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醒来，我看到妈妈倚在床边，轻拍着我的胸口，嘴里絮絮叨叨重复着「睡吧，明天睡醒就好了」。客厅传来有节律的唰唰声，像成熟的稻谷整齐地穿过竹筛。我确信，有人在大门外反复念诵我的名字，像欢迎风尘仆仆的客人，语气里满是期盼和热络。那时，我约莫 10 岁，对眼前的古怪场景百思不解。后来得知，我无缘无故高烧不退，外婆便传授给妈妈一个土方 —— 将糯米和茶叶混合撒在门口，同时呼喊人名，可以让受惊迷路的魂魄循声而回。
这段「喊魂」经历让我对糯米油然生出许多想象，以至于在电影《僵尸先生》中，看到林正英饰演的茅山道士用糯米、公鸡血、墨汁压制尸棺的时候，我也深信不疑。
尽管缺乏科学依据，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信仰体系下，仍流传着形形色色关于「食物与辟邪」的故事。人们广泛认同食物具有社交价值，但在中国民间信仰和西方宗教的叙事中，与祖先或神祇对话也是一种「社交」，这类交流往往通过特殊的仪式表现，食物是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沟通媒介。
在理性和科学出现前，人在遭遇既有经验无法解释的自然物和现象时，会不由自主地用「神性」解释一切，尤其在物质匮乏时期，赖以生存的食物被看作神的福祉，越是难得，越需要精心制备，就越具备驱散邪祟的效用。《楚辞》里的两首招魂诗《招魂》和《大招》，皆借献上「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内仓鸽鹄，味豺羹只」等佳肴，诱使迷失的魂魄回家，十分生动地佐证了用以辟邪的食物在世人眼中往往具有美好意义。
考虑到不同文明语境之间的差异，想要全面描述各种食物在仪式和宗教里的使用情况几乎是天方夜谭，然而不乏一些在人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食物，在从古至今的辟邪传说中都能找到踪迹。
比如鸡。没有人知道世界上第一只鸡是何时诞生的，但它的步伐却踏遍了世界上除南极洲和梵蒂冈以外的各个角落。鸡无法飞翔，从远古的亚洲丛林中走出后，一路跟随人类的脚步，借助往来频繁的国际贸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提供人们需要的一切。鸡的价值极高。在斗鸡场里，它们骁勇善战的精神能鼓舞观众；遭遇饥荒，鸡的各个部位都能拿来烹煮，让人得以果腹，获取营养；达尔文在鸡身上做研究，巩固了进化学说，Louis Pasteur 则利用鸡研制出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疫苗。正因为鸡的无所不能，它在古希腊被视为「康复和复兴的神」，人们会在患病的时候向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献祭一只鸡以求恢复健康，更有鸡的狂热信徒认为鸡蛋可以颠覆神学，取代世上的所有神庙。
到了东南亚，公鸡血是至关重要的驱鬼介质，它和糯米这一对组合，几乎被运用到所有僵尸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即便是今天，宗教仪式中以整鸡敬献神灵依然被视为较高等级的祭品。在重视祭祀的中国南方地区，祭品「三牲」中的猪和鱼被允许替换成其他食物，唯独鸡不能。鸡的啼鸣能带来光明，又谐音「吉」，人们信奉它是一切正能量的化身。更能彰显鸡对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同样影响深远的，是它作为传统节日食物延续至今，在端午节，中国人会特别准备红色鸡蛋（红色在宗教或民间信仰中被认为有驱鬼、净化身心的作用）。尽管人们不再将食物驱赶邪恶的寓意挂在嘴边，但这种潜移默化恰恰说明人类对鸡的依赖早在数千年前就埋下伏笔。
探讨食物与辟邪，势必要谈到传统节日。在宗教信仰日渐衰落的时代，节日往往保留了日常生活中所失去的一些痕迹。在中国，每个传统节日都对应着特定的食物，每种食物背后都关联着一段神话，但要论最有名、传播最广，且在今天依然得到充分实践的是粽子。
粽子是糯米和植物的组合，如果要在驱除邪恶的功力上分出高低，糯米显然更有说服力。糯米是一种非常古老和神圣的食物，1970 年代以前，中国西南地区部分傣族、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曾以糯米为主食，可以说，糯米是这些民族文化延续的根基之一。一般来说，某种经过驯化和培育的作物，往往早在人类种植经验形成以前就已经出现。翻阅可考的古老文献，现代意义上的「糯」字最早被记载于晋代吕忱的《字林》中，实际糯稻的起源要更加久远。由于缺乏系统性的史料证据，人们便对糯米的起源进行充满想象力的诠释。
贵州侗族人认为糯稻是由天上的神鸟麻雀和魅鸟带向人间，布依族则坚信糯稻是由一个英雄少年在神的旨意下，战胜了虎豹豺狼蟒蛇后取得了种子，而同样处在糯稻栽培圈的东南亚地区会更偏信世上存在糯稻女神。这些散布在民间形形色色的神秘传说无一不在向世人说明「糯米是有神性和灵魂的」，人既可以借助它超然的力量除恶辟祟，也能通过食用糯米将神的灵魂转移到人的身体，从而延续生命。为了留住「谷魂」，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的一些民族甚至发明了专门的招魂、复魂工具和仪式以表尊崇。
