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振濂先生“祛魅”
作 者:长安居
“祛魅”的概念、理论，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通俗地解释，“祛魅”就是指消解某些人事物的神秘性、神圣性，以及魅惑力等。即还原其本相，并依据客观事实，做出符合客观事实的判断。
无论搞研究，还是搞艺术，当某个艺术事件，某些艺术作品见之于世后，作为观察者、欣赏者的我们，最忌盲目的认同和喝彩，这是一种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习惯，同时也因此阻遏了艺术研究、创作不断进步的可能。
具体地说，在一个艺术展览或一本专业著作诞生之后，观察者、阅读者唯有站在批评的立场上，才会实现祛魅理想，并在祛魅过程中，将个人思考升华为带有普遍性的有效经验。
2024年12月09日，由西泠印社集团主办，西泠印社出版社、西泠印社美术馆承办的“‘艺术思想史’·科研/关联大印学——陈振濂四十年艺术思想观念史科研印谱展”在西泠·武林美术馆拉开帷幕。
坦白讲，仅就这一展览标题来看，我想每一位读过此标题的朋友都会感到十分迷惑，乃至十分懵圈。因为这一展标不仅像一个可包罗万象的“大箩筐”——本次展览的关键主角陈振濂先生，似恨不能把世间万物全部统摄于本展之内，而且这一展标内容的拗口，可谓今世第一，假如练不好说相声的贯口绝活，把这么奇葩的展标，能一口气读下来恐怕都很费力气。
有关本次展览的作品集合:《陈振濂四十年艺术思想观念史科研印谱》，在展览开幕不久，我就有幸拜读。如果只看这本作品集的书名，好像颇有一点儿高大上的感觉，但把这本《印谱》粗略翻检一遍，瞬间就会明白，原来这是一册西泠印社主事者陈振濂先生和西泠印社社员之间互相吹捧的肉麻“合集”，实在引人喷饭不已。一言以蔽之，即参与本书创作的篆刻家（西泠印社社员）一面为他们的“领导”陈振濂先生“树碑立传”，陈先生则投桃报李，反过来大肆表扬这些为其“树碑立传”的篆刻家，悉为当代印坛高手，西泠健将云云。不管怎么看，这都像小孩子玩的“过家家”儿戏，幼稚极了，可笑极了。
文史学者刘墨先生，尝总结今人书画篆刻家尚“吹”，堪为的论。陈振濂先生自吹的功力臻于妙境矣，比如，他在此《印谱》的自序中说，“窃谓一生功业，略记于此”，首先这句话是不通的，陈先生尚且健在，“一生功业”又怎么理解、解释？其次，能把个人得到的成绩，自定义为“功业”，恕我孤陋寡闻，在前代学人、当代学人群体中，都是仅见者，这种大言不惭地自我吹嘘，不是无知的问题了，更多是自身“江湖气”满满的一种无意流露。
陈振濂先生既精能于自吹，更在当代艺林开启了互相吹捧的坏风气，而且是打着“学术”“科研”的“神圣”名义，所以尤其需要批评。
比如，本展参展作者之一，西泠印社理事郭强先生在一方自刻印章的边文中，热吹“陈振濂先生书法学学科研究，集中体现出宏观抽象之思考，与古典书论相比，于方法论上有明显之颠覆……，开新时代之格局”。众所周知，有关书学研究的方法，一种方法是侧重考证梳理，一种方法是侧重抽象思辨，前者为实，后者为虚，这些研究“方法”在传统书论和近现代书论中都作为常态存在。陈先生的书学研究怎么就在“方法论”上“颠覆”了古人前人的“方法”？难道陈先生研究书学的“方法”，在考证、思辨之外，又开启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那么由陈先生所创立的这种颠覆性研究“方法”，具体所指又是些什么呢？这样无底线的肉麻吹嘘，明显与事实不符。
郭强先生热吹陈振濂先生可谓不遗余力，陈先生按照今之翰墨金石场的通行“行规”，当然知道“知恩图报”了，遂把郭强先生之“篆刻”能“领袖一域风气”的高帽子加冕于他的头上。郭强先生的篆刻创作在四川、在西泠印社而言，只能说不在“老年大学”和“儿童团”的水准范围之内，但评其篆刻创作可“领袖”整个四川印坛，郭强先生自己能有这个胆量承认吗？这种脱离实际，无边无涯地“互吹”，也过于离谱、庸俗了吧？
