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庄厚土丨陈盛奖：心仪曾文正 媲美越缦堂——读《刘绍宽日记》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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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9 07:00
浙江
“舥艚公社”公众号开设专栏“厚庄厚土”，专门刊发研究和涉及刘绍宽先生的文章。 刘绍宽，字次饶，号厚庄。厚庄是一个人，是一摞文献，更是一个厚厚的村庄，厚庄是温州（特别是龙港）这一片倾注了众多像先生这样贤达之士的智慧和情感的厚土！厚庄先生心无旁骛，淡泊名利，扎根乡土，造福乡梓，因热爱而坚韧，因坚韧而厚重。厚庄先生是龙港最具代表性的精神面相。 本期推出龙港市刘绍宽研究会会员陈盛奖的最新力作“心仪曾文正 媲美越缦堂——读《刘绍宽日记》两题”，以飨共勉。![]()
林勇提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平阳县志办由于修志的需要，从温州市图书馆复印了一部，共四十册，封面“厚庄日记”四字即由刘氏弟子、耆宿张鹏翼老先生题写。陈镇波等先生开始整理，刊出《厚庄日记选编》十册，供修志用。1997年春，我们开始正式整理工作，由方浦仁老师和笔者点校，校稿“等身”，至出版（2018年）已逾二十年。厚庄行草字是有名的难认，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我们努力做到尽善尽美，尽量“不留死角”。劳祖德（即著名散文家谷林）整理的《郑孝胥日记》出版后，曾写了一篇《自讼》，总结自己标点不到的地方，我们也拿来学习。我们一边整理，也一边“开发利用”，如为《马孟容马公愚昆仲年谱》《张鹏翼年谱》等提供资料。《刘绍宽日记》出版，助推了我们温州这一地域文化的研究。同时，从日记中也可以看看以前的文人学者的日常生活，他们是如何读书交友，这样我们能更好地接上传统文脉，日记这一资源实在是值得今人不断地去挖掘。众所周知，“三不朽”的曾国藩是晚清读书人偶像，刘绍宽也不例外，深受曾氏理学、文章、事功等影响，曾氏日记、家书是当时很多读人的必读书。而作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更是影响了不少人，刘绍宽在晚年读其《日记》，更是大段大段地摘录。![]()
刘绍宽手迹（《厚庄日记》第一页） 林勇提供
筚路蓝缕创办学堂
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受此刺激，全国上下都在思变，都在讲时务，如开铁路，创邮局，开矿务等，设学堂也是其中的一项。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朝庭正式颁布改书院为学堂，全国兴办，京城有京师大学堂（其章程由梁启超拟定），县一级至少要办一所县学堂。从此学堂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有官办的，也有私办的。
1896年，陈虬最早在温州创办利济学堂，厚庄在是年日记中说：“同陈子蕃谒陈介石先生，因同往利济学堂一游。学堂为陈志三先生所办，课以中医书，章程井井有条。”1899年日记又说：“黄源初来，言今日动身赴郡，开学堂于大高桥下，云已有学徒十余人。”源初就是创办《算学报》的黄庆澄。陈、黄当时在温州创办的学堂就是私办的。
温州官办学堂始于1902年，就是温州府学堂，同年瑞安、平阳、乐清先后兴办。由于当时经验不足，无章可循，很多学生都是从书院里转过来，程度参差不齐，师资奇缺，如英语、音乐等教师很少。教材也没有，教师只得自己亲自动手编。尤其是学校的章程如何编定，显得更为逼切。厚庄在1902年的日记中说：“午后，晤吴郁周熙周，询乐清学堂，则云并未办成。屏侯所课，仅将梅溪书院改换名目而已。乐清如办，须分县东、县西、县城为三堂。”厚庄任平阳龙湖书院山长不久，书院就改为县学堂，他负责具体事务，自己谦让，陈筱垞任堂长，吴承志任监督（即校长）。总之，当时很多学堂办学成效不是很好，需要整顿改革。没办学堂的地方需要创办，如乡一级的蒙学堂，相当于现在的小学。
