和社科界最为关注的文本之一。不断有文学研究、亚洲研究和性别研究领域的学者从各种角度对作品进行阐释。原因显而易见，韩国是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最热衷消费肉类的国家之一。因为价格昂贵，吃肉在韩国成了某种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与此同时，韩国也是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父权等级最为明显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几年前的「N 号房」（又称「博士房」事件，是指 2018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 3 月间发生在韩国的性剥削案件），还是今年愈演愈烈的「Deepfake」（深度伪造技术）， 都验证了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消费和剥削。就像小说中英惠的母亲对她苦口婆心的劝说，如果不吃肉，就会「被别人吃了」。
法国社会学家 Pierre Bourdieu 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tion :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一书中曾指出：「在文化上，肉类是活力和支配力的象征，食用肉类既能使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又能使人体充满从事高能量工作所需的蛋白质和脂肪。」因而在长久的社会发展里，「肉食」是一种隐喻，代表着人类基于欲望、控制、等级建立起来的社会规则。这种权力构建体系可以追溯到男性充当猎人的狩猎社会。虽然狩猎不再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但其中的权力结构被延续下来。女性 / 动物是狩猎的从属者，男性 / 人类是狩猎的支配者。在这个意义上，身处父权社会的女性，和身处人类食物链中的肉类一样，都是被凝视、被消费的对象。
1990 年，美国作家 Carol J. Adams 出版了后来被女性主义者和动物权利倡导者奉为圭臬的《肉类的性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在这本书中，Carol 为所谓「肉类的性政治」给出了定义：「一种将女性动物化、将动物性化和女性化的态度和行为。」 当一只羊被宰杀后，它只是一件商品，人们买到的是羊腿，而对这只羊没有任何的了解和认知。当一块肉成为晚餐时，动物对身体的所有权就完全消解了，而作为被凝视、被消费对象的女性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在父权制的肉食社会中，女性和动物被剥夺了自身的主体性，变成了一种「缺席的参照物」。
早在 1970 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 ，女性主义与素食主义就产生了紧密的关联。1974 年，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 Françoise d’Eaubonne 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t）的概念。女性和自然经常一同遭受压迫，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发现。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激进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她们都致力于分析这种压迫，并理解其文化、社会和经济的根源。从 1970 年代的法国到 1980 年代的美国，这一概念被一次次使用在女性参与的生态运动中。无论是反战反核游行、呼吁保护女性农业社区还是反对污染、反对滥砍滥伐和过度开发土地，呼吁实现环境正义，这些运动一直拥有一个稳定的观点：女性抗争和生态抗争之间的结合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短暂的，两种斗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 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都源于父权制统治。
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生态女权主义将对自然和动物的统治与对女性的剥削划上等号。1970 年代， 「血根」（Bloodroot）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开业。这是当时少有的旗帜鲜明宣扬自己是女性主义素食餐厅的场所。据主厨、女性活动家 Selma Miriam 介绍，在当时，人们普遍觉得，经营一家女性主义餐厅意味着不能烹饪任何肉类。也许女性主义朋克歌手 Kathleen Hanna 的歌词能解释这种「理所当然」。她在 《骗子》（Liar）这首歌中唱道：「吃肉、恨黑人、打你该死的老婆，这都是一回事。」（Eat meat / Hate blacks / Beat your fuckin' wife / It's all the same thing）
如歌中所唱，最近十几年大行其道的素食主义，也许正是 20 世纪声势浩荡的解放运动在新世纪的长尾效应。从种族平权到女性主义、酷儿文化，再到如今的动物权利和环境权利，各种领域的解放运动，都是从颠覆人们习以为常的深层文化传统开始。而进入 21 世纪，对气候和环境的关注，将过去被视为私人领域的餐桌，推到聚光灯下。按照哲学家 Michael Fox 在《深层素食主义》（Deep Vegetarianism）中的论点，素食与否，在今天被赋予了政治和伦理意味，素食主义也许将会成为文化先锋运动的最新且影响深刻的冲击波之一。
和韩江的《素食者》一样，《深层素食主义》在国内时隔数年的两次出版，见证了社会语境的变化。2005 年，《深层素食主义》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印量不过 5000 册，评论大部分都在自表身份：佛家弟子、素食中人。2021 年，当小说《素食者》再次重印之时，当初「被冒犯」的读者已经感受到人类无差别的暴力和女性无声而坚定的反抗，反思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剥削。虽然在中文世界，对动物权利和女性意识的宣传还远远不及西方世界的十分之一，但在 2024 年的今天，当越来越多的素食餐厅甚至素食精致餐饮进入大众视野，提起「素食」，人们并不再会自然联想到信仰，提起动物权利与女性主义，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
但素食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绑定，并非没有陷阱。2015 年，美丽的素食主厨 Chloe Coscarelli 以自己的名字在纽约开了一家素食快餐店 「By Chloe 」。《纽约邮报》的报道直接以 「这位性感主厨会让你变成素食主义者」（This Sexy Chef Will Turn You Vegan）为标题。文章放大了 Chloe 「光亮的头发和模特般的身材」，声称「这将让她成为素食主义者的偶像」。而市面上，也不断有素食食谱以纤细的模特肖像吸引读者。换言之，一直与女性主义深刻构建的素食主义运动，正在被当作工具，重新塑造被物化的「理想女性」。
甚至主厨 Chloe 本人在聊起自己的香菇培根时，也自豪于她的非素食男友 「分辨不出」这种素食培根和真猪肉的区别。这些描述，无一不是建立在基于父权社会的传统性别角色和传统角色口味的刻板印象之上。所以 Carol J. Adams 在接受采访时不无遗憾地说：「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正处于可以重新认识基本文化结构的变革时刻，但我们却置之不理。」
在 Carol 看来，「肉类性政治」的力量处处可见。素食主义者常以「植物也能强壮」（Plant-strong）作为口号。但这种说法，潜台词里仍然暗示着「吃素会让人不够强壮」的刻板印象。当身处主流话语和父权制的框架之中，任何非此即彼的定义和反驳，似乎都在验证「肉类性政治」的影响。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一直在想方设法重新整合话语。破题的方法，也许在于跳出二元对立的框架，不为女性和男性、素食或食肉贴上任何特殊「天性」的标签。不因身为女性而选择素食，也不为维护男子气概而选择吃肉， 最理想的图景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