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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Tsinganos【澳大利亚】| 图
老周 | 文
今天，是你陪着老周的第1683天！
一位上海的朋友，说——今年活得太累了，压力越来越大……身边那帮原来光鲜亮丽、五指不沾阳春水的同事，居然开始自带午饭了！
我们的老祖宗，痛定思痛，给我们留下过这样的话——三年丰，三年歉，六年一小灾，十二年一大灾。当然，这是他们通过观察天象、仔细生活过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于是，自古以来的官员，都知道——丰年，要存粮备荒；歉（灾）年，要赈济灾民——这，是“臣等”的责任。遗憾的是，知道不代表做到，尤其是经历过盛世的朝代，都会得一种病，在我看来，就是——盛世后遗症。你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史称——盛世。盛世的顶峰，就在乾隆一朝。乾隆吃得好、睡得香、玩得欢，活得长，当然，干的事也确实不少。他自我感觉还相当好，自称——十全老人（其实，就是想说自己是——十全皇帝）。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哪有十全十美的人？皇帝也不例外。你看，十全过后，王朝就进入了衰世。当年，来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虽然使命一个都没完成，但已经看出了——这个庞大的王朝，不过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当然，王朝的衰败，不仅仅是——钱，都让乾隆爷花得差不多了，而是——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严重老化。乾隆一死，他的好大儿——嘉庆，就着急忙慌地把老子最宠爱的大臣，下了大狱，全然不顾飘在半空的老子的感受，也不顾嫁给和珅做儿媳妇的妹妹的面子。于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这个清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贪污腐化的恶行，并不限于贪污了许多的银子和宝物，这些银子宝物，尽管奉旨抄家的人，私吞了不少，交到嘉庆手里的那些，也足以吃“撑”。只是，由和珅造成的腐败的氛围，败坏的吏治，在当时而言，却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救治了。和珅一案，当时是大案，但，大案下面，还有若干次一等的案子，这些“次大案”，如果放在别的朝代，其实都不算小，但因为有“和珅案”在，只能算小。你看，湖南布政使——郑源璹（shu，二声），他的“卖官案”，就是众多“次大案”的一个。一个省的布政使，是这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但，当时一省并列的长官有3个，除了布政使之外，还有按察使（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和兵马指挥使（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这3个大官，谁也摆平不了谁。于是，明朝中后期，就在这3个大官之上，加了一个中央委派的总督或者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到了清朝之后，这种体制被固化，所以，布政使就变成了老二，但权力依然不小，依然保留了较多的人事权。在形式上，下面官员的委派、升迁，要由布政使操办。只是，在督抚强势的情况下，真正决定官员命运的，并非布政使。不过，如果某个布政使的背景比较硬，来头比较大，硬是不买督抚的账，自己挂牌任免，在体制上，也不能说有什么错。这个郑源璹，在乾隆朝后期，官任湖南布政使，由于跟和珅走得近——背景比较硬，所以，湖南一省官员的委派，就他一个人说了算。那时候，地方官员的选拔，是朝廷的事，无论是科举考上的，还是捐班买来的，亦或是军功得来的，都得由吏部派到省里。在省里候选，有了空缺，就再由省里负责派到下面去。一般来说，凡是有权排遣的官员，无论是督抚还是布政使，都可以借机揩油。让你候选多长时间，补什么样的缺，里面大有名堂。