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人,难!

情感   2024-12-12 10:58   江苏  

Hilal Özcan【土耳其】| 图
老周 | 文

今天,是你陪着老周的第1731天



一位我的前同事,现已身居要职,年初时雄赳赳跟我说——要让公司旧貌换新颜,昨天惨兮兮抱怨道——当个“张居正”真难呀!
难,是肯定的。可,难在哪儿?

还是拿历史来说事吧。

我们的历朝历代,就是奥特曼打小怪兽,过程虽波折,结局却注定——乱治交替,周期兴废。每个王朝,无论皇帝贤与不肖,多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谁都走不出这个“怪圈”,究竟为什么?

你看,自秦汉之后,我们就是一个官僚帝国。封建制自打春秋时期结束,就只有短期和局部的复辟,不再有整体的存在。这样的帝国,无论大一统还是南北分治,或者多国共存,每个政权都是——官僚型帝制

汉宣帝高呼——朕与二千石共治天下。于是,皇帝与官僚共天下,皇帝借助官僚治理国家,成为制度的本质属性。所以,皇帝和官僚体系是这个制度的两大核心要素。皇帝的统治能力、官僚机器的运转,以及制度的有效性,就成了帝国兴衰的关键。

皇帝“想干嘛就干嘛”的胡来,可以导致帝国的崩塌;同样,官僚机器和制度的严重不合理,也一样国将不国。你看,二世而亡的秦朝和隋朝,是皇帝折腾的结果;西晋的速溃,主要是制度设置的问题。另外,大明类似的制度问题,也导致了动荡和王权的更迭,只是因为发生在老朱家内部,我们不将它算作是一个王朝的覆灭。

相较而言,官僚机器的分量其实更大。一般来说,只要皇帝不是特别能瞎折腾,王朝就不会突然崩解。而,官僚机器如果整体废弛,那,王朝一天都活不了。当然,官僚机器整体罢工的概率不大,这个机器主要的问题在于——老化。

平稳续命的王朝,延续到一定时间,就算皇帝的行为中规中矩,官僚制度一样会呈现疲态。机器嘛,运转时间长了,总会出现部件老化的问题。这种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任何一种制度都一样。更大的难题是,在帝制条件下,这样的机器基本上不能大修,顶多更换零件(人),一般不可能修改设计。即使还能维持,但再往下走,迟早会不行,早晚会出现崩溃性的停摆——其亡也忽

你看,王朝新立时,设置制度,成立机构,当然都是为了做事。有事,才设其官。即使是负责宫廷礼仪、迎来送往的,在老百姓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机构,对于朝廷来说,也是因为有用才设置的。当然,制度设官分职,本质来说,官员就是雇员,拿工资干活。所以,官员也是一种养人的职业。在那个时代,还是最好、最稳定,也是最有荣誉感的职业。只是,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都不是为了养人,养人是为了做事。

对啊,设置机构的初衷就是为了做事,为了做事才养人。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制度的性质却变了。做事的功能越来越含糊,而,养人的功能越来越凸显。你看,即使不像北宋那样——皇帝为了防止臣子借权搞不臣,刻意在机构设置上做文章——一件事被多方负责,互相牵制,搞得结构叠床架屋,除了养人,别的什么事也做不好,就别的王朝来看,机构膨胀、效率降低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机构碍于祖制,无法明目张胆地扩张,编制外的胥吏就会大规模膨胀——养人养在官,养在吏,其实都差不多

其实,任何一个官僚帝国,官权在民间的制衡,是有限的。你看,地方的豪族大户,或是后来的地主,的确对于地方官的滥权有一点制约。但,地方官只要执意胡来,那些富户的抵制也往往限于自保;能够通过关系搞定的,毕竟是少数人才办得来的事。如果朝政昏暗,地方官来头大,那地方富户可能连自保都难。至于平头百姓,地方官生杀予夺,只要没把事闹得太大,遭到御史弹劾的可能性,其实不大。地方官及其下属,包括书吏和衙役,对于境内和过往的商人,具有更多的支配权。所以,借官权生财,在那个时代,可是三百六十行里最便捷可靠的途径。无论官员是否贪恋他的职位,都会给他带来钱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其实不是讽刺“清知府”的贪,而是说——即使“清”,也一样会有这么多工资以外的收入。

当然,历史上,一尘不染的清官不是没有,只是这样的人,在任何朝代,都是稀罕物,比例太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在多数朝代,官员的工资还是比较高的,靠工资就可以活得不错(虽然他们未必就不贪);有的朝代,官员的工资比较低,相当于让官员靠额外的灰色收入发家致富。

地方官不用说,父母官嘛,属于“亲民之官”,可以直接盘剥获利;负责的主官,也不用说,就连县丞、主簿等杂佐官,只要管点事,都很“肥”。即使不怎么贪,经手的财物也可以让手“沾油”(详见欺上,瞒下,哪个容易?)。朝中的官员可以通过与地方的各种公务往来,让地方官给他们“纳贡”,即使是没有资格给地方官办事的京官,一样可以通过“打秋风”的方式,让地方官出血。

地方官进京公干,一般都得不停地掏钱——一方面,对所有用得着的高官,进贡孝敬,按这些官员的级别意思意思;另一方面,得不断地招待同乡、同年,塞红包。通过这样的互通有无,官僚群体自我的勾兑,使得官员这个群体,整体上被这个体系养着,皆大欢喜。

