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陕西师大有关的三位蒲城人

文摘   2024-11-06 22:27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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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翻阅史料及浏览陕师大网站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有三位蒲城人都与陕西师大有关系,其中一位还是陕西师大的创始人之一,为师大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两位虽然年龄和资格比不上第一位,时间也要偏后一点,但是也是陕西师大校史上比较知名的人物。
原政庭
         第一位原政庭,蒲城孙镇傅家庄人,早年在本村私塾、蒲城高小、蒲城师范预科班就读,后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随老师杨明轩上北京继续求学,192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原政庭被杨虎城选赴英国深造,同行出国的还有亢心栽、蒲克敏(赴英国)、潘自力(赴法国)、王炳南、江隆基、郭则沉(赴德国)等人。原政庭于1932年初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和大学专门院学习经济学和历史。在此期间 他还攻读了不少英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同年春 加入英国共产党。

原政庭(左一)与蒲克敏等

        1934年初原政庭返陕,任杨虎城秘书,并在西安绥靖公署训练班讲授国际时事和国内抗日形势。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调原政庭任绥靖公署办公厅电务科科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赴西安为和平解决事变奔走,原政庭曾为周恩来编过密码本,参与了西安事变通讯联络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嫡系军队控制陕西,原政庭于1937年夏赴上海,此后先后担任过三原中学城北分校教员、设在宜川县观亭镇的民族革命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官、陕西省国民教育师资训练所教务主任等职务。1944年上半年,原政庭加入中国民主同盟。8月,经原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推荐,赴迁至陕南城固县的西北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授,讲授“西洋近世外交史”、“国际政治”与“英国政治名著选读”。1946年春,他参加了该校进步学生发动的驱逐反动校长刘季洪的斗争,支持学生的反美爱国运动,因支持西北大学学生反美爱国运动,被国民党当局解聘,并通令全国高等学校不得录用,他被迫还乡。1949年3月,他再次参加革命工作。

原政庭(左一)与蒲克敏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原政庭历任西北军政大学教务主任、西北大学教授、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处长、西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副局长。1954年,任陕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当时全校共设立11个教学小组,学生401人,教师44人。学校初创,在师资配备、仪器设备、校舍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困难。原政庭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先后从中学抽调了一批具有10年至20年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并由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学校分配来一批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任助教。原政庭和学校领导班子还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突出政治思想教育。1955年4月,将11个教学小组调整为8个教学研究组(马列主义、教育学、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算术与代数、数学分析与几何、物理),并加强了对各教研组的领导,建立听课、备课等制度。同时,学校要求教师将加强学生自习指导工作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放到重要地位。到1956年上半年,专任教师增至68人,学校面积17公顷,完成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较前大有发展,为学校升格打下了基础。此年,陕西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陕西师范学院,原政庭任副院长。1960年,陕西师范学院与西安师范学院合并,成为陕西师范大学,原政庭任副校长。1963年,原政庭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0月离职休养。1992年8月18日在西安病逝,终年89岁。他被陕西省各界誉为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原清月
          第二位原荫盛,原政庭之侄。一九二八年出生。二伯父原斯健死于蒲案,父亲原清月、叔父原政庭、原树贤都是李约祉、李仪祉先生的得意门生。父亲原清月先生终身献身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治学严谨,正直清廉,为杨虎城将军所器重。并奉将军重托创办了孙镇小学。叔父原政庭是杨将军秘书,叔父原树贤是洛惠渠工程师。他们体恤老人务农供养自己上学艰难,刻苦进取的品格,在原荫盛幼小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原荫盛一九三四年跟随父亲在蒲城孙镇小学就读。由于品学兼优,且多才多艺,深为老师同学喜爱。一九四六年在父亲的地下党朋友李文澜先生带领下,前往户县考入户县师范学校,后又转入富平师范上学一九四八年二月,他带领学生痛打了反动的田粮处长,伪富平县党部责令学校停了他的学,他返回家乡后,正值我马湖游击队筹办马湖小学,便在游击队指导员韦应文安排下,担任学校的训育主任,利用教师的公开身份,以供给制形式,在敌我斗争尖锐的形势下,为迎接解放做出了贡献。一九五0年二月,原荫盛考入西北大学史地系学习。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不久继续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

五十年代陕师大大门

        一九五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八月,他回到西北大学,赶上西安师范学院分出,组织安排他到师大历史系担任助教,兼任党支部书记,系办公室主任。困难时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灶上买不到菜,饥饿威胁师生健康,他请学生郭建华(儿童村的老村长—陕西省三原县大程镇东周村郭建华)回三原老家联系,请校车队拉回大批新鲜蔬菜,不仅解决了历史系灶的危机,也解决了全校师生的饥饿因扰,历史系的灶办得最出色,一周每顿饭没有重饭。

六十年代陕师大大门

         一九六四年九月,师大校党委为了加强图书馆的工作,调他去图书馆担任秘书兼党支部书记。他到任后,团结带领同志们,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完成馆内几十万册图书的整理,编目,上架归类工作。又学习全国各地图书馆的经验,实行科学管理,采集必需的欠缺新书,建立健全借阅流通规章制度。使馆内工作达到不用准备,随时能够接待外宾的水平。文革期间受冲击,文革后平反昭雪。平反后,他被安排担任学校印刷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为把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依靠工人群众,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开展技术革新。并走出校门,牺牲节假日,奔波于西安的几个印刷厂与学校之间。请兄弟印刷厂工人和领导来校印刷厂更新设备,而他一个学社会科学的干部也身先士卒学技术,装机器,从不计报酬。几年来的周末,人家都看公映电影,他却在车间加班搞技术革新。感动得外单位领导都无条件地把备件用于师大设备更新,并坚持周末免费来师大同厂长和工人们一起搞技术革新,使报废的机器重新健康服役,为学校节省了大笔开销。印刷厂规模大了,他重视轻工队伍建设,坚持以老带新,使印刷厂成了青工们争着来的单位。所印的教学讲义质量很高,且出活快,为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师大领导对其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一九七七年,又调到教材科,即师大出版社前身。与同志一起创办中学各学科教学参考,由于多方动员精兵强将,紧贴中学教学同期实际,且极富教改的前瞻性,又把师范高校对中学教学的关注与指导融入其中。深受广大中学教师的欢迎,使“中参”成为颇有影响的国内核心期刊。

