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早期先贤潘序伦先生——坎坷铸就辉煌，会计学界的一代宗师

一个会计学家的自述

（1983年1月）

▎潘序伦

我现在已是一个九旬老翁了。回想自己一生中,曾以大半辈子致力于会计学的研究和教育,号称弟子十万。过去,很少有人知道我青年时代的坎坷往事。如今不计有辱于“尊师”的称号,把一切细细写出,如能对广大青年,尤其是一些一度失足的青年朋友有所帮助的话,那么,我这个九旬老人也就感到欣慰了。

一八九三年七月我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大地主潘亮之家中,排行第四。十五岁时,到上海浦东六里桥的浦东中学学习。我自恃各科考试成绩优异,经常考得第一名,骄傲自满,既于尊师之道有亏,全班同学对我也无好感。在将毕业时,我卷进了一场因抗议某教师对学生的课业批分较严而举办的交白卷风潮,被学校开除了。我只得回到家乡,考入常州府中学堂。

坎坷人生

中学毕业后,我才真正踏上了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一九一一年春,我考进了南京法政大学经济学系。该校因不合当时政府创建大学的规定,被迫停办。我也就随之失学。无可奈何,我投考了那时海军部办的南京海军军官学校附设收发无线电报讲习班。校方供给学生膳宿,每月还发给银币十八元的津贴,冬夏两季的军服各两套。在物质诱惑下，我就违背了学习经济学的初衷,而胡乱投考了这所学校。一年半后学习期满,我的毕业考试成绩五门学科都是一百分,获得该校建校以来从未有过的优秀成绩。照常例,我当受到本校之聘,担任下一级的教师。可是,我在中学里骄傲自满、经常顶撞老师的恶习仍在发展。这样,我就被摒弃于校门之外,派在我国当时一艘最大吨位的海军巡洋舰“海圻”号，当了一名准尉级无线电收发报员。我怀着“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的懊丧情绪,一再呈请海军司令部准许我退役,费尽周折才获批准。

从我十六岁考进浦东中学起,到二十三岁脱离海军时为止，我已成了一个“学书不成,学剑无门”不成材的青年了。

我在彷徨失措之际,只得依靠亲戚关系,到南京造币厂当一名帮技士,月薪四十元。我雇了一个专门“听差”,他对我的称呼是“老爷”。我这个摇头老爷对于制造银元的工艺,一无所知。所谓“帮技士”,不过是一个挂名差使,无事可做，“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我每月领取的月薪,不够我花,就经常向我大姐借钱。不久,我所依靠的亲戚、造币厂厂长落职而去,我也当然随之而被革去了帮技士之职。

此后,我又依靠一位同乡世交,当时担任镇江中学校长的周某,获得了该校英文教师之职,我的听差对我的称呼改为“师爷”。做了教师爷，可是我的英语程度很差,受到学生的蔑视。可怜“好景”不常!周某受到学生罢课的冲击,辞职而去。我也只好跟他一起辞职,返回宜兴蜀山故里。

误入歧途

我返回故乡,既无适当的工作可做,又缺乏学习、进修的机会,加上我意志薄弱,受了当时乡间坏风俗的影响,逐步陷入赌博、放浪的泥淖中,这样必然与一伙流氓分子为伍。

转瞬间,我年已二十八岁。那年除夕夜,我听到西邻青年旧交周君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不禁怦然心动,当夜走访他家,与他仔细交谈。周君说:因自己知识浅薄,没有什么前途、希望,看到许多有志青年远赴法国,用勤工俭学的方法来争取进步,所以也想去一试。这一番话,对我犹如雷轰电击,打入我的心坎!我回家后,思想剧烈斗争,整夜失眠。年初一早晨,我唤醒我的前妻,对她说:“我过去多次走出家门,不听你的劝阻,做了不少荒唐事。我昨夜受到一次极大的刺激,决心改邪归正。从年初四起,我一定和一些赌友一刀两断。我想到上海去报考圣约翰大学进修英语。倘有机会,我还想仿效周君的雄心壮志,出洋深造呢!”当时，我的二兄用冷笑的语气对我说:“老四,劝你不要作这样的胡思乱想了。你想出洋深造,求取功名,光宗耀祖?我想我家的祖宗还没有这样的福份呢!”我听了这话,也只好耐心忍受,未出家门一步。第三天,就打点行装,奔向上海,再一次踏上求学之路。

