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谈谈宋代家法

陈桥兵变

959年赵匡胤被后周世宗用为殿前都点检，960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宋承五代，朱温以藩镇代唐，后梁为太原李氏父子所灭，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都为内部军人所篡夺。如何终结五代短祚之命运，延续赵宋之政权，是太祖首先考虑的问题。依据问题的严重及优先次序依次为：

1、朝廷内部军人将跋兵骄的问题，即如何使得内部将领不再有篡权的可能；

2、割据之政权及封疆大吏的问题，即如何取而代之，解其兵权，使其无坐大可能。

上述两个前期最突出的问题核心还是“武”——即军事问题。当然也有皇帝与将领，中央与地方的问题。

961年，赵匡胤就把禁军中资历最高的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解除，提拔资历较浅之辈。在消灭各割据政权后，即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国策。这时就有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3、如何防范文官，使得皇帝不为权相所制或为其篡权。

太祖是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秋七月条》载：

“上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何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之神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虽然谈的息兵问题，所谓方镇太重，根源还是“君弱臣强”，重点在“夺其权”。这是文武都通用的。在太祖的举措中，首先贯彻的就是夺其权。夺其权又分为上夺其权和分其权两种夺权方式。

上夺其权及分其权后，则又有“防”、“制”。宋太宗代太祖，第二天大赦天下诏书曰：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尊承，不敢逾越。”

太宗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总结太祖之制。宋代的制度及史事，大抵遵依此家法。如我们最熟悉的杀岳飞，也是这一祖宗家法之下的产物。

杯酒释兵权

先说兵制。

兵制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太祖实录》、《宋史》未著一字，史家一般认为无其事。这里不详论。

募兵制在唐中后期兴起，五代成为割据政权的主要兵制。在中央有禁军，地方有地方军。太祖殿前都点检即为禁军的两大高级将领之一。

太祖以中央禁军殿前都点检黄袍加身，他首先要防的就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黄袍加身第二年，即961年，太祖就把禁军中资历最高的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解除，提拔资历较浅之辈，以便于控制。

除了中央禁军外，藩镇地方军也是政权的主要威胁。965年，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合乎兵样的人，送到中央当禁军。不合标准的，留在地方当厢军。这样就削弱了藩镇地方军，形成了宋中央禁军为主体的军队体制。地方厢军并无战守之责，只在地方当杂差。

北宋统一南方后，由于北方尚有辽，西北尚有诸羌，又有辽、夏边境征调之乡番兵，同时原有招募之禁厢军不能裁撤，凶年流民的招募，北宋军队规模越来越大。

记载北宋仁宗、英宗两朝史事的《两朝国史志》论及北宋兵制道：

“招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收天下犷悍之徒以卫良民，今招募之兵是也。”

晁说之《嵩山文集》“应昭封事”叙述太祖故事：

“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募兵之制，一方面收凶年之流民为兵，使其为良民之卫，另一方面也将“兵”“民”截然分开，使其无法合流成为一股动摇朝廷之军事力量。但其募兵在北宋百年间的快速增长，成为其积弱积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太祖以晚唐权宜设置的枢密院定为常设机构，设置枢密使分宰相军政之权。枢密使同时也对将领起牵制作用：枢密使有制令之权而无握兵之重，将领有握兵之重而无制令之权。太宗时，把枢密院之权归于皇帝，对于带兵出征的将领，实行“将中从御”的办法，对将领在前线的举动加以限制。辽、夏沿边及诸路，也以文臣任正职，以武将任副职。以文官抑武将，使其互相牵制、互相制约。

禁军除护卫宫禁和京城外，也戍守边疆及外地州郡。太祖在内外驻军及比例上，煞费苦心，以合乎制约之原则。《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神宗谈话曰：

“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因于此。”

而在驻军与地方，将帅与士兵之间，又有更番戍守之制，使驻军不专于某地，将帅不相互结托，形成势力。《文献通考》曰：

“五代承唐藩镇之弊，兵骄而将专，务自封殖，横狡难制。祖宗初定天下，惩创其弊，分谴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得骄惰。”

赵匡胤与赵普

次说地方行政。

前文提到对于方镇太重，赵普给太祖的方法是“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收其精兵已在兵制中提及，这里再谈夺其权和制其钱谷。后者也涉及宋代之财政政策。

藩镇雄踞一方，自为一国，首在夺其权。夺其权的前提还是军事实力。太祖收节度使所领之支郡（即州）直隶中央，架空藩镇节度使，地方复归州、县二级。节度使仅拥一官号，居京师厚禄养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法唐制分天下为十道，后四年因转运使有路之名改制为十五路，后增分为二十三路。

太祖时，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太宗时，于各道（后为路）设转运使，转运史将一路财赋，除少量留存地方外，其余都解送到京城。“制其钱谷”，实现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绝对控制。中央又于宰相之外置三司专管财政，此节后述。