厚庄从二十岁就开始授徒，对于如何教育年幼的学生，经验丰富，如要不要背诵，如《左传》等，“部部督令背诵”，或者读过就算，相当矛盾，如在1895年的日记中写道：“因思小儿读书，断不可令生机苦窘。小时从项雨农师，终日嗃嗃，颇为所苦。雨师近亦自悔教子及徒一味拊循经书，但令读过，不令背诵，此又不可，更不若昔日之严于课诵，犹有所得。”又道：“鄙意谓小儿嬉戏之事，亦多不可省，盖小儿之性甚动，出外不能不嬉戏……其嬉戏余若踢球、超距及一切角力角技诸事，并丝竹弹唱，均无不可为……如踢球之类，运动血气，增长材力。丝竹之类，亦令渐解宫商，将来学琴学乐，亦易入门。虽曰嬉戏，即是储材，所谓游于艺也。至于温书，则本日既已熟读，既已零温，则每册每部统温时，但须长者面坐程课，令留心检读一二次，每月读过，温书一次即可。如项师上年之部部督令背诵，则可不必也。”其中就有后来体育、音乐的内容，和传统文化结合得很好。因此他后来从事教育工作，都能照顾到学生的心理、生理特征，做到身心兼顾，全面发展。
戊戌变法那年，厚庄刚好进京应拔贡朝考，同时拜见任京官的同乡黄绍箕、徐定超等，亲身体会当时新政实施的情况。而且来回都经过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与宋恕等见面交流，眼界大开。当时上海是维新启蒙运动的“大本营”，宋恕是维新运动的“健将”。此年日记说：“午后至昌言报馆，旋至算学报馆，少坐。回，晤宋燕生先生，为蒙学报馆叶浩吾于沪上创设速成教习学堂，延请陈介石先生掌教，以书来属转致。其章程一遵日本，精当之至。据云书坊所刻日本学校章程粗得大致，谬误尚多，此章程由叶专向日本访得。”宋恕还说 ：“日本小学堂无论男女，自七岁至十四岁皆入学。其读书分四科（修身、历史、舆地、物理）外，又有书（和文、汉文）、数（浅理）、舞（体操）、乐等科。大约前四年入寻常小学，后四年入中等小学，以故通国人无不知书。”
1903年，他身体力行，与好友鲍竹君（鲍潜）在刘店创办白沙小学，亲自编教材、任教，日记中说：“往刘店见蒙学诸生，尚能齐整，为演说《国民读本》两课。”他在这段后面按语说：“是年余与竹君创办白沙小学于刘店，款由豆麦牙郎捐，及谷捐每亩一斤，为之不敷，由余与竹君等赔垫。”可见办学筹款的不易和经费的拮据。“师夷长技以制夷”，1904年，厚庄偕县学堂同事陈子蕃随着当时到日本看西方世界的潮流而东渡，考察学务，找差距，学经验。此行共历时七十天，归来撰成《东瀛观学记》一书，孙诒让作序，大加赞赏。他还把日本办学的方法“遍语其乡人”，没几个月，平阳仅江南就创办了十四所蒙学堂，孙诒让说瑞安学务因此落后于平阳。厚庄日记此部分与《东瀛观学记》有些不同的地方，《观学记》详细。如八月二十八日，参观下谷区林町职工学校，“校长今景彦说：‘本校之目的，在养独立之精神，就自治之技艺也。’二语可味。”刻本《观学记》在引了校长此句话后的评语是“二语大可味”，多了个“大”字，轻重就不一样。职工学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学校，也提倡“独立之精神”，耐人寻味，更遑论综合性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大学所应具备的办学精神。
在去日本考察前，厚庄在日记中录了几篇自己撰写的《研究教育杂话》，感叹道：“中国教育之坏久矣！”他说：“凡任教育，总须立定惟一宗旨，如流水焉，万折必东，始能达所就之目的。今之教者，吾唏焉，于教术之何以培材，实学之何以致用，茫然不得其端倪，而惟趋向时风，依坿末响。政治也，伦理也，舆地也，历史也，算术也，格致也，体操也，刺取学堂章程而杂就之，随购各书坊课本而措施之，东涂西抹，自谓竭尽能事。问诸生智识发达乎？无有也。官能增长乎？无有也。培公德，结团体，有高尚志趋与资格者乎？无有也。心口营营，所讲求者糟粕，而曰精华在是，吾未见精华之益人者何在也！无他，教育不立宗旨，无全神以赴其目的之所在，则寻枝求叶，而本原未澈焉，乌睹其所造就也？”至今读来，还振聋发聩。
1908年，厚庄在徐定超、陈介石、黄绍箕等力荐下，出任温州府中学堂校长，面临的那就是如何整顿学堂的艰巨任务。之前的从事教育工作，使他有了丰富的办学经验，雷厉风行，革故鼎新，终于使府学堂成为全省的名校，从而造就出了一大批温州近现代杰出的人物。如何管理、改革府学堂，日记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从日记中看，厚庄为平阳县学堂拟定章程、课程共三十余条，先后为温州府中学堂等校编写了《新编国文教科书》《国文教授法》《修身讲义》，以及《蒙学新文典》《智育国文教科书》《初级历史课本》《国文教授法》等。