此外，在这本《印谱》的引首处，刊登了“陈振濂四十年艺术思想观念史科研寻踪”的“石刻”，如按照陈先生自己的说法，此举即“……以存贞珉，复证金石永固之寿”之意。陈先生的书学著述、理念存于“贞珉”后，能否得到“金石永固之寿”的待遇暂且不论，陈先生在为此“石刻”题跋中的“……今命为《思想观念史印谱》作大石款跋”一语，就极容易让人误解此“石刻”的文词，也出于刻者金林西先生的手笔，很显然，此间的文词内容由陈先生自撰，金先生仅手刻者而已。陈先生为文的不严谨随处可见。而陈先生在这一“石刻”的跋语中，随手就把此为“传世之作”的“高帽子”抛了出去，这已非不严谨的问题了，这明显是胡乱吹嘘，这件“刻石”作品创作于两年之前，一件只经过两年时间检验的“石刻”作品，就这么轻松“传世”了？“传世”之作也过于简单和玩笑了吧？
金林西“石刻”作品（局部）
需要说明的是，由金林西先生刻制的这件“石刻”作品，整体感觉过于拘谨，一眼望去即知此为“奉命之作”，可以想见他在刻制时的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因而刻制者鲜活的性灵也由此泯灭。而这一“石刻”点画的单薄轻飘，是一眼可见的致命伤，难道“传世之作”的最大特征，都是单薄、轻飘的吗？
当下的西泠印社没有社长，身为副社长兼秘书长的陈振濂先生即等同于实际的“社长”，所以陈先生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西泠印社的社会、学术形象，这个打着“思想”“科研”为名号的“学术”活动，其内含的实质，即相当于陈先生借助自己西泠印社实际“社长”身份的便利，以图私利——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以期“不朽”，而且更向全社会展示了西泠印社内部极为负面、荒诞的学风。对于这种显著的消极现象，当然应该批评和祛魅。
陈振濂先生在当代书坛可以形容为“旷世之才”，他所取得的学术、艺术成就是任何人都难以轻易否定的，但这是指20年前的他。陈先生把自己过往的学术生涯定义为40年，那么前20年的陈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和艺术家。准确地说，陈先生能经得起推敲的学术成果，大多取得于新世纪前，或者集中于新世纪初叶的那几年。总之，从陈先生50岁后，已经开始“吃老本”了，60岁之后每况愈下矣，迄于今日，他原来所积累的“老本”，差不多已被吃得精光，在其“老本”被全部吃光的窘境下，他依然要强撑为“大师”的形象，也就只能得到当众现眼现丑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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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先生是大聪明人，这是得到世之公认的，但是，凡大聪明人，又大多不愿意下实在的功夫，陈先生也不例外。对于用古文写作，陈先生的功底是极为孱弱的，从严格意义讲，他根本不具备运用古文写作的能力，但他并不自知，即便以前曾因此大闹过笑话（注:读者诸君可点击以上链接，赐阅有关拙文），也未能引起他的自省，并好好补课，以至于笑话不绝。