但，那时候的规矩是——凡是科举正途上来的，理论上是不能让人家长期候着的，有些来头特别大的，比如从翰林院下来的老虎班，可以指定某个县令，说补救补；可以大做文章的，只是那些捐班和杂途上来的官员。当时，真正的卖官，省里是不大敢的，操作起来也有困难。真正的卖官，在原则上，是吏部官员的买卖。但，背靠大树好乘凉啊，郑源璹靠着和珅这棵大树呢，他可不管什么规矩，只要上面派来候补的官员，不管是谁，一律候着——明确告诉你，你要去的那个位置上，现在有人，你得等。即使来头大的指定省份的进士，也得等。想不等，也简单，拿钱来，根据县份的优劣，价码也有高低，少说也得万把两银子。那些指定省份的候补，当然要闹要争，可人家压根就不搭理，就一句话——那人还没退休，你得等。一来二去，拖到最后，盘缠用得差不多了，又舍不得这个官位，只好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当时用得最多的，就是——借高利贷，上任之后，想办法再还上。如果你是指定县份的，高利贷不用借，但，得派人到这个县里，让这个县的书吏带上银子，去省里帮你运作。而，县里早就知道你是指定的，你派人来求，自然答应。但，你上任后，帮你上位的书吏，再怎么横行不法，你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管不了。反正，借高利贷也罢，找书吏帮忙也罢——这个贪官，你是做定了。如果不肯就范，就只能等。你看，案发之时，湘乡知县，按吏部的统计，已经委任了7年，但，实际才到任4个月，而，隔壁的湘潭知县，已经授任5年，却一直还没到任。这样能卖官、有人事任免权的官，自然肥得流油。你看，布政使衙门，光家眷就有400余人，连同家丁和仆人，俨然浩浩荡荡的一支军队。家里养了两个戏班，连台好戏，昼夜不息；儿女结婚，送部分家眷回老家，12条大船，旌旗耀彩，辉映河干。弹劾郑源璹的官员，感慨——郑源璹之恶，关键是坏了规矩。原来，下级也孝敬上级，官员们都按潜规则拿钱，但，彼此之间，都谨守一个分寸。盘剥搜刮不过分，老百姓也不会闹事。当官的，大官小官，都有当官之乐。但，自从和珅一党出来，潜规则也被破坏了。巴结孝敬上司，必须加倍，大家还比着来，你巴结100，我就孝顺200。如果你不懂事，就有像郑源璹这样的货，逼着你“懂事”。于是，官与官，大官与小官，官与吏，关系就乱了。彼此捞的钱多了，孝敬多了，阿谀奉承也翻了倍。只是，所有的负担，最后都得老百姓承担，弄得百姓痛苦，“压力越来越大”，活不下去。你看，乾隆爷活着的时候，中原五省的白莲教起义，其实就已经开始闹了，只是一直压着——盛世嘛，哪能有这种破事！等乾隆爷翘了辫子，嘉庆一看——我去！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了。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扑灭，嘉庆也累趴下了。只是，到了乾隆年间，长时间的平安岁月，人口增加，物产也增加。至少处于社会高层的那部分人，机会多了，享受也更高级了。乾隆带头享受，无聊了就北狩，无趣了就南巡，钱花得像流水一样。这种时候，和珅这样的“高手”，说话办事，就越发入眼，连带着带坏了整个官场的风气。所谓圣主的自负，又使得这样的风气，无从修正，没有什么直臣，敢于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指出这一点。和珅倒台之后，即使刻意搜寻，满朝文武都找不出曾经抵制过“和相”的人（别看电视剧里，有刘墉和纪晓岚跟和珅对着干）。倒是，电视剧有一个桥段是真的——一个御史巡城，碰上了和珅府里嚣张的家丁，御史烧了家丁的车。和珅一倒，各种诸如此类的抵制事迹也都冒出来了。其实，所谓的抵制，都是若有若无，牵强附会，多是一些死无对证的“痛打落水狗”而已。皇帝换人了，和珅和郑源璹都伏法了，白莲教也镇压了。但，清朝的吏治，从此却一塌糊涂，不可逆地坏了下去，居然成了某种不可再生资源。嘉庆，看得清楚，却没有勇气和胆略，进行彻底整顿。只不过——堵上几个过于明显的窟窿，抓几个过于扎眼的贪官，也就罢了。你看，言辞激烈抨击时弊的翰林——洪亮吉，也被嘉庆发配去了新疆，种葡萄去了。大清，刚过了盛世，到了嘉庆手里，就只能得过且过了。说来也可怜，作为皇帝，嘉庆处处节省，不敢出巡，喜欢大臣们穿补丁衣服，有点事就哭哭啼啼，下罪己诏，即使如此，也没能唤醒文武的天良。后来，到了他儿子手上，这个曾经显赫的王朝，已接近崩溃的边缘。盛世后遗症，发作起来，既无奈又可怕，既可怕又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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