到了民国的1915年，厚庄在平阳开始编纂《平阳县志》，同时任平阳县教育会会长，从事全县教育方方面面的工作。同年他创刊、编辑了《教育杂志》（平阳教育会主办），自己也撰稿，“著《教育杂志》数则”，“作《教育杂志》论说两篇”，阐述自己关于教育的心得体会和真知灼见。这份刊物至少坚持了二十年，因为他在1925年6月4日的日记中还记道：“《教育杂志》第五期，征求全国教育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列为专号，计七十三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决不能掉以轻心。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还重分数，在一分、两分上纠缠，而忽视最根本的教育理念。不能到了大学，才醒悟以前教育的不对地方，没有“蒙以养正”，已晚矣。厚庄是名富其实的教育家，是真正的以教育家办教育，是温州近代教育兴起的主要倡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他的日记可当作初期的温州教育史读，对当下的教育改革也有借鉴的意义。![]()
照片来自网络
排难解纷维持秩序
在古代社会里，一个读书人只要获得秀才（即生员，有资格参加乡试）的身份，就可以出来做事，还有那些在外地有一官半职，赋闲回乡后，也经常在地方上做事，他们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士绅阶层。回乡的人如之前当的官比较大，那就非同一般，当地的长官对他们都是礼敬得很，有时言听计从，共同维持一方的安宁，对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据民国《平阳县志》卷六《建置志二》载，古代在县城南门内，县治前，除了儒学公馆外，还有一个乡绅公馆，这可能就是平时供乡绅议事、办事的场所，多少有带些地方自治的味道，可见以前对乡绅是非常重视的。
平阳县晚清、民国时期最大的绅士是陈筱垞，字锡琛，号憩楼，江南宜山人，只比刘厚庄大六岁，他们都是吴承志的学生。吴承志是当时全国一流学者，出自诂经精舍，系俞樾的高第弟子，在学术上差不多可以与瑞安孙诒让相颉颃。吴来平阳任训导，几乎是由筱垞“保护”着他，“罩”着他，比起与厚庄的关系，他们两人还要密切。以致吴逝世后，一切后事都由筱垞经理，如数量不少而又极佳的藏书、吴撰的县志稿，都由由筱垞接管。1915年，厚庄开始编纂《平阳县志》，急需县志稿，“夜陈少文承绂来，言吴祁甫师县志稿如得赠束脩，可以取出。”筱垞提出了条件，最终不知达成了什么协议，厚庄可以充分运用前人的成果。到了1920年，厚庄在日记中又记道：“陈筱垞来检吴祁甫师志稿，仍存局，乞封寄吴子修先生庆坻。”他们都为保存地方文献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筱垞的父亲为陈际中，号云楼，原署桐庐县教谕，回家后任龙湖书院山长，书法也好，热心于办理乡里文化、教育、慈善等公益的事，主要在江南，也是一位著名的绅士，威望很高。因为清代平阳科举考中的人少，文风不盛，汤肇熙任县令时，就由云楼任“董事”，“陈云楼学博端正，负乡望，特肩其任”（汤令语），负责建造了城南文明塔，后来就出了几位举人。筱垞有乃父之风，而且所办的很多事是有关全县的，如育婴堂、社仓、渔团、保甲等。新县令到任，都得先到他家拜谒，因为此后在当地的施政都须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每年正月过年，到他家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各种礼物收了一稻桶，其中很多都是他平时为人家解决了事情而收受的，“平理争讼，门庭踵接，咸帖然受成以去”（厚庄语）。
但他也有办不成的事，如厚庄在1904年日记中记载道：“午后，同君雅诣仪山陈筱垞宅，谈及县城蒙学事。方蒙学初办，筱垞邀诸葛莘坪、王澄如主其事，既而莘坪（即莘民）、澄如请县存案，有立监督、董事等语。胡大令以语吴祁甫师，师以与初议不合，止之。莘坪两人颇咎筱垞，实则筱垞无权也。”办县城蒙学堂，不是筱垞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他“无权也”，“董事长”还是衙门里的县老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世众先生在《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一书中说：“士绅参与的大量公共事务事实上是由官府主持的……地方士绅的公共作为只有在地方官的赞同（至少是默许）的情况下，才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在地方事务上的自主性极其有限。”切中肯綮。
