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边》是2021年，我在西藏拍摄的一部纪录电影。距离不只是物理上的间隔，同时也是时间和心理上的间隔。来到巴黎一年，我仿佛离西藏更加遥远了，伸出手去也抓不住。今天一早醒来，看到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院长王方教授写的影评，我一下子又回到了西藏墨竹。烧了一壶茶，我静静地在窗口坐着。 我仿佛又看到了满脸慈祥的老藏医曲吉桑布，我陪他走在神秘的思金拉措湖畔。我看到了做面具的淳朴敦厚的加措，正用金线勾勒着神祇的眉目。我看到了藏戏上的姑娘和少年，看到了羞涩的绣着唐卡的拉宗卓玛，看到了捡拾牛粪正在归来的给大山唱歌的次仁曲珍。我又清晰地想起这部电影开头我写的一段话：
我做了一个梦。
在连绵的群山之中，响着鼓声，一群人在跳舞。
这是一个墨绿色的梦。这是我从西藏回来之后，许多次做的一个梦。
我想，所有从西藏回来的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梦吧。
下文转自王方教授的公众号：“时光的侧面”。衷心感谢。文末有电影链接。
《在天边》的首映是在一年前，应导演申赋渔先生的邀请我去参加了在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首映礼，对西藏题材的纪录片我在题材上是熟悉的，在情感上是亲切的，所以一年后，当南京的初冬来临，我重新看了一遍这部片子，依然觉得很好。纪录片从来不是赶热闹的，它纪录和展现的内容常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显得珍贵。
一部《在天边》把我重新带回了高原，带回了西藏。
我的诗人朋友马海轶说，西藏青海是一对姐妹。1990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在青海电视台专题部，那时候的青海电视台专题部人才济济，创作出了《黑颈鹤》《唐蕃古道》等一批有影响的纪录片，青海电视台更因为拍摄了《西藏的诱惑》而声名鹊起的刘郎导演，在全国的纪录片界很有地位，我当时接到任务，为中央电视台《地方台50分》拍摄系列纪录片《藏医》，那是我第一次拍摄要求比较高的纪录片，当时用的还是索尼4800和6800的背包录像机，大3/4录像带，我的师父是当时青海电视台的专题部主任常立岗，他是大型纪录片《唐蕃古道》的摄像。我跟着师父开始了西藏之行，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对我的人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时候看了很多关于西藏的书，马丽华的《藏北游历》《灵魂像风》扎西达娃、阿来的小说，现在一些藏族导演拍摄的藏族题材的电影我都非常喜欢，像万玛才旦的电影《塔洛》《撞死一只羊》松太加的《阿拉姜色》《旺达的雨靴》等等。所以《在天边》我是非常喜欢的，我在片子中也我也看到了藏医的拍摄，感到非常亲切。
《在天边》表现的是西藏墨竹工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留下来的人类文明的遗存，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人类创造的一切超越于自然的文化，人类不仅生存于自然的物理世界中，也生存于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或者说文化的世界中，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逻各斯的动物”，逻各斯就是理性或者可以把握的规律，康德说“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我们创造文化，也被文化创造。
藏族文化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符号和文化遗产，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多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在天边》围绕着“望果节”即将到来，从中选择的“藏医、藏戏面具、唐卡、藏族歌舞、望果节”等等，就是藏族文化的符号，物的符号、行为的符号，民俗的符号。
藏族文化跟自然密不可分，跟人的内心世界紧密关联，这也是藏族文化中最为直接和动人的部分，因此，拍摄藏文化的纪录片很多都是在记录和描述藏族人与自然的关系，像著名的《藏北人家》《第三极》等等，还有像《八郭街16号》这种以怀斯曼真实电影的方式探讨文化、社会，群落和人的关系。
《在天边》我也是从这两个视角来关照所表现的内容，它用一种串珠式的结构来进行叙述，第一个藏医的故事所表现的是藏族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藏医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公元6世纪前，藏医就可以做开颅手术。
