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文化 2024-12-02 00:02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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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学生。在那个年代，女子能上中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乡村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

母亲长得小巧玲珑，五官精致。中学毕业后进入百色镇通机厂当了一名女工。我外婆家就在城郊，外公是小手工业者，家境还比较殷实。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凭着母亲的外貌和人品，在当时不乏有权有势的追求。可都被母亲拒绝。她只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我父亲情有独衷。

父亲原是城里人。中学未毕业，他的父母及大姐、二姐相继因病去世，成了孤儿。从此学业中断，靠上山砍柴，卖柴火维持生计。公社化、大集体年代，父亲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并认识了一位身世和他一样可怜的大姐，结拜为姐弟，互为依靠，从此改名换姓把户口从城里迁入农村。母亲和父亲是中学同学，她同情父亲的处境，也支持父亲的选择，毅然决然辞去稳定的工作，不顾姥姥姥爷的反对，嫁给当时已迁到乡下的父亲。从此我的母亲也弃城入乡，由非转农过上了农民的生活。

上世纪六十年代，整个桂西大地同全国一样，公社化、大集体战天斗地，留下的是艰苦奋斗的记忆。母亲当时正值青春，她穿着朴素，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干净整洁，像一朵从泥土中努力绽放的雏菊，在贫穷落后的村中显得格外耀眼。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泥坯垒的四合院，屋顶上盖着灰色的瓦，堂屋里的墙上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画像下面是一张擦得锃亮的八仙桌。房子虽不像现在的砖瓦房那么气派，但经母亲勤劳的双手拾掇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六十年代末，父亲在乡政府工作，平时难得回家一趟，且二十多元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他个人的日常开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几乎都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每天天还没亮，当大地还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母亲就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开始一天的劳作，打扫庭院，然后挑水护理自家菜园。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菜地里各种应季的蔬菜长得郁郁葱葱。嫩绿的青菜，紫莹莹的茄子，红彤彤的西红柿。食用有余，还送亲友及左邻右舍。

每当傍晚收工后，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来不及休息，又一头扎进厨房。灶膛里的火熊熊燃烧着，映照着母亲被烟火熏红的脸庞和那双粗糙的手。她在灶台上忙碌着，不一会儿，简单却美味的饭菜摆上了桌子。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在昏黄的灯光下享受着母爱营造的珍贵时光。在母亲的操持下，每天总有甜意从苦涩日子里“破土”。

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吃完晚饭，母亲也闲不住。她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一家人的衣服。那细细的针在她的手指间灵巧地穿梭，如同在编织生活的希望。让我想起小学语文课本写的“妈妈给我缝棉衣，千针万针缝得密，妈妈缝衣多辛苦，我穿棉衣要爱惜。”而今靠穿母亲缝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当时慈母对儿女的苦心，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还时刻提醒我，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

母亲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她能写会算，还打得一手好算盘，社员一致推荐她担任了队里的指导员。

在安排工作时，母亲展现出公正与智慧。她不会因为私人关系而偏袒任何人，而是根据每个人的体力和技能，合理地安排每位社员的工作。强壮的男劳力负责犁地、挑担等重活，妇女们则承担除草、施肥等相对轻松细致的工作。

母亲还考虑到一些家庭的特殊情况，尽量让大家在完成生产队任务的同时，也能照顾好自己的小家。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比如某个社员突然生病或者有急事，母亲总是能够迅速调整人员，确保生产顺利进行；在分配物资的时候，母亲又展现出公正无私。她总是认真地记录每一个队员的劳动成果，按照劳动记分公平分配粮食等物资。她深知这些物资对于每一个家庭的重要性，绝没一丝一毫的偏袒。

母亲的公正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成为了生产队里的一座标杆。

母亲干活也是一把好手。三夏是一年中最辛苦的季节，每早生产队的喇叭一响，农民就要扛着工具下地抢收抢种。母亲总是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收工，她用自己的行动带动着社员。那些平日里爱偷懒，出工不出力的社员受到母亲影响，不得不跟着大伙一起卖力干活。

三夏期间，在稻田劳作就像“蒸笼”，闷热难耐。母亲汗如雨下，衣服湿透贴背。旁边的小沟渠，水被晒得温热，连小鱼也不得不翻出水面透气，溅起一圈圈小涟漪。但无论是插秧还是收割，烈日当头，母亲也不停歇。插秧的时候，母亲站在水田里，双腿深陷在泥泞之中，却稳稳当当。她左手拿着一把秧苗，右手迅速地从左手分出一小撮，然后快速插入泥土中。她的动作快而不乱，每一株秧苗都被她插得笔直，像一个个整齐列队的士兵。

收割的时候，母亲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她深知这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大家的心血。镰刀在她的手中就像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紧握劲挥，“唰唰”声仿佛是大地奏响的赞歌。收割完的稻子需要搬上拖拉机，运到打谷场，母亲和男同志们一起扛起沉重的稻捆，健步如飞。那瘦弱的身躯中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