你看,我之前也写过,明清两朝时期的胥吏,他们的工资或者补贴,低到几乎不能养家,但——这个群体却一直在膨胀(详见我们,都是一只鱼)。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有编制的书吏和衙役,未必会增加很多,但,“临时工”却总在增加,速度和规模还相当大。尽管衙役在政治上属于贱民,但大家对这个职位趋之若鹜,因为只要沾上官权,就可以弄钱。书吏和衙役,本质上都是官僚机器上的部件,而且还是很重要的部件,一旦缺了,机器就会停摆。所以,他们也是官僚制度这个“铁杆庄稼”养的人。体系不明令给工资,但他们依靠体系,就可以丰衣足食。

随着王朝的延续,各级政府部门,都不可避免地在悄然改变自己的性质——从办事,变成养人这个过程,一般都是潜移默化的——各个机构,办事的属性逐渐减少,养人的属性逐渐增加。无论哪个机构,办事的功能都在退化。

一旦出现了急务,朝廷只好设置临时机构来处理,后来临时机构变成正式的,也不办事了,就再设临时机构。到了王朝末年,机构整体办事能力退化到一定程度时,这个机构对于王朝的生存不是在帮忙,而是在添乱。

你看,一个县的政府,原来设立的目的,就是帮助朝廷维持秩序,同时征收钱粮,给朝廷输血。刚开始,县政府从百姓那里征来的钱粮,大部分上缴,小部分自肥,后来,上缴的份额未必减少,但,自肥的份额逐渐增加,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到了民不堪命之时,就会因人祸而出现生计问题,如果再遇自然灾害,就会发生动荡。这时候,朝廷要么拨款救济,要么派兵镇压,这两样都会加重朝廷的负担——这样的地方政府不是在帮忙,而是在给朝廷添乱,甚至“挖坑”。

机构是养人的,随着形势的变化,即使这些机构没用了,也裁撤不了。你看,大明时期的兵制,开始是“卫所制”,但,后来卫所的官兵,只能屯田,不能打仗了,只好另设“镇守制”,招募雇佣兵去打仗。而,卫所却不能撤,一直保留到大明灭亡(详见《这,怪谁?》)。

你再看,大明时期的省级官员,原来是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按察使(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和兵马指挥使(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后来发现这“三驾马车”三权分立,没法干活,于是在三权之上加派了一个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其实,在巡抚成为一省实际上的一把手之后,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可以撤销了,两者的衙门机构也可以裁掉了,但,实际情况却是撤不了。这种职权重叠、官员互相牵扯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清朝。

大清,将总督也变成实际上的地方官,总督比巡抚高半级,有些地方,比如广东、云南和湖北,督抚同城——一城之内,既有总督又有巡抚,职能重叠、职权打架,但,就是不能裁撤一个。更可笑的是,大清不预立太子,理论上来说,太子詹事府这个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不能撤——说是留着官职,给翰林们做一个升官的中转站(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镀金)。你看,大清原来设有漕运总督,督办漕粮事务,但,晚清由于太平天国内乱,原来的漕运被断,就实行了漕运改海道,这个庞大的漕运衙门已经没有用了,但——依旧不能裁撤。

晚清时期的戊戌维新,在百日变法之时,并没有实行一丁点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仅仅裁撤了一些闲散衙门。比如,裁了督抚同城的巡抚、裁了漕运总督;撤了詹事府、太仆寺等十几个闲散衙门。就政府效率而言,这样的变革即使在旧制度时代,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由于这样的改革,仅仅在京城就涉及上万人的生计,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当然,这也为西太后刁难光绪,为难变法,提供了口实。尽管戊戌维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最高权力二元结构(一山有二虎),西太后担心变法提升光绪的地位和人望,自己失去权力,但,中国官僚帝制结构本身的养人难题,也是一种过于难过的关口。

这里要补充说一下,袁世凯后来提出的改革方案——立宪改革,西太后一开始也是高举双手同意的,因为这个方案——利国利民。但,这个方案——不利官,在无数谗言之下,西太后终于妥协叫停——一方面涉及的人太多,一方面也怕自己被架空,失去实权。

在旧帝制结构中,官僚体系原本是王朝的支柱,但,这个体系却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和性格(就像现在的人工智能一样),只要按自己的逻辑走下去,就会慢慢从支柱变成蛀虫和赘疣。而且,在旧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体制自身很难做好修补。

实话说,我们的官僚帝制,本质上依旧是一种专制体制,这样的体制,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如果要修补,前提是必须改变体制。多少王朝自身的变法,都是针对官僚体系的问题。但,秦汉之后,没有哪次变法能够完全成功。

你看,王莽改制,不改新朝还能维持,一改反而葬了自己(详见《他,很精神,也很神经》)。其他的,像唐朝的二王八司马改革,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砸人饭碗,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天大的罪过,一旦改革涉及官吏的饭碗问题,就会举步维艰。只有大明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因为没有动太多的人、太多的机构,他重点改革了税收政策——把此前非法的摊派,变成了合法的税收,简化了手续,在不太触动官僚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减少了因征税手续繁复对百姓造成的勒索(详见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即使如此,张居正死后照样遭到了清算。

官僚体制一旦形成,就有巨大的惰性,这个惰性就像天文学上的黑洞,可以吞噬任何试图改变它的人,甚至包括皇帝。

在我看来,历史上的改革难,改革者的下场惨,本质上都是——过不了“养人难题”的关口。

写在最后:
当然,以上只是——难的原因,并非——难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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