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类书”的非日用性——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知识体系及其性质(一)

文摘   2024-09-12 06:03   中国台湾  

通俗日用类书是晚明时期一种重要的出版物类型。类书诞生于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组织编纂的《皇览》被公认为类书之祖。南宋以前的类书,主要供文人寻章摘句、统治者查询借鉴历史经验之用,著名的有唐宋时期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宋元之间,产生了以陈元靓《事林广记》为代表的日用类书,其特点是在传统类书的基础上加入礼仪、农桑、日用器具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但其重点仍在于辑录相关的典故和诗文。到了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标榜以“四民”为读者对象的通俗日用类书,这些类书不再局限于满足文人的阅读需求,内容较为通俗鄙俚,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晚明通俗日用类书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专题性通俗日用类书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专题性日用类书是汇集举业、启札、故事、蒙学、商业、农桑等某一专题内容的通俗日用类书,如教蒙童识字的杂字书,学习辞藻典故的故事类书籍,作为行旅指南的路程书,作为经商手册的商书等等。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则是指汇集各方面内容、包罗万象的大型日用类书,它们不同于传统的文人类书,成为在《事林广记》以后发展起来的日用类书的集大成者,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知识体系。本文拟通过通俗日用类书来考察晚明时期面向大众的知识体系,对这一课题来说,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无疑是一个更为适切的观察窗口。


▲元至顺年间西园精舍刊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选页


关于晚明通俗日用类书,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1]。对于通俗日用类书的读者及其知识属性,吴蕙芳认为通俗日用类书是晚明“民间生活实录”[2];商伟通过将通俗日用类书与《金瓶梅词话》进行相互对照,认为通俗日用类书中的知识具有较强的城市文化属性[3];王正华认为通俗日用类书的内容带有较强的主观建构性,不能简单地视为民间生活实录,而是一种文化消费品[4];赵益则认为通俗日用类书的读者主要是乡绅阶层[5]。诸位时贤的成果均极具启发性,但对于通俗日用类书所反映的知识体系及其属性,仍有待进一步系统梳理、明晰,存在加以深入探讨的空间。


一、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

知识类型与结构


晚明时期的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少则十卷,多则三四十卷,一般一卷为一门,即一个方面的知识,一部书就可以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学者对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所包含的知识内容,主要有几种划分方法。吴蕙芳将这些知识分为4个方面:生活环境、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6]。这样的划分自有其道理,但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把通俗日用类书里的内容等同于读者生活的世界,因为作者认为通俗日用类书是民间生活实录。王正华、赵益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笔者也认同这种质疑,无论是从通俗日用类书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程度,还是从书中提供的知识与百姓读者认知水平的差距来看,书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都存在距离。



吴蕙芳在《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中将日用类书的知识分为文化基础的传承、实用技能的学习、社交活动的历练、休闲兴趣的培养4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苏杭和崔桓把明清综合性日用类书的知识分为传统知识门类、宗教迷信门类、实用技能门类和文学娱乐门类[7]。要深入理解日用类书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建构机理,必须明了这些知识的性质和功能。有鉴于此,笔者根据这些知识的性质和功能把它们分为3个大类,每一大类下划分为若干个小类。本文主要取材于收入《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8]的14种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新锲天下备览文林类记万书萃宝(残)》(以下简称《万书萃宝》)、《新镌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以下简称《五车拔锦》)、《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以下简称《万用正宗》)、《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以下简称《万卷星罗》)、《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残)》(以下简称《学海群玉》)、《新刻群书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以下简称《一事不求人》)、《鼎锲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以下简称《不求人全编》)、《新刻全补士民备览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以下简称《万书渊海》)、《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以下简称《文林妙锦》)、《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残)》(以下简称《邺架新裁》)、《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以下简称《五车合并》)、《新刊天下民家便用万锦全书》(以下简称《万锦全书》)、《鼎锲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残)》(以下简称《龙头一览》)、《新刻人瑞堂订补全书备考》(以下简称《全书备考》)。尽管这些书不能涵盖所有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现存版本,但已包括其中的主要类型,足以反映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知识体系的基本面貌。


笔者对这14种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以下简称“日用类书”)所包含的知识按照其门(或称“类”)进行了归并分类,把它们归纳为博雅、实用与消遣3个大的类别,以下分述之。




(一)博雅类知识


博雅类知识是指纯知识性内容,一般对日常生活不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了解和掌握这类知识,有助于提高读者的知识文化素养,使之显得博闻儒雅。


博雅类知识包括有关天文(天文门)、地理(地舆门)、历史(人纪门)、时令(时令门)、政治(官品门或官爵门、爵禄门、朝仪门)、域外(诸夷门或西夷门、夷狄门)、蒙学(师儒门或训童门)等方面的知识。天、地、人,是中国古代对整个世界的高度概括,天文门、地舆门、人纪门满足了读者了解世界的基本需求。时令门也属于了解世界的基本知识,天文、地理提供了世界的空间维度,时令则提供了时间维度。在传统的官本位社会里,官员的设置、称谓、品级、俸禄等,也属于普通人需要了解的基本常识。域外知识部分则杂糅了各种古史记载和神异新奇的传闻,除了对邻近的几个东亚国家的记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外,华夏文明之外的地区普遍被描绘成居住着各种千奇百怪人种的蛮荒之地,这符合古人夷夏秩序的想象[9]。蒙学知识仅出现在少数几种日用类书中,包括文史常识、词语解释、劝勉读书、文房四宝、教子法则、童蒙须知等内容,既包括一些需要学习的基本常识,也包括读书的规范和方法。