在中国，每个民族都有各式各样祭献神祇的活动，唯独端午节是人们对糯稻神性普遍认知的集中表现。受传统文化中阴阳思想的影响，古人认为端午的「午」指「阴阳相交」「恶月恶日」，于是在这一天，为了抵御疫病和邪祟，人们将糯米用艾草、菖蒲、芦苇等带有特殊清香的植物包裹起来，用于祭祀、食用。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将粽子和端午民俗一起带回，并效仿中国宫廷的贺节形式，自上而下在全国普及挂菖蒲、插艾草、吃粽子、驱邪气的习俗。据《庆贺的食文化》一书记载，粽子传入日本后，最早使用茅草叶包裹糯米。在当地，茅草被信仰为神圣的、有咒符功能之物，粽子的日语发音「timaki」也由此而来（由「茅草」和「包裹」两个词合成）。尽管后来日本各个地区开始使用当地的植物裹制粽子，且形状、味道各不相同，仍通过沿用「timaki」统称端午食物来体现传统信仰。
由于日本的端午节与纪念屈原无关，所以粽子的民俗功能得以放大。在广岛地区，人们习惯将粽子高高悬在房柱上，口中念诵「梦粽」二字，便可以驱赶噩梦，而爱媛县表现更为极致，认为粽子必须在大门口挂上一年，每天早起看一眼，才能解噩梦、祛疾病。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生活经验的积累，食物驱邪避役的信仰逐渐变成一种民俗意识和节日仪式被保留下来，这种与日常生活「脱节」的举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感受自然与生命的古老方式，是一种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非理性表达。
除此之外，一些具有特殊气味的食物也曾被视为重要的辟邪工具。在古人看来，散发香气是植物引起神灵关注的方法。在许多文化中，大蒜都充当着驱邪避祟的角色，不仅因为它的起源足够古老，参与了欧洲、非洲、亚洲文明文化的构建，更在于它的食物特性，在资源匮乏时期对人们的生存、健康、烹饪等各个方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蒜的文化意义主要源于它的药用功能。大蒜的梵语单词是「mahoushudh」，意为「万能药」，许多古代医学文献都曾提到它的药用价值。小到消化不良、身体乏力，大到麻风病、心脏病等，大蒜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治疗效果。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肆虐，医生和牧师会使用大蒜和其他香料、药草混合制成的面具来抵抗病毒。人们推崇大蒜的实用功能，也深深崇拜并依赖着它神秘莫测的力量。根据古埃及的记载，当时金字塔的建造者每天都能获得一定量的大蒜，人们相信食用大蒜可以预防疾病，增强体能，但除此之外，只有少量扁面包和啤酒用来果腹。为了争取更多食物，建造工人以放弃金字塔来要挟统治者，结果换来了更多大蒜。
如今看来，大蒜对高强度体力劳动者填饱肚子无济于事，但在当时，法老坚信大蒜比其他食物都要奏效，不惜花费相当于今天 200 万美元的巨资确保大蒜供应，十分郑重和神圣。到了古希腊，大蒜的非生存用途被进一步丰富。士兵会在自己征服的国家种植大蒜，相信这样可以将勇气转移到战场上；十字路口的石碓上也能看到大蒜的身影，这是在驱赶恶魔，保护晚归迷路的家人；古希腊诗人荷马在神话史诗《奥德赛》(Odyssey）中描述尤利西斯之所以能从邪恶女神喀耳刻手中逃脱也是因为大蒜。
1897 年，爱尔兰作家 Abraham "Bram" Stoker 发表哥特式恐怖小说《德古拉》（Dracula），里面写到将大蒜编织的花环带在身上，并在房屋的门窗上涂满大蒜，可以抵挡吸血鬼的入侵。随着小说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大蒜可以对抗吸血鬼」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实际上在中世纪的欧洲民间传说中，大蒜不仅可以抵御吸血鬼，对狼人、恶魔亦奏效。人们之所以对这个气味独特的食物有着狂热的追捧，归根结底还是当整个社会被瘟疫笼罩时，大蒜是为数不多能使人减缓痛苦、延续生命的良药。
香辛料「辟邪说」在中西方文化中都不鲜见。曹禺在《中国食辣史》中分析，「先民很可能为了改善室内的气味，驱赶蚊虫，而把一些具有强烈气味的植物悬挂在室内和门口。久而久之，这种行为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意义，从而成为一种文化习惯」，只不过随着时间迁徙和生活条件改善，人们不再沿用这些古老的办法，只是在特定的节日或佩挂或悬吊大蒜、花椒、艾草、菖蒲，把它当作一种富有表演性质的庆贺仪式。
如今，谈论「食物与辟邪」似乎显得有些过时，然而在食物成为食物之前，它们和宇宙、和自然流动联结，不断更新，有着人类文明无法厘清的起源和生命历程。当食物参与构成了人类所生活的物质世界时，它们丰富的用途逐渐显现，除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也在特殊时期给予人精神支撑。就像张光直在《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中写的那样，人类的饮宴和神祇的餐桌是紧密相关的，尽管用食物与世界隐秘部分交流乍看上去有些不切实际，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人类在真挚地传递心愿，企盼美好，是一种关切人与自然的「不合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