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纪念父亲逝世三周年 纪念母亲逝世二十周年
父亲离开我们已三周年，母亲辞世已二十周年。斗转星移，日月如梭，时间的流失没有影响我对父母的记忆，每每想起父母的养育之恩，总是悔恨自己的不孝之处，当提笔回忆父母的时候，悲痛的泪水仍然止不住，纠结的心情依然无法释怀。
一
父亲生于公元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农历癸酉正月二十二日巳时），卒于公元二0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农历丙申十月十五日戌时），享年八十四岁。
父亲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发展了当地的印刷业，二是成就了我们家。
父亲童年正值时局动乱，读书环境多变，据档案记载和本人回忆，大约从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七年先后读过王玉春的私塾学堂、上过第一抗小和马头县立小学，累计完成初小学业，因战乱及家境困难而辍学，后随爷爷从事木版印刷，并开发石印业务，成立了“马头运昌石印局”。一九五五年底响应国家号召，随爷爷参加了马头镇印刷生产合作社，成为创始人之一，由此与印刷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注定了一生为印刷事业奋斗的命运。
马头镇印刷生产合作社成立初期，主要设备就是爷爷带去的石印机，主要业务也是石印印刷，父亲也就成为当然的业务骨干，负责生产。一九五八年马头镇印刷生产合作社改名“郯城县马头印刷厂”，父亲负责生产业务。一九五九年购置了铅印圆盘机，组建了机印车间，父亲担当车间主任。一九六一年左右，厂名又改为“郯城县马头文化用品生产合作社”。一九六四年，父亲升任业务主任，负责生产经营工作。六十年代末再次易名为“郯城县马头印刷生产合作社”。一九七二年又担任支部副书记兼业务主任。一九七六年与郯城县印刷厂合并，改名“郯城县印刷厂马头分厂”。一九七八年又分开，改为“郯城县印刷二厂”。一九八一年六月经县委组织部批准提干，同时调任郯城县印刷一厂任副厂长，主管生产。一九八四年七月，受命于危难之际，父亲调回郯城县印刷二厂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主持该厂党政全面工作，直至退休离厂。
一九八九年六月经临沂地区经济专业职务中级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八月山东省临沂地区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审核同意，父亲晋升为经济师。初小学历，取得中级技术职称，是父亲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从一九五五年底成立马头镇印刷生产合作社至一九九五年离厂，从工人到党政一把手，父亲一直是该厂的灵魂人物，无论在何岗位，都是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勤于钻研、善于创新、勇于改革、乐于奉献，为该厂的生存与发展呕心沥血四十年。特别在改革开放后，民间个体印刷厂如雨后春笋遍地而生，国有印刷厂发展迅猛，郯城县印刷二厂这样一个集体企业，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在古镇马头，一九五五年走合作化道路同期而生的铁业、木业、棉织、鞋业、缝纫、竹业、针织、丝织、铜业、皮革业、建筑等合作社均逐步凋零、先后倒闭，人员失业。唯郯城县印刷二厂一枝独秀，迎风傲雪，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以厂为家，没有节假日、不分八小时内外，硬是把一个小小的集体企业带的红红火火，职工心情舒畅，令周边众多失业者甚是羡慕。
父亲的经营战略是厂小名声不能小，经营策略是同行业既有竞争，更要互通，主张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既向大厂学管理、讨经验，也不吝啬的向民间小厂传授技术和经营之道，经常为兄弟单位提供技术指导和人才培训，成为鲁南苏北印刷行业的元老、旗帜，也是该圈子内的好朋友、老朋友。
父亲一生奉献印刷事业无怨无悔，无负党的培养、无负上级重托、无负职工信任、无负行业友人。一九九三年，父亲届满六十岁，有关部门为其办理了退休手续，而主管部门却一再挽留，并续聘为郯城县印刷二厂承包人，全权负责该厂的各项工作，直至一九九五年，经本人再三要求，主管部门才同意父亲离厂，真正退休。
自解放前涉足印刷，从木版印刷到石印、铅印、网印、胶印等，近七十年印刷业的发展，父亲既是见证者，也是实践者，更是当地印刷业改革发展的奉献者。
二
父亲一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印刷事业上，但并没有荒废家庭。从我有记忆起，父母带我们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最多时是十口人。家庭的运转多由父亲掌控和决策，爷爷奶奶很少过问，在较为困难的情况下，父亲悄无声息地稳控着全家的经济运行。