▲明万历40年(1612)书林安正堂刊本《新板增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




(二)实用类知识


这一类是直接指导日常生活实践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这些实用知识较为繁杂,分为以下类别。

(1)

法律知识



律例门(或律法门)载录各种律例规条,普及法律知识。体式门(或矜式门、状式门、词状门)介绍撰写词状等法律文书的注意事项和技巧。

(2)

礼仪规范



四礼门载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礼仪,便于典礼主办者和参与者按图索骥地遵照行事。有的日用类书析为冠娶门和丧祭门,也有不少不包括冠礼,改冠娶门为婚娶门或伉俪门。

(3)

实用文书



民用门[10]收入各种契约、乡约、分关文书,以及请神祝文、上梁文等其他民间日常实用文书的格式和样板。

(4)

书信应酬



此类内容归入文翰门、启札门,也称翰札门、书启门、柬札门、云笺门。主要内容为请柬、书信的体式和活套,包括对各色人物的敬称、雅称,邀请、感谢、道别等各种场景下的书信活套和范文。

(5)

农桑畜牧



农桑门(或耕布门)介绍农业耕作、纺织等生产技术。亦称牧养门或牛马门、马经门,介绍畜牧技术。

(6)

商业贸易



商旅门包括商业道德、商业知识和经商技巧。

(7)

算术知识



算法门包括各种算法口诀、珠算技巧和应用题。

(8)

阴阳数术



这方面的知识包括算命、相面、占卜、解梦、堪舆、剋择、符咒、戏法等,所属门(类)有星命门(星平门、命理门、教命门)、相法门(风鉴门)、卜筮门、占课门、梦员门(梦珍门、释梦门)、营宅门(阳宅门、宅经门)、茔宅门(茔葬门、地理门、堪舆门)、剋择门(选择门、涓吉门、通书门)、玄教门(戏术门)等。


▲明万历40年(1612)书林安正堂刊本《新板增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


(9)

健体养生



武备门介绍拳脚技击之术。修真门(真修门)、金丹门载炼丹修行之法。养生门(卫生门)、医学门(医林门)载医药、养生知识。种子门(胎产门)、保婴门(全婴门、护幼门)载孕育胎产、护佑婴儿之法。法病门则载以驱邪、符咒等手段祛病的方法。此外又偶见子弟门,谈房中术;妇人门,讲妇科疾病。

(10)

风月指南



风月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门类,内容包括进出风月场所的各种行为规范,情书的写法、与妓女交往的各种技巧等等。




(三)消遣类知识


琴棋书画是文人雅事。琴学门(音乐门)普及音乐知识;棋谱门介绍象棋、围棋知识;书法门、画谱门(画法门)普及书画知识,有时合为书画门。


杂艺游戏一般收入八谱门或五谱门,内容包括三弦、箫笛、鼓等乐器的原理、曲谱,和双陆、牙牌、投壶、蹴鞠等游戏的玩法;有些书把琴学、象棋、围棋也整合到八谱门中。


▲元至顺年间西园精舍刊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收录棋谱


休闲文字包括格言、酒令、谜语、对联、诗文、故事、笑话,以及藏头诗、回文诗等游戏文字,收于劝谕门、酒令门(侑觞门)、诗对门(诗联门)、杂览门、笑谈门(笑谑门)等门类中。


需要说明的是,博雅、实用和消遣这3大类知识并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而是彼此渗透、互有交融。博雅知识也有实用性,如地舆门中有服务于旅行的路程知识,时令门中有农时节气知识,那些看似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书面知识则可以在人际交往中提供谈资。实用性知识版块中也包括博雅性知识,如武备门中除了拳脚枪棒,往往还收入《孙子兵法》。消遣性知识也可以有实践指导作用,如诗对门中的对联可以在年节喜丧时应景搬用。而消遣门类中的琴棋书画知识,则可以作为博雅知识当中的一种来看待。

 













参考文献

 1  刘全波:《中国日用类书研究综述》,《长安学术》2016年第2期。闫艳:《古代通俗类书的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及其路径方法》,《汉籍与汉学》2021年第2期。大泽正昭监修,杉浦广子编:《明代日用类书研究论文、著作目录稿》,《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9年第13期。

 2  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

 3  商伟:《日常生活世界的形成与建构:〈金瓶梅词话〉与日用类书》,王翎译,《国际汉学》2011年第1期,第88—109页。

 4  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年第41辑。

 5  赵益:《明代通俗日用类书与庶民社会生活关系的再探讨》,《古典文献研究》2013年第16期。

 6  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第62—66页。

 7  苏杭,崔桓:《明清综合性日用类书变迁考》,《中国学》2021年第76辑。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9  何予明:《书籍与蛮夷:〈臝虫录〉的历史》,时文甲译,《古典文献研究》2013年第16期。

 10  有的日用类书将这部分内容称为“体式门”,而把关于法律文书的内容归入“状式门”,如《全书备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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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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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bout the Author 


何朝晖,历史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版本目录学、书籍史。著有《明代县政研究》《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译著)、《书史导论》(译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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