发奋苦读

到上海后,我找到黄炎培先生,求他为我介绍进圣约翰大学读书，他把我推荐给一位姓朱的教授。谁知朱教授一见面,就叫我一声“潘先生”。我一听这称呼,像触了电似的,眼泪夺眶而出。因为我是来求做一名学生的,现在朱教授以“先生”相称,我怎么受得了呢?古诗说得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在学习的路途上,我走了这么多的弯路,至今一无所成,快要三十岁了,还要来做一名学生,还不知做得成做不成。后来,总算同意我在三年级做一名试读生。当时圣约翰大学学费昂贵，每一学生每一学期缴付银币二百元,这一数额几乎等于我每年收入的半数,可说是一项非常沉重的负担。那时圣约翰大学的学生都在寝室自修课业。学生按成绩优劣分配寝室,优等生住在二楼、三楼,次等生住在底楼,因底楼受到学生往来的干扰较多,二楼、三楼比较安静。我是个新学生就被派住在宿舍门口的第一间内,受到全宿舍学生的干扰声最大。我自惭形秽,不敢和同学们交谈,终日伏案苦读,丝毫不敢有所懈息,终于升入了四年级。毕业时,我的论文被评为全校第一,获得了一枚奖章和圣约翰大学文学士的称号。

然而，人生的考验对我并未就此结束。那时,我的原配妻子已去世又娶了续弦。就在我毕业回家与她团聚刚满一个月零三天,就从报纸上读到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老板简照南登广告,规定由当时各著名大学每校选送四名优等生参加该公司选派留学生的考试。圣约翰大学选送参加考试的毕业生中有我在内。我如果参加考选,要出洋留学几年,而当时的交通条件远非今目的便利和安全可靠，出洋后是否能如期安然归来,还不可知;我和新婚妻子相处不过一个多月,又何忍舍之而去,远涉重洋,数年不归呢?但我最后认为我有机会出洋留学,倘能获取一个硕士、博士的学衔,也了却了我的宿愿。我决心去上海参加考试,以第一名入选,因此我就暂离妻子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在美国留学三年,先在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学习两年,毕业时得到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最后一年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度过的。在我租赁的寓所中,前面是书桌,后面是做饭的煤气炉。我日夜只知读书,三年没有看过一次电影,更没有出门参加过什么集会。我终于在一年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

自强不息

回国后,我担任了东南大学附设商科大学的教务主任,又兼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那时,国内的民族工商业已在发展,迫切需要改善经营管理,首先要改良会计制度。我在一九二七年春,辞去两所国立大学的教授职务,改途执行会计师业务,设立“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并在事务所内设立会计补习夜校。逾年,又改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扩大会计补习夜校,改名为“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我之所以选用“立信”,是取义于《论语》上的一句名言,即“民无信不立”。凡是工商业者在业务经营中,首先要建立起客户对他的信誉,而以会计工作为专业的会计师以及会计工作人员,更需要在社会上建立起一种“诚实不欺”的信誉。

自一九二七年起到一九三八年止,我所业务逐渐发展,几乎垄断了全国的会计师业务。我的收入,每年可达十数万元。对我这样一个以前曾经有过几次堕落、几次改正的人,发财致富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我又在执业余闲,邀请几个游手好闲的游伴,晚间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舞厅之中。

可是,有几件事对我刺激甚大。首先,我的会计师同行即竞争对手徐永祚会计师编纂了《会计杂志》月刊,其中登载着他的“改良中式簿记”的论文以及其他有关会计学术的论文,甚受国内工商界和会计界人士的赞誉和欢迎,销数颇巨,名利双收。我自忖,徐永祚学历不如我,竟会有能耐来编纂会计刊物,而我以专习企业管理和会计的留美硕士、博士,反而不如他，自问于心有愧!因此,我就决心从事于立信会计丛书和会计季刊的编写工作。其次,我已感到会计补习学校不是一种正规学校,毕业生无正式学历不被社会承认。因此,我在一九三七年夏创建一所经当时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从这以后,我经常代表本校参加大专院校联谊会的活动，与各国立私立大专院校的校长为伍，与跳舞厅也永别了。

但最厉害的刺激是在“1·28”淞沪抗战那年除夕,我军正在闸北同侵华日军作殊死搏斗,我却在北京西路的丽都舞厅和舞女翩翩起舞。忽然,震耳欲聋的炮声不断传来,使我想起我军正在为国家的生存浴血奋战,我有何心肝,还在这里寻欢作乐呢?岂不成了一个不齿于人类的冷血动物了么?不久,我就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一起搬到重庆,为抗战服务。

回顾我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在年轻时由于无知而滑人歧途,只要痛改前非,自强不息,同样可以学到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真本领,同样可以成为有所成就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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