俗话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父亲却做到了。中国的孝文化讲的是孝敬、孝顺，对长辈尊敬顺从就是孝，父亲在爷爷奶奶面前总是百依百顺，有时我都觉得奶奶的要求过于苛刻，但父亲总能不急不躁巧妙的化解，既需要忍耐和度量，也需要技巧。爷爷晚年卧病在床，父亲一直精心服侍，无论工作多忙，都不会误了照顾爷爷。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父亲粉碎了世俗说法，总是耐心细心的满足爷爷所需，从不懈怠。爷爷有痔疮并脱肛的毛病，有时，父亲就用手慢慢地给揉进去，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据说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学士纪晓岚写过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照此，父亲应该是一等人的代表。
父亲心灵手巧，少年随爷爷习练木刻，练就了基本功，成年后的木工活无师自通，当年一般木工活所需的工具，如锯、刨、凿、锤等，父亲都有，一般的木工活也都能应付。生活所迫，父亲曾做过果盒，可以换取一点收入，补贴家用。为此，我还为解板拉过下锯，就是将一段圆木解为做果盒的木板。受父亲影响，我也学了一点木工手艺。
果盒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木匣子，上盖可以抽动，里面放进点心，外面用红纸或花纸包装一下，就是一个礼盒。专用于送给女子出嫁，叫做“填箱”，就是装在女子出嫁所带的箱子里，到婆家送给亲朋好友。果盒的利用率非常高，可以反复周转利用，没有果盒的，有时用纸盒替代。盒内“点心”更是五花八门，高档的就是正宗的糕点，其次是饼干，还有装油条的，最困难的甚至装几块地瓜干。
姑姑结婚后，父亲精心制作了一个童车，对面可以坐两名孩童，中间放一块活动的木板作为饭桌。取下木板，放平座位，就是一个移动的婴儿床。姑姑家的三个孩子都是奶奶用这个童车推着长大的。孩子大了，奶奶老了，姑姑就常用这个车推着奶奶从郯城县化肥厂去四公里外的城里赶集，也曾推着奶奶回六公里外的马头老家。后来，姑姑的孙辈也用过这个车。半个世纪过去了，童车今犹在，卯榫无松动，仍可使用。
我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父亲为我做了一个木箱，不大不小，可以容得下全部行头和家当，很是方便实用，这在当时算是高配了。参加工作带到济南后，我借来木工工具，用单位烧火的废旧木料做了一个箱子架，全部卯榫结构，四十多年了，木箱和架子仍完好如初。
父亲是那代人中的成功者和佼佼者，母亲走得早，子女把对父母的孝都献给了父亲。但到晚年，父亲出现了老年痴呆的症状，一生良好的性格脾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固执易怒，特别是嗜酒难以控制，对老糖尿病的身体是一种摧残，与老年痴呆形成恶性循环，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理解父亲是一种病态，要耐心、要顺从，但有时因父亲的固执嗜酒，仍与之发生争吵，这是我非常后悔和痛心的，可谓不孝，心里很难原谅自己。临近退休前，曾设想退休后好好陪陪父亲，但老人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在离我退休不足三个月时突然撒手人寰。
子欲孝而亲不待是人生永久的痛、是止不住的痛。
原本担心二0一九年对父亲是一个坎。我忌讳尾号是“九”的年度。因为爷爷、奶奶先后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九年去世，母亲于一九九九年不幸病逝，大伯父在二00九年病重卧床，我一直默默祈祷大伯父病情好转或稳定，不要恶化，打破“九”字“魔咒”，二0一0年元旦过后，我相信了大伯父的能量。元月七日，即农历二00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老人家终因体力不支，悄悄地走了，未能完全走出“九”字怪圈。我是无神论者，但“九”字阴影却无法从心头抹去。然后，我便相信父亲的毅力，期盼能顺利越过下一个“九”字年。父亲却提前彻底粉碎了“九”字“魔咒”，也粉碎了我的心和梦想。
三
母亲生于公元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农历乙亥四月二十八日），卒于公元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农历己卯三月初六日），享年六十四岁。