在这部《印谱》中，陈振濂先生手批沈浩先生印作的这段自作短语，读后就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第一，这一短语的前一句和后一句都没有关系，每一句都是独立的意思，至少在我读来，得一种如坠云雾间的体会；第二，“来历在让翁之间”一句，是完全不通的句子。且不说沈先生所刻“朱蜕华典”一印，与吴让之印风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即便陈先生认为此印出自吴氏印风，为了行文的通顺，也应写为“来历在让翁印风处”，或“来历似在让翁、缶翁印风之间”一类，才得通顺；第三，陈先生曾自我标榜“我书即文献”（注:这种量级的自我“海吹”，古今独见），但他写就的这些“文献”，字迹潦草无度到了极点，颇类新出“狂草四家”的笔迹，如其笔下的“多”字与“交”类似，“学”则如“草”，“范”乃一刺目的大错字。如此“文献”岂非令我辈大跌眼镜乎？
又如，陈振濂先生笔下的“北域南相”怎么讲？为什么不依照惯例写为“北人南相”？陈振濂的古文写作在不通之外，又擅长自己生造新词儿，如“同社魏杰祝新”一语中的“祝新”，初读以为是人名，这是祝贺新年的意思吗？有这种用法吗？
更为绝妙的还有，陈振濂先生在这部《印谱》中赞美朱培尔先生的艺术创作有个性，居然评之为“所谓艺术个性”，“所谓”是否定的意思啊，例如我们说“陈振濂先生是所谓的文艺大师”，这是在否定陈先生不是“文艺大师”，陈先生欲大加赞美朱先生，表现出的却是相反意思，这的确令人忍俊不禁。
最为喷饭的内容，是陈振濂先生为陈大中先生印作手批的内容，“大中社兄纯出金文盂鼎面相”，这是指陈大中先生的长相与盂鼎相仿的意思吗？类似的笑话，在陈先生非常自负的“阅读书法”中屡见不鲜，如在其几年前举办的“大匠之门”书法展中，陈先生曾称老杭州大学教授胡士莹先生为明清小说大家，陈先生根本没有古文写作的能力，由此可证乎？陈先生的这则批语如改为，“大中社兄治印纯出金文盂鼎面目”始称通顺。
前贤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因未曾向陈振濂先生求证，所以不知陈先生在此《印谱》中所作批语是不是仿效金圣叹手批《水浒》，毛宗岗手批《三国》的模式，金圣叹、毛宗岗就《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评注本，是艺术批评史上的杰作，胡适之先生曾对金圣叹就《水浒传》的批注盛赞有加——“大怪杰，他有眼光和胆色，在批评领域中，他的地位可能无法被超越”。在我看来，金、毛两者对《水浒》、《三国》两部杰作要言不烦的批评，能够流传千古，首在“准确”二字。这也折射出专业评论与非专业评论之间最大的区别，亦即“专业评论”总是能找出某些最准确的词汇来描述、品评一件作品的审美特质。
尽管陈振濂先生是当代书坛印坛久负盛名的大学者、名教授、双博导，但就其艺术评论的基本实践能力来说，他的水平非常业余，与其头顶上的诸多光环远不相符。陈先生在手批李智野先生印作时说，“智野同社出于塞上，有铁笔缘，作印亦有大漠气象”。陈先生此处所作“大漠气象”的评语，就让人深感匪夷所思了，第一在篆刻审美中“大漠气象”是一个模糊不清，随意含混的描述；第二，李先生以古玺印风为主体的篆刻创作，就是当下印坛流行的常规刻法，全国各地印人以这种刻法示人者多多，难不成因为李先生生长于呼和浩特，故而才有“大漠气象”？
假令陈振濂先生上述品评李智野先生印作的内在逻辑可以成立，那么新疆篆刻作者的作品必有吐鲁番盆地的马奶子葡萄气象，西藏篆刻作者的作品必有雪域高原的牦牛鲜肉气象，沿海篆刻作者的作品必有海风吹拂下的鲍鱼大餐气象……，凡此种种，延展开来，专业化的艺术评论就一如笑话的排比铺陈。体现专业水准的艺术评论，务必要彰显出其专业特性，而专业特性必要以“准确”为先，以不作虚语为先，身为专业高端人士的陈先生，他的这种“大漠气象”式的胡乱品评，正是艺术评论行内最大的忌讳之一。难道不是吗？
或许是陈振濂先生平素的生活过于繁忙劳顿之故，因而他的心性也浮躁到了极点，这种“名人”所独有的浮躁，又导致了他的思维、认知水平不断降级。