老藏医曲吉桑布体现了藏族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藏医和季节，历法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藏历的天文历算很神奇，1990年我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上看着一群红衣喇嘛在沙盘上写写划划，然后又迅速抹平，我很好奇，问师父他们在干什么，师父告诉我他们正在算来年藏历的历法。天文历算表现的是时间，空间，人，自然之间隐秘的关系，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的规律和运行，药的生长和采集要符合时间和季节的特征，就像村子里的那个历算的圆盘，代表的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规律，人的一切活动都在时空的普遍规律之下。藏医所有的药物都是取自自然，植物药、矿物药，还有动物药，都是从自然中汲取，而人也是自然之一部分。
影片中关于铁蛇温泉的描述同样是人与自然生物和谐相处的观念，温泉中的铁蛇从不伤害任何人，只有在大雨中才出现，而有着铁蛇的温泉可以治愈很多疾病。藏族人对生命，对自然的认识有着一种超验的哲学观。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中年的面具匠人加措，面具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符号，藏戏上的面具有着某种神性的附着，当人戴上藏戏的面具就具备了跟神灵沟通的能力，此时的人超越于世俗，在酒神般的舞蹈与叙事中完成了人与神的交。藏戏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的文化的宗教性、艺术性的表达，面具是这种表达的符号，它表达了人与神的世界的沟通，戴着面具的神/人一体，在藏戏中驱魔辟邪，这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神性具象化的，符号化的表现，而制作这种面具的匠人加错，就不仅仅是一个工匠，他制作面具的过程就成为了与神性世界沟通的过程，这一制作过程被赋予了更多文化的意义。
第三个故事讲的是“唐卡”手艺人青年念扎和拉宗卓玛：如果说藏戏是一种宗教性的舞蹈，那“唐卡”就是一种有着宗教性的绘画艺术，片中没有去表现“唐卡”描绘的的宗教内容，而是聚焦于手艺的念扎和拉宗卓玛手艺的高超，表现心手之间的通融，念扎和拉宗卓玛的手艺超然于时空之上，而这种手艺的形成是一种藏族人面对生活的态度所决定的，他们热爱世俗的人间的生活，享受家庭平静而和谐的情感，他们在自然中是轻松的，他们的内心的平静的， 念扎和拉宗卓玛的故事是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是对爱情美好的颂扬，是告诉我们这人间值得。
片中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唱歌女孩次仁曲珍，这是一个当下的故事，次仁曲珍歌唱得好，但在这辽阔的高原上，她却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和非遗通常表现传承不同，她想要走向外面的世界，去看外面的世界。在她身上体现的不仅是藏族传承歌舞，还有这个时代的时代性。次仁曲珍被送到南京学习，在江南金陵，她所体会和感受到的不仅是现代的城市生活，还有与高原上完全不同的江南文化，次仁曲珍是青春的，张扬和活泼的，她不仅属于高原，还属于远方。
文化真正的意义是理解和沟通，跨文化的解读和呈现在今天就更为重要，非遗不仅是传承，也是从古老的昨天到今天的创新与发扬，年轻的次仁曲珍有了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阅历，也就有着更可期待的未来。
瓦尔特·本雅明给故事下过一个定义：故事是“来自远方的亲身经历”。这一定义给了两个基本属性：故事不是时时刻刻都切身发生的，二，故事能让人感同身受。一方面故事有解释和展示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意义赋予，观念产生和情感诉求的功能，情感诉求是让人感同身受最重要的因素，也是跨文化传播中重要的要解决的问题。
《在天边》就是一部“来自远方的亲身经历”，它通过五个各不相同的故事吗，，展现了遥远的墨竹工卡丰富的自然和非遗的内容，五个人物与我们息息相通，让我们的心与他们连接，这种超越时空的感受，就是人类超越于地域、族群和文化之上的心灵共情。
《在天边》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播出版，一个是导演版，以下链接为播出版。
--申赋渔--
中国作家，现居巴黎。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后从事记者工作二十年。2016年赴法国巴黎专事写作。著有“个人史三部曲”《匠人》《半夏河》《一个一个人》；“中国人的历史”《诸神的踪迹》《君子的春秋》《战国的星空》；非虚构文学《寂静的巴黎》《阿尔萨斯的一年》《不哭》《逝者如渡渡》《光阴》；剧本《愿力》《南有乔木》《舞马》等十多部作品。作品先后被翻译成法、英、日、韩等多种语言。其中《匠人》法文版《Le village en cendres》由法国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在巴黎出版，英文版由美国群星出版社（Astra Publishing House）在纽约出版，日文版由アストラハウス在东京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