母亲是旧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女性，上要孝敬公婆，下要养育子女，是最苦最累最能忍受的一代。这种时代的特性在母亲身上尤为突出，表现得淋漓尽致。母亲孝敬公婆远远胜过亲生父母，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女子一旦出嫁，孝敬的对象，就是公婆，母亲做的更为到位。就说给奶奶修脚，不是所有儿媳都能做都会做的。奶奶典型的三寸金莲，比我们常人的脚更委屈，最好是定期修护。我能记得的是，奶奶有一套专用的修脚工具，用一块布包着，泡脚清洗后，母亲会展开那块布铺在双膝上，奶奶把脚放在布上，母亲会用专用的工具为奶奶剪指甲，去除老茧等等。我只是印象深刻，但具体工艺未曾详查，但我觉得奶奶肯定是一种坦然的享受，母亲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母亲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总在默默地奉献，母亲也是忠孝两全的一等人，忠是忠于家庭，孝当然是孝敬公婆。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等这样的词句也好像是为母亲定制的。父亲在印刷事业的成就，绝对有母亲一半的付出。
母亲出生在港上镇王桥村，姊妹六人，上有两哥一姐，下有两个妹妹。在我尚无记忆的时候，姥爷就去世了。去姥姥家大约八公里路程，步行需两小时，小的时候随母亲去，都要住上一两宿。天一黑，整个世界漆黑一片，万籁俱寂，狗都不叫。因为静的没有任何杂音，所以狗才懒得叫。没有谁家会点上一盏油灯，因为大家都一样，没有灯油。家里唯一的亮点是火绳发出的微光，火绳是用栗子花编成，长长的像一根绳子，点燃后像蚊香一样，非人为干预不会熄灭，它的作用也像蚊香一样，可以驱蚊，这是小时候对姥姥家最早最深刻的记忆。母亲去姥姥家的次数有限，不是母亲不孝，而是世俗所不允，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现在看很是不公平，不近人情，但这就是历史。母亲早于姥姥离世，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去看望姥姥，并以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前来说与姥姥，但老人家九十多高龄一点不糊涂，心知肚明，就是不问不说，直至百岁老去。
母亲同父亲一样，也是心灵手巧，那个年代家庭主妇具备的手艺，母亲都会，家庭成员三代人的衣服都是母亲缝制，母亲的做工非常精致，左邻右舍无可比拟。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有了胶鞋，我们这代人穿成品鞋的比较多，但爷爷奶奶的布底鞋都是母亲亲自手工制作的，绝对是精细的手工活，把鞋面和鞋底连在一起叫作上鞋，要有两根线，用勾锥扎向对面勾出对面的线形成双线鼻，再将本面的线穿入双线鼻中，然后双手拉紧两根线即可，修鞋匠用的也是这种针法。我的针线活就是在母亲的熏陶下学成的，儿时顽皮的我，翻墙爬屋难免造成的衣服破损，担心给母亲添麻烦，我都是学着母亲的做法，偷偷自行修复。正是母亲的影响，我的针线活不输一般女子，但仅限于缝缝补补。自上山下乡离家后，我的被褥的拆洗及衣服的修补再没有麻烦过母亲。想起母亲上鞋的过程，看过修鞋匠的针法，我买了勾锥，修鞋的质量绝对不输修鞋匠，只是费时多一些，但绝对是省钱的。
母亲那代女性多为家庭主妇，能把家庭主妇的职业做到极致，绝非易事。掌控家庭运转的是父亲，但繁重的家庭事务多有母亲一人承担，而且事事还要请示奶奶，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每天早晨都要到奶奶的床前问一声，今天吃什么，奶奶会给出明确的意见。
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四年是家庭最困难的时期，母亲每天要负责十口人吃饭，仅推磨、烙煎饼就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做煎饼主要是三个步骤，一是提前浸泡原料、淘净，地瓜干泡透后还要剁碎。二是推磨，我们兄弟姊妹有时可以帮助母亲一起推，二十一点下晚自习后再推磨，有时抱着磨棍就可以睡着。三是烙煎饼，不管早晚冷热，都是母亲一人操作，右手烙煎饼，左手往鏊子底下添柴草，辛苦程度不言而喻。改为烧煤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帮着拉风箱和添煤。烙煎饼是全家糊口的重中之重的工作，不能有闪失，一旦供给不及时，全家人都会饿肚子。母亲烙的煎饼质量极高，薄而均匀，火候恰到好处，这也是煎饼手艺的最高境界。母亲每天起的最早、睡的最晚，是家庭中最最辛苦的。
这个时期，父亲的月工资是42元，直至一九七七年才调整为48.5元。爷爷的月工资是38元，一九七七年调为42元。爷爷和父亲所在单位有些家属活，就是家属在家干活，厂方计件回收给予报酬，如糊信封、药袋、刷五色纸等等。为了生计，这些活我们家都干过，奶奶也曾上手。早晨，我尚在朦胧中，就听见母亲在刷纸，家属活每月大约可收入10-20元。这样，家庭月收入不足百元，人均月支付能力不足10元，这笔账我一直铭记在心，多年后仍然不解当年父母是如何把控的。当然，在那个年代，我们家并不是最困难的，但能够避免一家老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母亲为此精打细算、操碎了心，做出了巨大的付出。