比如，陈振濂先生对蔡毅先生印作的品评即属自相矛盾的范畴，陈先生已经把蔡先生的印作归于“黄牧甫（印风）之典型”，但后面又说“挺拔卓然自立”，这就令观者万分不解了，蔡先生的作品到底是“黄牧甫（印风）之典型”呢？还是“挺拔卓然自立”呢？陈先生能为我们明确界定一下吗？过于浮躁的陈先生，而今已泯灭了为文应有的最基本之逻辑自洽能力。
又如，陈振濂先生评尹海龙先生“我书即文献”一印，有“取甲骨入印，于篆刻为别格，非寻常手段也……”的论断。这又是一则出离事实大远的非专业评论，首先，尹先生此作主体部分的用字均系金文，只“即”“文”二字能视为甲骨文，而在整体上又以钱币文字方整劲健的笔意统一之，怎么可能说成“取甲骨入印”呢？其次，最使我们疑惑的是，以甲骨文入印早已非篆刻创作的“别格”了，甲骨入印的历史从简经伦那一代印人开始计算，也有近百年的历史，至于当下，更是再普通不过事。甲骨入印明明是“寻常事”，却被陈先生评为“非寻常手段”，陈先生在学问、认知上的巨大退化，确实引人惊愕。
再如，陈振濂先生评刘永清先生的篆刻作品“秦印韵致跃然”，刘先生的篆刻创作是为典型化的“展览体”篆刻做派，与传统篆刻联系不大，如以此印为品评对象，我想除陈先生一人会认为此印“秦印韵致跃然”外，再没有第二人会认可此印与秦印有关。这又是一则信口开河地品评。
陈振濂先生把自己过往40年的专业生涯，以“艺术思想”、“观念”等字样概括，可证他的“自恋”空前绝后，史上唯一。一个人的学术、艺术成就达到“思想”“观念”的高度，至少要影响一个时代，甚至更长时间。由唐代大文豪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等均属此类。韩愈提出之为文须“发言真率，无所畏避”的理念，影响唐宋两代；而文艺复兴三杰，即“文坛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及“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人的作品，同样在欧洲产生了两百年左右的影响。
综上所述者乃知，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果欲达到“思想”“观念”的高度，由其提出的学说，创作的作品，至少要对后世产生一个世纪以上的影响。陈振濂先生的学说、作品会对后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陈先生的学说、作品不消说会影响后世了，即令对当下书坛的影响，也不过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客观评价，陈振濂先生这多自封的，以期得“金石永固之寿”的“思想”和“观念”，虽然多达53个之多，除却其早年所撰述的几本专业著作尚可一观之外，更多则是由其随心所欲，以用为哗众取宠、欺人欺世的口号罢了。因之，在我眼中，当下的陈先生已非20多年前的学术家，而是货真价实的“口号家”。
陈振濂先生是一位特别钟情于追求轰动效应的人，但以他现在所具备的专业水准，显然很难再生发出“轰动效应”了。而才思枯竭的他又不甘寂寞，他内心独有的那种“轰动情节”总也挥之不去，故而他只能用“喊口号打招牌”的办法，制造虚假的“轰动效应”以满足自己对名利、对“不朽”的渴望。陈振濂先生是一位可怜的人。
在我的认知中，在书法篆刻研究创作领域高喊各种“口号”，以自我标榜为“独立”的“思想”“观念”，是没有一丝一毫实际意义的，就算喊出的这些“口号”是一种价值理念的陈述，总还是要有与此相对应的好文章、好作品作为引人信服的有力支撑。是故，高质量的作品比高质量的“口号”“招牌”重要无数。
不客气地讲，陈振濂先生自以为美的这些所谓“思想”“观念”，比用纸片子粘合的纸房子还要脆弱十倍也不止。限于本文篇幅，仅爰举三例以证明之。