诸路不置元首性质之长官，而置四司分领众务，分别为掌漕运与财赋之曹司（即原转运使）、掌刑狱之宪司（原转运使兼）、掌常平茶盐之仓司（原转运使兼）、掌兵工民事之帅司。四司由中央委派文官担任，其官为中央，而职兼地方某事。官为虚官，职为实职。官职的分离是宋代官场的常例，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四司互不统辖，其主责又有重合之处，互相制约不易专权。

诸府州有节度、刺史之官，居京师并不理府州事，中央另委文官权知府州事，称为知府事、知州事（即中央文官兼府州事，中央文官为虚，府州职位实）。该府州之赋役、钱谷、刑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之。恐知事之权太专，府州又置通判，与知事均礼，凡府州之诸政，皆需通判签署方能行下，而通判又兼刺查官吏之权。以通判防知事，知事通判互为制衡。知府事后代发展成知府实官。

中央委派之任职地方官，其更迭也迅速，以防其专权。短则几月，长则数年，已调职矣。明乎此，我们看到宋代文人传记，其职位调动之迅速，也就不以为怪了。

废坐撤茶

最后说中央行政（相权）。

相权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废坐撤茶”。太祖于大将“杯酒释兵权”，于宰相则“废坐撤茶”。两者同样是对其权力的剥夺和地位的下降，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影响深远。废坐撤茶有之，但恐非一时之事。

仁宗朝宰相王曾笔录：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上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谓坐而论道者欤？国初，范鲁公质、王宫师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相，且惮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口误之失，帝从之。自是奏御浸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于今遂为定式，自鲁公始也。”

“废坐撤茶”是主动还是被动，或者兼而有之，已不可考。但宋代宰相实际却是废坐撤茶了。从礼仪上，皇帝与宰相的地位，从相对的平等变成了明显的一上一下，皇帝威严进一步巩固。而诏书决策，前代宰相“熟状”也就是定稿送呈皇帝，皇帝亲览印画降出奉行。宋代宰相则呈“劄子”也就是几条意见办法送呈皇帝，由皇帝正式决定再拟旨。政令的方案权由宰相上移到了皇帝，宰相更似秘书长。看似一小步，实际一大步，君权得到了极大强化。

皇帝夺宰相之权外，又分宰相之权。前代宰相无事不统，宋代宰相民、军、财三大政被夺其二。《宋史》职官志：

“尚书、门下并列于外，有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廷诸司，中外莞库，悉隶三司；中书但掌册文覆奏考帐。”

宋代三省，尚书门下已被排除在决策机构，中书和枢密院一文一武对掌大政，又称“两府”。枢密院前已述及，此处再谈财政之三司。

“司”本是唐代六部下面的官名，唐代三司，判度支、判户部、盐铁转运使，为三个使司。唐代宰相时兼领尚书的一个司，便于财务的掌握和处理。唐末五代始有一人专制三司。宋将三司从相权中分离出来，宰相失去了财政控制权。

“三司之职，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人，朝廷不顾，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其恩数廪禄，与参、枢同。”

军、财之权外，宋又剥夺宰相之谏台、司法、人事等权。

唐谏官为中书门下之属官，职在谏阻皇帝。台非宰相之属官，但亦由宰相任用或推荐，职在监察中下级官员。宋代谏台独立，由皇帝任命，宰相不得推荐人选。谏官不谏皇帝，而纠绳宰相。台官也以宰相为主要目标。谏台之官，往往选新进后生，锐于言事者。因其在纠绳宰相，本职即在表示异见，必胜之而后矣。谏台因此成为宋钳制宰相的极大势力，也是宋政治组织的一大特色。

太宗时，又夺中书之司法和人事权。《涑水记闻》：“李受曰，淳化中，赵韩王出镇，太宗患中书权太重，且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向敏中时为谏官，上言，请分中书吏部置审官院，刑房置审刑院，初皆以两制重臣领之。”《宋朝实录》：“太宗用赵普议置考课院、审官院，以分中书之权。”

宋代科举大体沿袭唐代，也有不同。在集权及制衡方面，核心的举措是殿试。973年，李昉知贡举，时人以为不公。太祖召见下弟之人，择其一百九十五人，与已录取者，亲自试于讲武殿。自此，省试后举行殿试，遂为常制。962年并有诏曰：“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至此科举之人都为天子门生。唯天子是尊，防大臣结党营私。

夺分宰相权外，宋代也往往设多相，以左右相两相为常见，使其相互牵制，达到平衡。此为宋代平衡宰相之重要家法。

夺分宰相权后，为防子孙任意妄为，太祖又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祖训，以防君权任意妄为，毁坏赵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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