每年冬季，在寒冷中洗衣做饭，双手无法避免频繁接触冷水，母亲的双手皮肤都会开裂，俗称“裂口子”，裂到深处可见血红，俗称“血口子”，一动就疼，有时疼得钻心。因为我的手也曾开裂，所以深有体会，不过我的手多是在寒风中玩耍造成的。母亲有时会在睡前弄点热水烫烫手，让干裂的口子软化一些，抹点马牌油，或贴点胶布收紧口子，可以防止夜间剧痛，也可使口子得到一定的修复。我也模仿母亲做过，这在当时是唯一能够减轻痛苦的良方。不过，天一亮还要重复昨天的故事。母亲的一双手一直在不停的操劳，侍奉公婆、抚育儿女，为十口之家撑起了一片天，让公婆尽享尊严，使儿女无限温馨。
世界上母亲本就是伟大的，于我而言，母亲更加伟大，伟大之处在于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吃苦耐劳、养育我辈、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即便忍辱负重，也无怨无悔。
四
母亲因病去世，年仅六十四岁，令儿女心碎。母亲病起心房颤动，简称房颤，引发斑块脱落，造成脑梗和肠系膜栓塞，要命的是肠系膜栓塞，无药可治。母亲的房颤多是劳累和郁闷引起的，劳累是明显的，郁闷也是存在的。日复一日的劳累，总有不愉快的心结，但不能发泄，日久淤积造成心律失常—房颤。现代医学可以消融除颤，但当年尚无此技术，卧床休息又无条件。母亲曾给我描述犯病时心里像是揣了只小兔子，突突直跳，夜间令人难以入睡。我从二0一二年偶发房颤，至二0一六年频发，才知道房颤的痛苦，房颤属心律失常，是一种不规律的心动过速，令人寝食难安，父亲去世时，我不敢哭，担心诱发房颤，但防不胜防，无可避免地阵发房颤，颤时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当年，母亲深受病痛折磨，还要坚持持家，是何等的不容易。
母亲的病危及辞世，令人无法接受，辛苦一辈子，没有给儿女留有尽孝的余地。马头知名文人田老师赠挽联：世上痛无救母药，灵前哭煞断肠人。道出了那种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痛，痛到无以复加。
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母亲做了三十多年的儿媳，也做了二十年的婆婆，但其中十年是在上有婆婆下有儿媳的状态下处理家庭事务，真正做婆婆主政家庭的时间仅有十年，没有享受到婆婆的优越，原因系时代变迁所致。中国传统的婆媳关系模式和现代的婆媳关系模式是在母亲这代人身上发生转折的，从我们这代人开始，多数女性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彻底改变了家庭主妇、侍奉公婆、相夫教子的传统生活模式，母亲这代人熬成婆婆后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自居高位、坐享其成，凡事要考虑儿女晚辈的工作学习乃至情绪，母亲也不例外，这是一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非常辛苦非常伟大的女性。
五
我很庆幸，在地球亿万年长河中，我似一叶轻舟，在人类千千万万众生中，苍天令父母生我育我，为我掌舵。在我尚不明事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有一种幸福感，长大成人后才略知幸福感的来源。在朦朦胧胧的记忆里，我是放养长大的，父母好像从未管过我，但又一直在引领者我蹒跚地前行。那个年代，家家孩子众多，生计困难，无力圈养，放养是社会现象，但孩子走向何方，源于父母无形的引领。我的父母是夫妻和睦的典范，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母神一样的默契，让我无比的幸福和自豪。左邻右舍的长辈夫妻争吵司空见惯，我的父母从不争吵，从不打骂子女，有一次是例外。搜肠刮肚，还是没有找到父亲打我的记忆，但母亲打过我一次，原因好像就是母亲叫我推磨，我就是不推，肯定是我的犟脾气突破了母亲的底线，母亲把我关进屋里狠打了一顿，最后还是奶奶敲门救我出来。儿时顽皮和倔强的我，领点教训应该难免，却毫无印象。但这一顿打让我刻骨铭心，多年后我仍在后悔和反思，我的驴脾气究竟犟到了何种程度，才能激怒善良的母亲动手开打。
我欠父母的，特别欠母亲的太多太多，母亲在世时，我总是忙于工作，很少回家，特别是节日总是值班，偶尔回去一次，也是来去匆匆，很少与母亲交流。我给父亲做过六十大寿，却没有给母亲过一次生日，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父亲母亲有灵在天，请原谅儿子的不孝，来生我还愿做您的儿子，愿天堂静好，父母安息。
写于二0一九年十二月
作者 魏振扬，山东郯城人，济南铁路局退休干部。爱好文学，有散文作品在省市刊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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