比如，陈振濂先生之“重振金石学”的“思想”“观念”，即笑话一例。传统“金石学”在70年前已不复存在，有关器物的部分归于现代考古学研究范畴，有关文字的部分归于古汉语、古文字研究范畴。一门已经不在的传统学问以陈振濂先生一人之力，或者陈先生率领全体“西泠印社中人”就能实现“重振”的梦想吗？陈先生学术认知能力的严重退化，由此可窥一斑，我想在他的认知中，大抵是以为用毛笔字在金石拓片上，题几句文理不通的句子就“重振金石学”了，这还不够荒唐、可笑吗？
苏士澍先生号召别人“写好中国字”，他自己却写不好中国字；陈振濂先生教导别人“反惯性书写”，自己则完全按照统一的惯性大写特写。苏、陈两者言行不一，可谓当代书坛的消极典范
又如，陈振濂先生是“反惯性书写”的倡导者，他更把这一“口号”当作自己的“思想”“观念”。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陈先生的“思想”“观念”，因为初学书法的普通爱好者都明白，书法创作不能过早“结壳”，“结壳”不是“风格”，说白了葆有艺术活力的书法创作不能重复自己，这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普通艺术常识。陈先生变换一种说法，结果就变易为他的“思想”“观念”了，“思想”“观念”假如这么容易“生产”，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封为“思想家”“观念家”了，从此之后，满大街不唯都是书法家，而且满大街又都是“思想观念家”了，陈先生荒谬绝伦若此者，又岂止于可笑？我想提醒读者诸君特别留意的是，陈先生是“反惯性书写”的倡导者，但他在这本《印谱》中所写的毛笔字，千篇一律，完全是在统一惯性书写下的产物，这足证他是一个言行极度分裂的人，他“反惯性书写”的“思想”“观念”，并不是“思想”“观念”，只起到了自己打脸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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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在最近几年，陈振濂先生又“拉大旗作虎皮”，借着西泠印社的无形资源，提出所谓“大印学”的唬人口号，就“大印学”口号的批评，我先前曾做过具体批评，读者诸君可点击以上链接参看。对于“大印学”口号，我仍旧要延续前述观点说明这一口号的荒诞，陈先生在此展览展标的主标题内容中，明确冠以“大印学”字样，那么这部题为《陈振濂四十年艺术思想观念史科研印谱》的“文献”，即可目为“大印学”涵盖下的“科研”“创作”成果之一，甚至可目为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关键性问题由此呼之欲出，这种水平的“成果”，不仅低劣，而且具有完全负面的示范效应，这俨然又反证了“大印学”的荒诞，或曰陈先生自证了“大印学”的荒诞。而此荒诞，是不是同时构成了陈先生所谓“思想”“观念”的总体形象？于此，读者诸君以公正无私的尺度评判可也。
学术研究、艺术创作的繁荣，与各色“口号”的花样百出没有关系，印学研究和篆刻创作都是一种私人化非常强的独特精神劳作，独具创造力的研究、创作从来不会依附于某种“口号”之下，而空洞无物的“口号”更与“思想”“观念”无关。这是陈振濂先生不可不知者。
陈振濂先生属于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那类人，在他身上有一种天然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贵族”气，他在谈及自己时，每称是“书香世家”的后代，但对待社会层级、身份较低微的艺术家，就没有一丝尊重的姿态了。比如陈先生曾以其自书“阅读书法”的方式，直呼一代金石书画大家余任天老先生为“草根”，这是对余老极大的不尊重。余老一生困于陋巷，并非他老人家的本事不行，他的本事高于陈先生十倍也不止。余老平生所遭遇的困顿是生不逢时，运气不逮故，与陈先生相比，余老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