我的老家江凤村地处右江边，土地肥沃，非常适应甘蔗生长，是当地主要的糖蔗产区。地里的甘蔗，得沃土而茂盛，大片的甘蔗林蓬勃生长，撑起一方甜蜜事业。母亲任生产队指导员那些岁月，生产队的甘蔗长得又粗又长，亩产达八九吨。每年护理甘蔗、砍甘蔗，捆甘蔗、装车都是个重体力活。我母亲虽然个子小，但男同志能干的活我母亲也都能干。

每年砍甘蔗时节，我和小伙伴们时常会偷偷潜入甘蔗地偷吃甘蔗。一入蔗田，远远看见母亲一手紧握刀柄，一手扶着甘蔗，臂膀一挥，伴随着干脆利落的“咔嚓”声，甘蔗轰然倒下，母亲随即蹲下，熟练地砍去梢头多余的枝叶，又仔细清理根部杂乱须根，用砍下来的尾叶拧成绳索，将砍下的甘蔗捆好摆成排。

母亲性格开朗、热情，和每一个队员都相处得十分融洽。在生产队里，母亲不仅仅是劳动能手，还是大家的贴心人。当有队员因为劳累或者遇到困难而情绪低落时，母亲就去安慰和鼓励他们。遇到有社员身体不舒服，母亲会主动帮忙完成他们的任务。休息的时候，母亲会和社员们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小窍门，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用温暖的话语为他们驱散心头的阴霾；遇到邻里纠纷，母亲总能引经据典，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她就像一位公正的法官，在这片土地上维护着和谐与安宁。

在农业生产方面，母亲凭借着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有限知识，再加上一股爱钻研的劲头，成为了大家的“农业军师”。播种时节，母亲仔细研究不同作物的习性，拿着小本子认真记录适宜的播种深度和间距，精心规划每一块土地的播种方案。她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这庄稼就像孩子，你得按照它的脾性来照料，种得太密了，养分不够，长不好。”

有一次，队里的稻谷遭受了严重的虫害，大家都束手无策。母亲却大胆地提出了用“煤油灯诱虫”的方法。她带领几个年轻的社员一起试验，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在夜间将煤油灯放置在田间，吸引害虫飞向灯光，再通过人工或其他辅助工具将害虫捕杀。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终于成功地控制了虫害的蔓延。大家对这个有文化的指导员更多了几分敬佩。

母亲还注重社员们的精神生活。她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组织大家学习文化知识。母亲在简陋的生产队仓库里，挂起一块小黑板，教大家认字、算数。她还会和乡亲们分享从书里看到的农业小常识，那些新奇的观点如同点点星光，照亮了大家传统的农耕思维。
母亲不仅关注生产，还关心社员们的生活。当有社员家里遇到困难时，母亲组织大家一起帮忙。她带头送去粮食和生活用品，安慰着那些处于困境中的社员。母亲乐善好施，人缘非常好。每到晚上，左邻右舍的老老少少都喜欢到我们家来玩。每当这时候，只要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母亲绝不会留藏。

记得村里有一个哑巴，常受他家人的歧视和虐待。由于长期吃不饱，饭量大得惊人。母亲心疼这个孩子，经常叫我把本来就不多的食物送给他吃。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村里来了十几个刚走出中学校门的知青。这些年经人，在我们这里人生地不熟，生产、生活都困难重重。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引导大家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一些重活、脏活尽量让他们少做。当时农村年底分红按工分来分配，一些体质差的知青所挣的工分不但养不活自己，还出现赤字。还有一些知青不遵守纪律，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母亲和队里的干部总是引导这些年轻人，如何为人，如何做事，帮助他们走上正道。每逢节日，母亲还让我给这些知青送去一些糯米加红糖花生蒸熟的食品，改善他们的生活。送温暖、送爱心，让他们以队为家，安心务农。

七十年代中后期，知青逐步返城，村里所有知青的鉴定表都是母亲填写的。为了让每个知青顺利返城，母亲把他们的优点和长处充分描述，给出好评，为其顺利回城铺平道路。她知道这些鉴定对于知青们返城后的生活和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挥洒青春的见证，也是他们迈向新生活的一道门槛。

几十年来，母亲无私的爱给予了我强大的支撑，让我奋发努力，成为一名投身水利事业的工程师。尤其是担任中层领导后，我时刻告诫自己，要像母亲那样，脚踏实地，真诚待人，勤奋工作，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天有不测风云，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一向身体健康的母亲因积劳成疾病倒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在母亲患病期间，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几乎每天都挤满了病房。连医生、护士都感到惊奇，好奇地问我，你们家有这么多的亲戚？医生哪里知道，母亲的口碑在村里村外都很好。

从母亲的身上，我看到了勤劳、善良、坚强的力量，那是一种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是一种可以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力量。这种力量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

母亲离世已近三十年，但是对于母亲的记忆，依旧那么清晰，依旧那么难忘。在岁月的长河中，母亲宛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间。

（摄影张小蕊）

作者简介：林红梅，广西百色市人，中国水利摄影家协会、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水利报》《江河潮》《右江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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