六十年代陕师大大门

        一九七九年七月,他重返历史系讲台,再任党史课教学。他的课程在学生中再度享有崇高声誉,被评为副教授。一九八八年退休后,他以充足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撰写论文。着重研究清代爱国名相王鼎,林则徐,水利大师李仪祉,千古功臣杨虎城,于右任,李志高等历史名人。后被评为“正教授级研究员”。

         第三位万三伏,曾用名万知行,男,汉族,1932年8月出生,蒲城县西乡万家村人(今桥陵镇五星村)。少年时期在兴镇北校完成小学学业,后于1949从富平二中初中毕业,同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10月由蒲城尧山中学保送进入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读本科。1952年11月在西北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调干留校工作直至1993年2月退休。退休前曾任陕西师大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附校办主任(正处)等职。

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大门

   1952年12月至1953年8月,他曾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人事组、教导组任职员,并当选为机关团支部书记。1953年8月至1956年8月,他被调到院团总支任专干。1953年10月当选为团总支副书记,1954年10月当选为西安师院团委副书记,并连续三届(1954—1956)当选为共青团西安市委委员。1956年8月至1957年8月,经组织保送至中央团校进修。1957年1月15日,他与团校全体学员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陪同接见的还有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和团校校长胡耀邦同志)。事后,他把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感激之情,变为刻苦学习的热情,在不到百天内,利用上课之余,读完了《资本论》等原著。同年8月,他由中央团校毕业返回西安。1958年夏在西安师院被错划为“右派”,他多次申辩无效,长期蒙受不白之冤。1965年夏至1981年7月,他被调至校图书馆工作。“文革”中以他多次“翻案”为由,立案审查,关进“牛棚”,遭到残酷批斗,多次被打,致使耳残,听力严重下降。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他被调至图书馆古籍组。在古籍整理中,他首先发现馆藏国宝——蝴蝶装六页宋版书(后经上海图书馆古籍老专家潘景郑先生确认为“国宝”)。他还参与了“善本书选展”的筹办及《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的编印工作。

师大图书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1979年元月,学校党委对他的“右派”冤案进行了彻底平反。不久,他被任命为馆办公室主任,并当选为图书馆党支部副书记、机关总支委员。他参与了专业队伍扩建、职称评定、工资调整,以及“西北图书资料中心”、图书馆团支部的筹建工作。

刘泽如

    1981年7月,万三伏同志被调任陕西师大高教研究会秘书长。除参与研究制订章程、课题规划,选配人员,编印参考资料外,还参与了“教育部西北地区高校干部培训中心”的筹建工作。同年10月,他被调任为本校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并当选为党支部书记。1982年5月,他参与了“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的筹办工作。为给研究生提供特需教材,他在学校大力支持下,组织人力编选《刘泽如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985年出版发行),并用结余款支助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在教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复试中,他提出除按政策规定执行外,着重考察其创造思维能力、自学和独立思考能力等观点,获省教委和有关高校领导的支持,在研究所申报国家科研课题中,他突出高师为基础教育服务的特点,经科学论证,1990年上报三项课题,全获国家教委批准。

  他在任副所长的同时,自1986年12月起,在校内兼任附校办主任。他首先提出创办一流附中、附小、幼儿园的管理目标和措施,并任《普教通讯》(内刊)主编,本校“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在校外,自1984年起,他兼任省高教学会、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秘书长,省高教情报站站长。参与创办《陕西省高教研究》学刊,参与省“纪念陶行知诞辰100周年”论文评选等活动。

陕西省志教育志

   除所务及兼职外,在职期间,他参编的《陕西省高等教育年鉴》,收入《中国教育年鉴·地方教育(1949—1984)》一书,1986年12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经省职改领导小组批准为副研究馆员。他参编的《中国历代教育家传》一书,1989年3月由科普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他参编并任副主编之一的《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一书,1990年12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参编并任“教育”门类负责人的《三秦历史文化辞典》一书,1992年10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参与编纂的《陕西省志·教育志》,2009年12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此外,他于1986—1988年间,应聘于西安石油大学、西安体育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等校,为不同对象讲授《教育学》、《领导科学概论》、《高等教育学》等课程。

    1993年2月退休后,参加校注《新编魏征集》一书,1994年9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他参编并任主编之一的《陕西省高等教育大事记》一书,此外,他为探索民办高校教育教学管理规律,应聘于“西安同仁文化大学”、“乡镇企业大学”、“西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西安外事学院”、“陕西师大教科院”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他曾提出为国家、为家长、为学生“三负责”的办学理念。

         这三位蒲城人,虽然人生历程前半段差异比较大,但是后半生也都与陕师大有了不解之缘,也为陕西师大的发展和教育作出了贡献,也为现代教育工作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说明:
1、图片来自网络;
2、参考资料《蒲城县志》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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