拥有良好教养的人，他的礼数不是体现在有权有势者的面前，而是体现在对晚辈、对社会层级较低者的面前。书法界那多老先生还健在的时候，若有幸与这一群体中人打过交道，就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待晚辈礼数的周全和温馨。这是一种教养和风范的具体表现。可惜的是，这种周全、温馨的传统礼数（教养），而今只存在于“40后”一代书法家的身上，越往后的书法家，通常无不豪横、托大到了极致。确切说，陈振濂先生即其一也。
齐白石手批门人印谱选片
在这本以呈现陈振濂先生“思想”“观念”为主题的《印谱》中，陈先生显然把自己摆在当代印坛盟主的宝座上了。比如，陈先生在他人印作之侧作批语，即仿照前贤如吴昌硕、齐白石手批门人弟子印作的做派。就其这种行为评价，说好听一点儿是无知的“托大”，说难听一点儿，这是对他人极大的不尊重，说到底，是陈先生的基本教养有大亏也。
在这部《印谱》的53位作者中，一部分作者是陈振濂先生的学生，老师手批学生的印作没有问题。但是，多数作者与陈先生并无师承关系，如在这些作者的印作之侧信手乱批一通，不啻是为大失礼的举动。当代西泠名家李早先生，其学艺之路始于家学，乃父李伏雨老先生即闻名遐迩的西泠巨手之一，李早先生与陈振濂先生明明是同辈人，但陈先生却模仿前辈的口气，在李先生的印作之侧，手批“笃厚醇朴，不见雕饰”的句子，如对照白石老人手批其门人印作的句子，两者何其相似。这明显是对李早先生的极不尊重。
陈振濂使用的这种毛笔书写格式，在传统毛笔书面书写格式中，只天子一人用过
陈墨先生同样是今之西泠篆刻名家，他是当代浙派篆刻巨手余正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他与陈振濂先生也是同辈人，但陈先生在手批其印作时，表现得就更为出格离奇了，居然径自把自己的批语，题写于此印谱纸面空白处的最顶端，这是大悖传统文化礼仪的失礼行为，也是陈先生缺乏文化人基本教养的表现。不难想见，身为老师的余正先即便是为其学生陈墨先生批改篆刻习作，他一定也不会“批”出如此离谱的“格式”，因为余正先生是韩登安老先生的传人，他的礼数自然周全，哪怕是面对自己的学生。由陈振濂先生这一番“托大”式的傲慢、无礼乱批，大略又印证了当下西泠印社，已失去“老西泠”既有的雅宜谦抑之风，所以陈振濂先生这部自我标榜的《印谱》更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演绎了“斯文扫地”的真切含义。
埃里希·弗洛姆说，“人类通过不顺从的行为继续向前发展着，这不只是说，由于人敢于向以人的良心或信仰名义出现的权力说‘不’字，人的精神发展才是可能的，而且，这也说明人的理智的发展同样也依赖于不顺从的能力，不屈从于那些试图窒息新思想的权威……”。旨哉斯言，对所谓“权威”的祛魅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只有依据客观事实，客观衡度陈振濂先生当下真实的学术水平，才能实现对他的“祛魅”——当下的陈先生仅仅是用其头顶的“光环”唬人，舍此无他矣。
陈振濂先生在《陈振濂四十年艺术思想观念史科研印谱》一书的“附记”中自言，有关这本“自我表扬”的《印谱》，他所以没有邀请当代印坛的长者参与，是担心会被人指为，他是在借用长者的名望为其“背书”云云。既然陈先生认为邀请长者表扬自己是为其“背书”，那么请“幼者”表扬自己，就不是为其“背书”了吗？陈先生的思维混乱若此，实在已颇多“拎不清”的意味了。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