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在书中的经典语录：
盈智读书吧第16期读书沙龙，将共读施一公的《自我突围》。这是继第15期沙龙共读《埃隆·马斯克传》后，书友们挑选的又一本传记。
施一公介绍：1967年出生于河南郑州，生物学家，西湖大学首任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9年获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学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1998-2008年历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席教授；2008-2018年全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曾任副校长；2018年后任西湖大学校长。
施一公在自序中的标题为，“向理想前行——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自我突围”。整本书围绕着他的自我突围展开。
他在自序中称，他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者。从小如此，年幼的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但总是对未来充满遐想。
1989年，他提前一年从清华本科毕业，初入社会的种种不易，原本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理想主义受挫了，逐渐认识到，理想主义者需要经过现实主义的淬炼，于是他把自己定义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看完此本书，与上个月刚看完的《埃隆·马斯克传》相比，东西两个社会的精英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正如施一公在书中提出的，应试教育体系下，人才往往会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从而对创新驱动发展不利。
一个人生活的时代塑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
施一公的父亲出生于杭州，但生长于江苏、上海等地，后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母亲来自江苏丹阳的吕城镇，考入北京矿业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前身）。父母大学毕业后选择到了条件艰苦的河南工作。施一公出生在河南、成长在河南。
施一公的父亲是施一公最崇拜的人，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特别能干，会干各种农活，会缝纫会理发，会唱歌会做饭。
父亲更是一生助人为乐，逢年过节老乡们排队在他们家理发。施一公认为，自己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更是如此，不愁吃不愁穿。父亲对他的影响特别大，与父亲相比，他觉得他缺乏像父亲一样的胸怀和抱负。
父亲去世后，他真正开始懂事，发誓要照顾好母亲，回报从小到大关心爱护他的老师和父老乡亲，用自己的力量让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样的念头在他前往美国读书以及工作后，一直浮现在心头。所以2008年全职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我们为什么上大学？
施一公认为，我们上大学是为了学知识、充实自己，但一定不只是为了学习知识。在你这一辈子当中，在大学里学习的知识只是其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上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施一公认为，是学做人。做人并不一定要做我们觉得可望而不可及的英雄模范，更不是要学会八面玲珑，而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是培养这样的人。大学的作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帮你树立社会价值观、人生观。
对于施一公在书中提出的这个话题，我认为对于为什么要上大学，大多数人可能想得更多的是找一份好的工作。今年高考的报考数据就印证了这个道理，基于军警院校毕业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今年的军警院校分数暴涨。
我的想法是，至于为什么上大学，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当然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但是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并不能仅仅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出发，因为我们最除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外，我们还有很多更高位阶的需求。
即便如大家所期望的稳定，到头来也未必如同大家所期望的稳定。AI 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现在看起来稳定的工作也未必一直保持在稳定的状态。施一公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打造，我个人特别赞同，技能容易被替换，而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才是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看望钱学森先生，钱老感叹到：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施一公认为，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深入他的骨髓和每一个细胞，即便在博士毕业之后的独立科研生涯里，仍然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不自觉地回避前途不明的前沿方向，而常常选择相对保守但回报较为丰厚的研究课题。
然而，科学研究的前沿恰恰是这些前途不明的、具有高风险性的前沿探索领域。应试教育赋予的理念，在一定程序上束缚了他从事科研最珍贵的原创精神。
很多分析中美教育差异的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大学生的理工科平均水平是相当不错的，甚至可以比肩一些发达国家的学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应试教育的成效。
但是拥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的拔尖学生非常缺乏，这也就是中国学生“均埴很高，方差很小”的现象。这对中国未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因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并不是看所有科研人员的平均水平，而是看顶尖科学家的水平。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应试教育侧重保护的是公平。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务都是一分为二的。过分强调公平会对卓越产生压制。从这个角度看，高考应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给予学校和学生更多的自主权，构建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
耗费大量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
施一公在书中举了他导师的例子来说这个问题。
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对我影响非常大，他做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
1996年4月，我刚到尼古拉的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被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只有预期的20% 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
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答道：“虽然我已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做结晶筛选。”
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实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的溶液生化性质并不理想，不适合结晶。我通过遗传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之后，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很快得到了有衍射能力的晶体。
施一公认为，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对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就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
如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这样一个来自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
过去20年，他一直告诉实验室的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主义。把这个方法论推到极限：只要一个实验还能往前走，就一定要做到终点，尽量看到每一步的结果，之后需要回头看时，再逐一解决中间遇到的问题。
对于施一公提到的完美主义的弊端，确实是我们平常要注意克服的一个心魔。我们常常因为纠结于过程中某个细节的完美，而导致事情停滞不前甚至半途而废。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勇于要务优先，抓大放小，事情才能往前推进有一个结果。
从普林斯顿到清华，再从清华到创办西湖大学，人生重大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什么？
施一公认为：在我从小到大的价值观、行为规范里，我一直觉得天生我才必有用，似乎总要做点儿啥事，这点是非常明确的。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觉得，我哪一天要找一份工作，要为工作担心。因为我觉得人如果成为衣食住行的奴隶，这辈子就太难受了。对我而言，如果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积累，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感到愉悦，可能是最关键的。
对于施一公的这番回答，或许会让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尤其在当下，后疫情时代，经济不景气，大厂纷纷裁员，养家糊口的担子甚至成了很多人的不能承受之重。
但我是特别能体会到其中的价值导向的，我两进两出体制，并不是说生存对我来说不重要或者说很容易，但我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希望自己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希望过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人生。所以我能毅然而然辞掉别人看起来体面稳定的工作。
你离开清华去创办西湖大学，是否后悔？
俗话说得好，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磨难往往真能变成我们的宝贵财富，因为磨难让我们更强大，就象尼采所说的，但凡杀不死你的，都会使你更强大。这些年，我离开原有的稳定的体制内工作，选择了挑战无处不在的律师职业，也正是有这样的信念，才让我一步步也变得更强大起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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