晚清最后一位朴学大学孙诒让也是一位大绅士，他并不是在玉海楼中足不出户，就读读古书，考证古文字，满足于名山事业，“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时刻关心着时局，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如1905年创设温处学务分处（后改称温处学务总汇处），任总理，管理温州、处州两府的教育事务，为温州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到了1908年孙诒让逝世后，浙江巡抚一道命令下来，总汇处被“载撤”，厚庄在五月廿四日的日记中摘录了抚电奉裁文云：“贺观察转黄绅式苏诸公，学务总汇处往年权宜准设，并无奏案。自学部新章颁定，每省止准一教育总会，每县设分会及劝学所各一，并无一府或两府集合之教育会，而学务总汇处之名，更为部章所无。今孙绅已故，著即裁撤，毋庸再举总理。院敬。”“人走政息”，令人感慨。
1938年春，筱垞逝世，厚庄挽联道：“君承家学，远师奉直杨公，两世济清芬，桑梓百年深倚赖；晚卧沧江，竟作独清屈子，千秋有公论，蚍蜉众喙究何伤？”他们同是地方上的很有影响力的绅士，在办事情时，绅与绅之间也免不了有龃龉之时，厚庄在日记中时有流露，这就是日记私秘性的表现之一。同年5月15日开追悼会，厚庄作报告，徐用县长等人演讲，第二天厚庄在日记中记了颜友松联“群龙无首吉”云云，说：“极可笑，此联昨已闻希初言之。”筱垞之后，厚庄就是平阳最大的绅士。其实就是筱垞健在，厚庄以他的成就和影响力，在温州也已“执牛耳”。刘祝君《疚庼日记》第七册民国廿四年（1935）十月廿六日载：“瓯风社诸子雅集，写影于东山书院，凡十八人。平阳厚庄丈年最长，乐清高性朴、瑞安池仲霖、永嘉谢磊明次之，孙孟晋、宋默庵、张宋庼、梅冷生、陈木厂、林志甄皆一时之彦，讲究国学，著作有声。”厚庄年龄最大。张宗祥说厚庄是孙诒让的弟子，厚庄在日记中都称孙氏曰“仲师”、“先生”等，可以说在温州，仲容之后是厚庄。张鹏翼有诗道：“最难叨契两师友，前有龙头后虎头。”根据自注，“龙头”就是指厚庄，“虎头”指苏渊雷。颜氏此联甚无谓，所以“极可笑”。
日记中对江南盐案的记载非常详细，这是一大特色，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初三日：“白沙煎盐，共十七地方：中埭、老埭、烧灰、半河、监后垟、林家院、东门杨、石路、林家庄、缪家桥、二河、章良、方良、黄头图、刘店、第七河、上江。是日，煎丁约十一处皆来芦江会议，盖南盐设局，地民大碍，宜其不服也。”同月初九日说：“盐课为财政一大宗，生在产盐之地，瞠目不知，足为深耻。因取《经世文编·盐课门》尽阅之。”可见他好学深思，关心经济民生。早在光绪二十四年，他就在日记中说：“是年看书颇多，亦颇有心得，唯纪盐案事太繁。” “平阳盐案滋事，牵累被控，劣衿蠹吏相与朋比”，这是乡绅中的劣绅（“劣衿”）与贪污之吏互相勾结的结果。
厚庄在1912年7月的日记中说：“是时家居乡里，以事见诉者纷至沓来，大致以排解为主，记之徒费笔墨，故皆删之，惟存其一二有关地方大局者。”
抗战爆发后，厚庄从温州搬回平阳县城住，直到他1942年逝世，一年中有很多时间为大事、小事操心。一件事的起因到最后处理的结果，他在日记中有时都比较详细地作了记载。乡下人来县城请他帮忙，免不了喋喋不休，他有时也会不耐烦起来，事后在日记中又自责。1936年，厚庄还住温州时，永嘉县长徐用被任命为平阳新县长，徐还没到平阳，就先到他家拜访，他也到东瓯旅馆回拜。到了更加强势的张韶舞来平阳任县长，虽然第二天就来拜访他，套关系，好像很客气，其实后来厚庄的话就有时不大管用，甚至不回复。因为时代不同了，人心不古，绅与官的“蜜月期”差不多已到了结束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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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春，平阳县志办謄印的《厚庄日记选编》 林勇提供
作者陈盛奖，刘绍宽研究会会员。平阳县人1968年生，199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在平阳县志办（今平阳县地方志研究室）工作。长期从事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如与张禹先生合作编注《王理孚集》，与方浦仁先生整理《刘绍宽日记》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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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曾伟律师，浙江瓯南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